論法律原則在具體案例中的適用

　　隨著社會生活的發展以及疑難案件的增多，法律原則在某些個案中的作用已得到學界公認，但對于該如何適用法律原則裁判案件才能獲得更好效果以及在這個過程中產生的各種沖突該如何解決還存在許多爭議。本文將從司法實際出發，通過對運用法律原則解決具體糾紛時產生的效果及問題的分析，探討在我國司法裁判中適用法律原則的條件、方式等，并思考如何完善以求推動我國法治水平的進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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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緒論

　　在查閱資料的過程中，我發現拋棄法律規則、適用法律原則這一情況在我國還是比較少見的。而幾乎每一篇與此有關的文章都會談到一個案例——“瀘州遺贈案 ”，我也會在后文中詳細論述。法律原則同規則相比，其在構成、適用方式上存在很多差異，而對法律原則如何運用在具體案例上的研究，將在理論知識與司法實踐當中起到重要作用，本文也將從這兩方面討論如何具體適用。

　　二、法律原則概述

　　和規則相反，法律原則較為抽象并具有概括性，一般被定義為“可以作為規則的基礎性或本源的綜合性、穩定性的原理和準則，” 它不像規則那樣只能個別適用，由于其具有普遍性，所以它可被適用于各種案件。

　　由于法律原則的抽象性與概括性，因此在解釋它時具有不確定性和模糊性。這在很多時候涉及到道德評價，而道德又不存在正確與否的判斷標準。這就會產生下文中將要出現的問題。同時，法律原則在現實案例中對法律規則的適用發揮著重要導向作用。

　　不僅如此，從法律制定上來看，“法律原則是一條紅線，貫穿法典始終”。其代表了法律精神，能夠保證法律制度內部和諧一致，并且對于法制改革帶有導向意味。從法律實施來看，法律原則具有監督、解釋、補充法律的功能，可以幫助人們正確認識法律，填補規則調整的空白，并減少對其濫用的情況。

　　三、法律原則適用的限制

　　由于其自身特點，法律原則在實際運作時怎樣正確適用就顯得尤為困難，并且在這個過程中往往會突破成文法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可能會不合理地擴大。這可能導致不公平的裁判，破壞法律的穩定和權威，從而產生許多消極社會影響，所以對其加以合理限制也很重要。

　　第一，只有不存在具體的法律規則，才能考慮適用原則。即“窮盡法律規則，方得適用法律原則。” 只有當法律規定在某方面出現空白，為解決糾紛，才可適用法律原則。比如我國1995年的精神損害賠償第一案——北京市海淀區春海餐廳賠償案中，法院審理認為，依照《民法通則》的規定，人身賠償應按實際損失確定，這里的“實際損失”法律規定中并未做進一步說明。法院認為實際損失也應包括精神損失，判決被告除賠償醫藥費、治療費外，還需賠償精神損害賠償金。這便是法律原則適用的成功案例。堅持這一前提，既是為了限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權，確保對案件的公正裁判，也是法治社會的需要。

　　其次，“只有為了實現個案正義，方能使用法律原則”。我國法官裁判案件時很少依據法律原則，通常都是直接運用法律規則進行裁判。有觀點認為此舉說明了我國司法實踐中對法律原則解釋的缺失，使得法律原則未被具體化和確定化，從而導致與其他規則或原則產生沖突。這種看法有一定道理，但在我看來，若法官適用法律原則裁判案件過多，勢必會導致自由裁量權擴大。而由于法官個人能力水平和對法律的理解不同，極易產生不符合公眾期望的判決的案例，從而破壞法律權威性。因此非因個案正義不得使用法律原則，這種慎之又慎的想法和做法都是可取的。

　　第三，“若無更強理由，不能徑行適用法律原則。” 在我看來，這一條實際上是對上面兩條限制的補充，都是為了謹慎適用法律原則。即當滿足前兩個條件時，主張適用法律原則的一方還應提供相應的證明。若在已存在法律規則的情況下卻“提出比適用該規則分量相當甚至更弱的理由，那么適用法律原則就沒有任何邏輯證明力和說服力了。”

　　四、國內外運用法律原則裁判的對比與思考

　　針對真實發生的事件，根據法律原則來裁判是十分不易的，需要考慮到多方因素才能做到合理適用。法律原則對許多案件的審理都產生過關鍵作用，解決了多起疑難案件，并受到了社會各界人士的廣泛認可。但其中也有的案件卻飽受爭議，這其中便包括前文提到的幾乎每個寫有關法律原則的適用問題的人都繞不開的一個案件——發生在我國的“瀘州遺贈案”。

　　瀘州遺贈案的案情其實很簡單：蔣某之夫黃某與張某自1996年底處于非法同居關系，黃某因肝癌住院，臨終前將部分遺產贈予張某并經過公證，黃某過世后，張某憑此向蔣某要求獲得屬于自己的那份財產但遭拒絕，隨后訴至法院尋求幫助，但“一審二審法院均否定公證的效力，并以有違公序良俗原則為由認定遺贈無效，駁回張某訴求。”

　　本案判決結果公告后引起了熱議，多數社會大眾以道德的角度看待此問題，認為法院判決的公證無誤;但多數法學家從意思自治的觀點出發，認為法院的判決還有待商榷，并且《繼承法》中能夠找到有關規則審理案件，這也涉及到最具爭議的一個問題：為何剩下的屬于黃某的個人財產也不能按照黃某的個人意志進行處分，即黃某的遺囑為何全部無效。

　　在我看來，誠然，法院是站在偏道德的角度，基于公序良俗的原則剝奪了張某獲得遺贈財產的權利，但張某在黃某病重以及日常生活中也曾精心照料其生活起居，從道德上看也理應分得部分遺產，并且也符合我國《繼承法》第十四條“繼承人以外的對被繼承人撫養較多的人，可以分得他們適當的遺產” 這一規定。因此現在再來看，法院的判決是有失公允的。

　　無獨有偶，在德國也有一起相類似的案例，法官在裁判案件時也利用到了公序良俗原則：一德國男子立下遺囑將自身財產贈予其情婦，法院判決認為“如果被繼承人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性欲或者其他有違社會公德的欲望，那么這種遺贈行為通常是無效的，然而如果是其他方面的動機的話，這種遺贈行為在通常情況下是有效的。” 與我國的瀘州遺贈案不同，該案得到了公眾與法學家的廣泛認同。

　　通過這兩起經典案例，我認為我們至少可以學到這些東西：

　　第一，以其他的法律原則甚至道德原則對抗已經有具體規則但其適用可能會導致不合理的后果時，應當慎之又慎，必須要全面的考慮問題，對于正義、道德的理解因人而異，要力求實現“無爭議”的個案正義。

　　第二，應當吸收借鑒外國經驗，用判例將抽象化為具體，為以后類似的案件提供參照。

　　通過法律原則審理案件時，很多時候都需要進行價值判斷，我們不能只用簡單的“因人而異”來回避問題，想要完美的解決問題獲得所有人的一致認可是不存在的，只有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避免個人主觀色彩影響判斷、謹慎適用法律原則才能做出正確的經得起歷史檢驗的裁判。

　　五、完善法律原則適用的建議

　　根據法律原則的特點和適用條件，第一點要做的便是適用程序要嚴格。在使用原則之前，首先要“窮盡規則”，在進行案件審理時，“如果法律已經對所涉的問題有了明確可得適用的規則且適用規則與適用法律原則均能獲得同一結論時，”應直接適用法律規則。

　　第二，要進行必要完備的證明，這是對其適用的前提要求。通過之前對法律原則特性的介紹，我們可以看到論證說理在其中是必要的。論證過程即是法官進行裁判所采取的思維方式，其應滿足以下要求：該原則具有法律性;該案件已經“窮盡規則”，符合適用原則的原因，并要說明裁判者對本案的價值判斷與規范。

　　第三，要建立類型化的法律原則適用模式，這需要我們對國內外適用原則案例的歸類、對比和總結。“沒有一個公式能夠告訴我們什么行為是不道德，從而是不正當的，……講究實際的法學家所關注的是將各種不同的情況加以歸類，并找出每一類情況所應適應的原則。” 于是，法院隨著裁判案件的增多經驗也會逐漸積累，作出正確裁判的比例也會提升，有失公允的判決也會減少。

　　國外學者對類型化研究極為深入，考夫曼通過研究發現，“只有在可比較的事物范圍內，才有類型。”以比例原則為例，德國聯邦憲法法院通過研究發現，在適用該原則的案件中，經常涉及的因素大概有：“所涉及事物領域的特性、做成充分判斷的可能性、相關法益的重要性和基本權利的干預程度、手段與目的的聯系程度等。” 這些在第一眼看上去并無多少聯系的詞語實際上都統一于基本權利的性質這個根本特征下，而與之相關的便是相關法益。于是我們把這種因素看作根基，對其他因素的各種展開與討論都是在此基礎上進行。在具體案例中，不同的因素通過不同方式相結合，形成了有所不同卻又聯系的類型體系。

　　因此，類型化的標準一般有三個：一是人們對此評價基本一致，所受待遇也基本相同;二是雙方的某種可以體現本源的性質或特質存在相同或類似的地方;三是該類型具有反復適用性。按照此標準，法律原則的類型化也應有三種：一是體現了相近的價值判斷某類案件，所受的評價也相類似;二是這類案件雖然表現形式不同，但所反映的問題卻可歸為一類;三是該類案件還有可能會反復出現。這樣，便能夠使我們擁有自己的法律原則的適用模型基礎，“使裁判者的目光在個案與原則間相往返，為原則的適用提供準確且規范的指導。”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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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恩平、傅波.論法定繼承人范圍和順序的完善——以海峽兩岸法定繼承的對比分析為視角.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1).96-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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