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學科體系的實踐路徑

　　摘 要：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學科體系，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培養社會主義法治事業建設者和接班人的重要內容。新時代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學科體系，應厘清發展思路，創新改革舉措，主動對接國家重大戰略需求，重組法學學科門類，完善法學學科體系;拓展法學一級學科，擴充法學知識容量;重構法學二級學科，優化法學學科結構;發展新興交叉學科，促進法學與其他學科的交叉融合研究，為法學學科繁榮發展創造機遇。

　　本文源自馬懷德; 王志永， 比較法研究 發表時間：2021-05-27《比較法研究》雜志，于1987年經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批準正式創刊，CN:11-3171/D，本刊在國內外有廣泛的覆蓋面，題材新穎，信息量大、時效性強的特點，其中主要欄目有：法政時評、法律信息二則、編者與讀者等。

　　關鍵詞：法學;法治;學科體系;學科目錄

　　一、引言

　　在 2016 年 5 月 17 日召開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習近平同志深刻剖析了我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存在的一些問題，如學科設置與社會脫節，學科體系尚不健全，新興交叉學科建設亟待加強等。他指出，創新發展和完善學科體系對構建全方位、全領域、全要素的哲學社會科學體系至關重要，并對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提出了殷切期待。[1]2017 年 5 月 3 日，習近平同志在考察中國政法大學時，特別針對法學學科建設中存在的學科結構不盡合理、學科體系不盡完善、法學學科與其他學科的交叉融合有待加強、知識容量有待擴充等問題，提出要加快構建契合中國國情、體現時代要求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學科體系，為我國法治實踐提供理論指引和知識儲備，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戰略的實施提供思想引領和智力支持。習近平同志從增強中華文明影響力、提升國家發展實力、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戰略、增強共產黨治國理政能力的高度，指明了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學科體系的方向。

　　法學學科作為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承擔著培養法治人才、產出學術成果、造就學術大師、服務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使命。健全和完善法學學科體系，是法學高等教育的發展之基，是培養和造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者和接班人的成事之要。因此，法學學科體系研究一直以來頗受法學界的重視，學術成果也較為豐碩，涵蓋法學學科領域劃分、新興交叉學科建設、學科方向拓展以及二級學科優化調整等方面。然而，囿于現行研究生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以下簡稱“學科目錄”)框定的法學學科的層次結構，對法學學科體系的完善只能是在原來學科構造基礎上小修小補。誕生于改革開放之初，與當時社會發展需求相適應的法學學科體系，面對新時代新形勢新任務新要求，已經不能完全適應。回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和國家治理能力與治理體系現代化建設的宏偉目標，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學科體系，應契合法治實踐的時代需求，從整體上對學科結構進行重構。 本文以此為邏輯進路，試圖探究和明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學科體系重構的目標愿景，探析與解讀法學學科體系重構面臨的現實困境，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探索與尋求法學學科體系重構的實施路徑。

　　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學科體系的目標愿景

　　在不同的時空維度中，學科體系對知識理論創新和經濟社會發展發揮的作用不盡相同。新時代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學科體系，要立足于服務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和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加強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國家制度和法律制度的理論研究，總結 70 年來法治實踐和制度建設的成功經驗，為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加快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述學立論、資政育才，為法治國家建設提供學理支撐、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一)立言：服務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體系建設

　　學科是知識的載體，知識是學科的命脈，學科的發展離不開知識發現和創新，“以知識生產為指向，以知識創新為指歸是學科發展永恒的追求” [2]。法學學科作為研究法、法的現象以及與法相關問題的專門學問，是關于法律問題的知識和理論體系，[3]肩負著法學思想更新、法學理論革新和法學方法創新的法學知識體系發展使命。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法治建設，堅持把全面依法治國作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把法治作為治國理政的基本方式，[4]提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然而，肇端于蘇聯法學教育模式、深受英美法學影響的中國法學學科體系，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契合度尚待提升，研究的深度和廣度有待進一步拓展。習近平同志在考察中國政法大學時強調，高校“要充分利用學科齊全、人才密集的優勢，加強法治及其相關領域基礎性問題的研究，對復雜現實進行深入分析、作出科學總結，提煉規律性認識，為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提供理論支撐。” [5]。習近平同志的重要講話對加強法學學科建設、開展法學學術研究，指明了前進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因此，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學科體系，必須以創新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為核心任務，深刻領會習近平法治思想的基本精神和核心要義，系統梳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的思想基礎、理論淵源、文化底蘊，全面總結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以來領導人民實行法治的成功經驗，深入提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的標識性概念、重大命題、核心觀點，著力解決“怎樣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與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為發展符合國家利益、民族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法治理論體系作出應有的學術貢獻和扎實的理論儲備。

　　(二)資政：服務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建設

　　2021 年，中共中央印發的《法治中國建設規劃(2020-2025 年)》，提出了全面依法治國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描繪了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時間表路線圖，開啟了全面依法治國的新時代新征程。當下法治中國建設進入爬坡過坎的關鍵時期，面對各種深層次矛盾不斷呈現、各類風險和挑戰不斷增多的嚴峻形勢，如何有效解決實踐中存在的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司法不公以及人民群眾“信訪不信法”、公平正義感缺失等問題，妥善處理經濟社會發展中出現的公共衛生安全、人工智能應用、個人信息保護、國家戰略安全等問題，既是法治國家建設進程中必須要克服和戰勝的困難，也是法學學科體系建設中必須要面對和回答的問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既沒有現成的答案，也沒有可照搬的國外經驗，必須從中國最大的國情和當下的法治實踐出發，直面法治國家建設中出現的各種新情況新問題，深入探究問題產生的根源，明確解決路徑，提出解決方案，走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法治道路。針對哲學社會科學在新形勢下承擔的歷史使命，習近平同志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哲學社會科學要堅持問題導向，回應時代呼喚，研究我國發展和我們黨執政面臨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提出解決問題的正確思路和有效辦法。[6]因此，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學科體系，就是要從研究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面臨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出發，借鑒國外法治建設的有益經驗，深入系統研究法律規范體系、法治實施體系、法治監督體系、法治保障體系、黨內法規體系等社會主義法治建設核心任務，把研究成果轉化為解決法治實踐問題的正確思路和有效辦法;及時跟進研究數字經濟、互聯網金融、人工智能、大數據、云計算等重點領域相關法律制度和重大現實問題，為實現全面依法治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學理支撐和智力支持，努力以中國智慧、中國實踐、中國方案為全球法治建設作出貢獻。

　　(三)育才：服務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人才培養

　　健全和完善的學科體系是人才培養的基礎，學科體系不完善，與社會發展相脫節，也就難以培養出契合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的高素質人才。“不論是在古代還是現代，人才培養與知識之間從來不曾分離，人才的幾乎所有素質和能力都是通過知識活動培養的。” [7]法學學科以培養精通法律規則、具備法律職業技能和法治實施能力的法治人才為核心任務，法學學科體系的健全和完善對法治人才的培養至關重要。高素質法治人才培養是法治中國建設系統工程的重要組成部分，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提供組織保障和人才支撐。習近平同志在中國政法大學考察時強調，“建設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實現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都離不開一支高素質的法治工作隊伍。法治人才培養上不去，法治領域不能人才輩出，全面依法治國就不可能做好” [8]。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學科體系，培養德法兼修、德才兼備的社會主義法治人才，要以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對人才的需求為導向，克服當前因學科分類導致的法學人才知識面寬廣不夠、創新不夠，法學教育重理論、輕實踐，重專業、輕思想政治素養等問題。為此，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學科體系，要注重法學學科之間以及法學學科與其他學科的交叉融合發展，擴充法學學科知識面和知識體量，實現法治人才培養的多學科共同參與;要打破理論教學和法治實踐之間的體制壁壘，將實務部門的優質實踐教學資源引入法治人才培養，持續推進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習近平法治思想進教材、進課堂、進頭腦;要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學教育全過程，實現理論知識培養與實踐能力提升相結合，專業教育與思政教育相貫通，培養具有扎實的法學知識功底、熟練的法律應用能力、深厚的思想道德素養、崇高法治信仰的高素質法治人才。歸根結底，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學科體系的核心要義就是培養德法兼修、明法篤行的社會主義法治事業建設者和接班人，這既是法學學科體系建設的特色之處，也是根本目的所在。

　　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程度的加深和綜合國力的提升，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發揮的作用日益增強，但我國作為現行國際規則適應者、接受者的角色還沒有根本改變，[9]這與當前我國法學學科體系建設無法滿足涉外法治人才的培養使命有關。[10]對此，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作出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要建設通曉國際法律規則、善于處理涉外法律事務的涉外法治人才隊伍。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強調，要加強涉外法治建設，加快推進我國法域外適用的法律體系建設，加強涉外法治專業人才培養，積極發展涉外法律服務，保障和服務高水平對外開放。因此，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學科體系，要服務國家對外戰略要求和涉外法治工作需要，通過優化國際法學學科結構，加強國際法研究和運用，培養和造就一批具有深厚家國情懷、通曉國際規則，能夠參與國際法律事務、善于維護國家利益、勇于推動全球治理規則變革的高層次涉外法治人才。

　　三、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學科體系的現實困境

　　“學科分類是學科劃分的依據，也是學科體系形成的邏輯線索。” [11]作為學科分類具象呈現的學科目錄，既是學科體系建構的現實基礎，也是學科分化和融合發展無法逾越的“知識管理秩序”。學科目錄廣泛適用于學位授權審核、學位點合格評估、研究生招生與培養、教育分類統計等高等教育領域，是高校、科研機構開展學位授予與人才培養工作的基本依據，其作為“一個對全國高校和研究機構的學科設置、科研方向和人才培養具有最根本、最實質性影響的學科規范” [12]，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學科體系的重構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迄今為止，我國共發布過五版學科目錄：(1)最早的學科目錄是 1983 年公布實施的《高等學校和科研機構授予博士和碩士學位的學科、專業目錄(試行草案)》，法學作為其中的一個學科門類，涵蓋法學、政治學、國際政治和國際關系、社會學、民族學 5 個一級學科，法學一級學科下設置 13 個二級學科：法學理論、法律思想史、法制史、憲法、行政法、刑法、民法、訴訟法、經濟法、勞動法、環境保護法、國際經濟法、國際法。(2)1990 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在對《高等學校和科研機構授予博士和碩士學位的學科、專業目錄(試行草案)》進行修改完善的基礎上公布了第二個學科目錄，即《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學科、專業目錄》。在該學科目錄中，法學學科門類下設置法學、政治學、國際政治、社會學、民族學 5 個一級學科，法學一級學科下設置 16 個二級學科，與 1983 年版學科目錄相比，增加了國際私法、軍事法學 2 個二級學科和科技法學 1 個“試辦學科” [13]。(3)1997 年公布實施的《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學科、專業目錄》是最后一個仍然保留二級學科的學科目錄。在該學科目錄中，法學學科門類下設置法學、政治學、社會學、民族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公安學 6 個一級學科，法學一級學科下設置 10 個二級學科，與 1990 年版學科目錄相比，法學二級學科的數量大幅減少：一是，法律思想史和法制史 2 個二級學科合并為法律史 1 個二級學科;二是，憲法學、行政法學 2 個二級學科合并為憲法學與行政法學 1 個二級學科;三是，民法學改為民商法學，吸收了原來的勞動法學二級學科;四是，國際法、國際私法、國際經濟法 3 個二級學科合并為國際法學 1 個二級學科。(4)2011 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以 2009 年頒布實施的《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設置與管理辦法》為依據，對 1997 年版學科目錄進行了修訂，公布了 2011 年版學科目錄。與以前的學科目錄把學科體系分為學科門類、一級學科、二級學科三個層次相比，2011 年版學科目錄只保留了學科門類和一級學科兩個層次，二級學科沒有被納入其中。(5)2018 年，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公布實施第五版學科目錄，除了增設一個一級學科外，與 2011 年版學科目錄相比沒有其他變化。

　　學科目錄自第一次公布實施至今已近 40 年，其中關于法學學科門類、法學一級學科及二級學科的內容，除了數量增減和結構微調之外，基本未有根本性的變動。形成于改革開放初期的學科目錄，雖適應了當時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但是，隨著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階段，面對全面依法治國新使命，學科目錄已經越來越不適應法學學科知識創新的要求，也制約了法學學科結構和體系的優化。

　　(一)法學學科門類的設置不夠科學，學科門類與一級學科的關聯性較弱

　　根據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頒布的《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錄設置與管理辦法》(學位〔2009〕10 號)的規定，學科門類作為對具有一定關聯學科的分類，歸屬于同一學科門類的一級學科應是知識具有關聯性的學科的集合，即同一學科門類下的一級學科應在知識發展方式、發展目的、呈現特征等方面具有相似性或相關性。學科門類的劃分應能更清晰地體現學科之間的相互關系，有效區分學科之間的知識結構。但是，現行學科目錄中學科門類的設置，使得部分學科知識結構及內容與其歸屬的學科門類關聯度不強，學科門類劃分的科學性和合理性有待提升。學科門類的劃分不僅是知識分類的體現，也是碩士博士學位授予的依據，研究生取得的學位不是由其就讀的一級學科的名稱決定，而是由該學科所歸屬的學科門類的名稱決定。在現行學科目錄中，法學門類下設置的法學、政治學、社會學、民族學、馬克思主義理論、公安學 6 個一級學科的研究生所授予的學位都是法學學位，使得學位授予名稱與實際就讀的學科不相符。學術界對部分學科歸屬到法學學科門類下也有疑慮。有學者認為，把政治學、社會學、民族學等一級學科納入法學門類，主要是基于上述學科必須要有一個門類的歸屬，而非學科之間的知識關聯，導致同一門類下的不同學科在知識構成上相去甚遠，在社會認同方面常常發生偏差。[14]法學作為一個知識門類，其下設置的一級學科除法學以外，民族學、公安學、馬克思主義理論等學科的知識結構與法學學科的相關性不大，以法學門類統領上述一級學科，不僅掩蓋了上述學科知識結構的獨特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法學學科知識的拓展和擴容。

　　(二)法學一級學科的設置與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的契合度不高，知識容量有待擴充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國家法治建設的推進和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法學學科建設進程不斷加快，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確立了包括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規治黨、依法治軍、法治政府、法治社會、涉外法治、國際法治等方面在內的法治全景圖，[15]法學學科知識的創新發展更是駛入了快車道。法學學科圍繞全面依法治國提出的新任務新需求，創新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開創了法學學科發展和學術研究的新局面。但是，理應對法學學科知識體系和結構變化保持敏銳性的學科目錄，卻未能及時反映知識創新發展引發的學科分化與融合現象。受此影響，法學一級學科的設置沒有進行過擴充和調整。這種單一學科的設置模式不僅制約了法學知識的分化和知識容量的擴充，模糊了學科內部理論法學與應用法學、國內法學與國際法學等研究領域的界分，也影響了法學學科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和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中重要作用的發揮。

　　(三)法學二級學科回應社會實踐的能力有待增強，學科結構亟待優化

　　法學一級學科下設置的二級學科，經過學科目錄的歷次調整，最終確定為 10 個：法學理論、法律史、憲法學與行政法學、刑法學、民商法學、訴訟法學、經濟法學、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國際法學、軍事法學。現行法學二級學科體系是以我國法律規范體系為邏輯脈絡、按照部門法的劃分標準為基礎建構而成，[16]在實踐中形成了較為穩固的部門法格局和學術研究陣營，對法治實踐中重大急迫問題的回應缺乏一定的靈活性與前瞻性，對經濟變革與社會創新中出現的新興領域缺乏理論指引與知識儲備，無力應對與解決現實問題，難以契合經濟社會發展和法治建設的新實踐新要求。對于法學二級學科設置中存在的問題，法學界多有探討，如經濟法學學科因與民商法學、行政法學在研究對象上的交叉重疊而作為獨立二級學科予以設置的合理性問題;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軍事法學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專門領域而單獨設置二級學科的科學性問題;等等。一些法學學科結構齊全的行業性特色型高校也嘗試在法學二級學科的重構上作出改變，但是囿于現行制度對高校自主設置和調整二級學科權利的限制，將理論上的法學學科重構設想轉化為實踐依然面臨不少困難和挑戰。究其原因，學科目錄作為國家知識管理的手段框定了高校可以設置的學科總目，相對于國家控制的學科的合法性設置而言，高校只能在學科目錄確定的范圍內開展學科的選擇性設置。[17]由此，在法學二級學科的設置和調整上，高校仍受 10 個傳統目錄內二級學科的框架束縛，雖能根據學校學科建設實際和社會發展需求，自主設置目錄外二級學科作為補充，但因無法改變以學科目錄為管理方式設定的“學科管理秩序”，所以，難于在實踐中對法學二級學科的整體布局和體系結構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嘗試。

　　(四)法學交叉研究有待加強，新興交叉學科設置的規范性亟待提升

　　學科分化是科學研究日益精細化的表現，學科交叉是跨越學科邊界開展綜合性科學研究的結晶，知識和學問的非線性分布以及學科邊界的模糊性存在，為學科跨越自身研究領域而與其他學科進行知識碰撞奠定了基礎。法學學科作為實踐性很強的學科，其與國家法治建設及經濟社會發展的結合度較高，但是因傳統二級學科劃分而產生的研究領域的分割，使得法學學科在回應現實需求方面存在理論知識儲備不足、全面解決問題的能力不夠等問題，尤其在面對經濟社會發展中出現的新領域新情況時，傳統法學二級學科僅憑一己之力已經難以應對和處理，這時多學科的協同研究以及學科之間的交叉融合就勢所難免。對此，習近平同志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提出，“要加快發展具有重要現實意義的新興學科和交叉學科，使這些學科研究成為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突破點” [18]。教育部、財政部、國家發展改革委聯合發布的《關于高等學校加快“雙一流”建設的指導意見》也明確提出，要打破傳統學科之間的壁壘，促進基礎學科、應用學科交叉融合，在前沿和交叉學科領域培植新的學科生長點。[19]為了明確交叉學科在人才培養中的地位和作用，學科目錄已將交叉學科作為學科門類予以正式設置。但是，高校自主設置的按二級學科管理的新興學科、交叉學科卻在實踐中面臨著身份缺失的尷尬處境：現行學科管理制度雖然允許高校在符合法定條件的情況下自主設置一定數量的新興學科和交叉學科，但新興交叉學科目前只是存在于高校內部的學科目錄，或以研究生招生方向的形式存在于對外公布的研究生招生專業目錄中，現行學科目錄中并沒有新興學科和交叉學科的棲身之地，致使新興交叉學科的社會影響力和認可度依然不高。新興交叉學科因其多科性，在傳統的單學科體制中無法找到自己的位置，也難以被所涉及的學科接納，[20]既缺少學科目錄中的法定身份，又缺乏應有的社會認同，致使新興交叉學科難以形成專門的研究團隊和學術部落，難以建構適合學科發展的研究基地和學術創新平臺，影響了其生存發展的前景和被社會認可接受的程度，制約了新興交叉學科的發展和跨學科人才的培養。

　　四、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學科體系的實踐路徑

　　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學科體系，既需要在理論層面對法學理論知識體系進行梳理和分類，也需要在實踐層面對法學學科體系進行優化和重組。無論從理論維度還是實踐維度來說這都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從其關涉范圍的廣域性和涉及工作的復雜性而言，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亦無法做到畢其功于一役，而是要契合學科發展規律與經濟社會發展需求進行科學合理的設計與謀劃，并在實踐中穩扎穩打、步步推進。

　　(一)重組法學學科門類，完善法學學科體系

　　學科以其研究對象的特殊性而與其他學科相區分，同時又因其研究對象在特殊性中包含著普遍性而相互連接起來，構成一個包括多個學科的更高層級的學科或學科群。[21]法學學科門類作為最高層級的學科群，其囊括的學科應與法學知識體系具有較強的關聯性和緊密的結合度。然而，現行學科目錄中，法學學科門類所包羅的一級學科最為雜亂，除法學一級學科外，政治學、社會學、民族學等一級學科盡管與“法學”的關聯度明顯較弱，但仍按照學科門類的名稱授予“法學”學位，在社會上產生諸多混淆與誤導。雖然法學學科門類下一級學科的設置與歸屬難免存在一定的歷史緣由和傳統因素，但這不應成為掣肘法學學科體系重構的現實阻力。對此，有學者提出，可以把法學學科門類中的政治學、社會學、民族學等學科分出，歸入社會科學領域。[22]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學科體系，首先應從法學學科門類的優化調整入手，按照繼承發展、科學分類的原則，根據學科之間存在的內在邏輯關聯和知識分化譜系將法學學科門類進行結構重組，把與“法學”相關的學科仍然留在法學學科門類之中，而將與“法學”不相關的學科獨立出去，改變現行學科目錄中法學門類“大雜燴”的學科布局，使法學學科門類的學位授予名稱與人才培養內容相符，使法學學科門類的知識結構與其下設置的一級學科的知識譜系相關聯，這不僅有助于法學學科建構起獨立的學術話語體系，也有助于中國法學持守自由獨立的學術立場，[23]形成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要求、立足國際學術前沿、門類齊全的法學知識理論體系和學科體系。

　　(二)拓展法學一級學科，擴充法學知識容量

　　一般來說，法學門類下與“法學”相關的一級學科的結構與數量體現了“法學”知識的體量。為了擴充法學知識容量，完善法學學科體系，學界提出了很多具有創新性的觀點，尤其是關于理論法學與應用法學的二分：理論法學注重法學知識本身，側重于研究法律現象和法學中的概念、范疇、原理、原則、價值、理性等理論問題，不過于追求法學知識的現實意義;應用法學注重法學知識獲取，側重于研究法律現象和法學中的技術、程序、規范、行為等“形而下”的現實問題，通過傳授法律知識、參與立法實踐以及梳理總結法院判例等方式服務社會。[24]有學者認為，法學研究內容一般呈現為兩個面相的分野：一是基于理論法學的基礎法學研究;二是基于部門法學或實踐法學的應用法學研究。[25]無論是理論法學與應用法學二分，還是基礎法學與應用法學二分，以研究內容和服務面向為標準對法學知識體系進行劃分的努力都是對法學學科體系重構的一種嘗試。在理論與應用的二分上，經濟學已經作為“先行者”區分為理論經濟學與應用經濟學兩個一級學科，作為同屬于社會科學行列的法學學科可以效仿經濟學的學科設置方式，劃分為理論法學與應用法學兩個一級學科。在法學學科體系的建構上，還有一種頗具代表性的觀點，即把法學劃分為國內法學與國際法學的二分法。有學者提出，法律可以分為國內法和國際法兩部分，與之相對應，法學也分為國內法學和國際法學。[26]由于國際法與國內法在法律淵源、調整對象、效力根據、實施舉措等方面都存在實質不同，故國際法學與國內法學成為兩個相對獨立的研究領域。因應不同的知識分類標準，法學一級學科的劃分和設置可以有不同的樣態，對此，必須要立足于我國國情，順應時代發展需求，從推進全面依法治國戰略高度出發，構建符合知識發展規律、結構層次合理、內容系統完備、邏輯嚴謹縝密的中國特色法學學科體系。此外，為了進一步總結我國紀檢監察實踐發展和理論創新成果，體現紀檢監察知識體系的系統性和獨立性，推動紀檢監察工作規范化、法治化，培養高素質紀檢監察專門人才，還可以增設紀檢監察學等新的一級學科，充實法學學科門類。

　　(三)重構法學二級學科，優化法學學科結構

　　法學二級學科是根據一定的標準和邏輯，按照研究對象、研究領域、研究范式等方面的不同，對法學知識理論體系進行的知識分類和結構組合，由此形成的二級學科之間既有所區別，也不可避免地相互關聯、相互支撐。從法學作為社會科學的學科屬性而言，法學二級學科的設置應符合學術規律、面向實踐需求、展現學科體系的主要功能，而不應固守以傳統部門法為依據建構的法學二級學科結構止步不前。[27]健全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學科體系，迫切需要對現行法學二級學科結構進行優化調整。在理論上，參考我國當前的學科分類國家標準、圖書館分類法、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申報學科分類以及學界的研究成果，可將目前我國各高校設置的法學二級學科(含目錄外二級學科)[28]分為四類：(1)理論法學，包括法學理論、法哲學、馬克思主義法學、法社會學、法治文化、法政策學、法律邏輯、法律方法論、法律職業倫理等;(2)法律史學，包括中國法律思想史、外國法律思想史、法律制度史、法律文獻學等;(3)領域法學，包括憲法學、行政法學、民法學、商法學、刑事法學、經濟法學、訴訟法學、環境與資源保護法學、軍事法學、知識產權法學、財稅法學、金融法學、社會法學、文化法學、證據法學、人權法學、民族法學、傳媒法學、體育法學、教育法學、衛生法學、公安法學、審計法學等。(4)國際法學，包括國際公法、國際私法、國際經濟法、國際商法、國際刑法、國際海洋法、國際空間法、國際爭端解決法、國別法等。通過上述分類形成的法學二級學科體系，既囊括傳統學科和冷門學科，也涵蓋前沿學科和新興學科;既包括理論法學和應用法學，也涉及國內法學和國際法學，基本符合構建全方位、全領域、全要素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學科體系的要求。在實踐中，可不再區分目錄內二級學科和目錄外二級學科，[29]而是根據政法類高校和綜合性高校的不同，分類確定法學二級學科設置的數量與規模，授權高校根據自身學科建設的實際和社會發展的需求自主設置和調整法學二級學科。教育行政部門可通過事前審核備案，事后定期公布自設學科招生、就業率等數據的形式進行監管，確保高校能夠依法行使學科設置權，推動建立“高校自主調、市場調節調、國家引導調”的學科動態調整機制。

　　(四)科學設置交叉學科，促進法學與其他學科的交叉融合研究

　　學科交叉是新文科建設的重要內容，也是完善法學學科體系以解決重大急迫問題的時代需求。全面推進新文科建設，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培育和建設法學新興交叉學科是當務之急。法學交叉學科是法學學科在面對和回應法治實踐中出現的新任務、新問題、新需求時，通過跨學科的交叉融合研究已逐步成型或正在形成的知識體系。與相對成熟的法學二級學科相比，交叉學科是脫胎于傳統學科或萌發于相鄰學科交叉點的新興研究領域，與其他學科的邊界尚無法清晰剝離，對其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研究范式等學科基本構成要素尚未達成共識，也無法在現有知識儲備和學術研究的基礎上形成體系完整、內容完備的學科體系。相對于既有的法學二級學科而言，交叉學科的發展不僅面臨著理論體系自足性的建構和論證，也需要社會各界廣泛的接納和認可。美國學科專業分類系統(Classification of Instructional Programs，以下簡稱“CIP”)為了鼓勵新興交叉學科的發展，在“法律研究與高級專業研究” (22.02 Legal Research and Advanced Professional Studies，相當于我國學科目錄的一級學科)學科群下六位數代碼(相當于我國中的二級學科)的學科中設置綜合類和其他類學科，如 “22.0201 高等法律研究，綜合”(Advanced Legal Research/Studies, General)和“22.0299 法律研究與高級專業研究，其他”(Legal Research and Advanced Professional Studies, Other)。這一做法從體制上明確了新興交叉學科在學科體系中的地位，為新興交叉學科的發展預留了充足空間。我們可以借鑒 CIP 的做法，突破以往按照傳統模式設置法學二級學科和研究領域的習慣做法，[30]在法學一級學科下為交叉學科單獨設置學科代碼和名稱，以進一步明確交叉學科在法治人才培養中的身份和地位。科學設置交叉學科，確立交叉學科在學科目錄中的地位，既有利于鼓勵跨學科門類和跨法學一級學科的交叉學科的發展，促進法學與經濟學、教育學、管理學等人文社會科學學科和計算機科學與技術、網絡空間安全等理工類學科的交叉融合研究，為多科性融合發展掃清障礙;也有利于促進人工智能法學、國家安全法學、數據法學、應急法學、黨內法規學、司法鑒定學等重點領域、新興領域交叉學科的發展，為法學與其他學科的交叉融合研究開辟新的通道。

　　教育行政部門可通過信息數據庫建設等舉措，運用大數據等手段對高校自主設置的法學交叉學科的招生、學位授予和畢業生就業等情況進行統計分析，將已有一定數量高校設置的、形成了穩定的人才培養規模，且被社會廣泛認同和接受的交叉學科編制成交叉學科目錄，定期向社會公布，指導高校開展法學交叉學科的設置和調整工作。

　　五、結論

　　法學學科體系建設是繁榮發展哲學社會科學的重要內容，對發展法治理論、推進法治實踐、培養法治人才影響深遠、意義重大。構建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法學學科體系，應當破除一切不合時宜的學科建設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突破制度慣性的束縛和利益固化的藩籬，創新改革思路和舉措，主動對接國家重大戰略需求，全面服務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以學科結構優化重組為著力點，以復合型高層次法治人才培養為根本，努力構建與經濟社會發展相適應、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相契合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學科體系。

　　當前，新一輪學科目錄的修訂調整工作已經啟動。修訂和完善學科目錄，不僅為培養服務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高層次人才奠定了基礎，也為法學學科體系的優化和重組提供了機遇。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學學科體系，應當與修訂學科目錄工作統籌謀劃，實現學科目錄修訂與法學學科體系建設協調聯動、同步推進。一是，優化調整法學學科門類，根據學科之間存在的內在邏輯關聯和知識分化譜系將法學學科門類進行結構重組，使法學學科門類的知識結構與其下設置的一級學科的知識譜系相關聯。二是，拓展法學一級學科，根據經濟社會發展對高素質人才的需求，遵循學科發展規律，適時增設與法學知識體系相關的一級學科，擴充法學知識容量。三是，優化法學學科結構，按照研究對象、研究領域、研究范式等方面的不同，對法學知識理論體系進行的知識分類和結構重組，構建既囊括傳統學科和冷門學科，也涵蓋前沿學科和新興學科;既包括理論法學和應用法學，也涉及國內法學和國際法學的法學二級學科體系。四是，科學設置交叉學科，加快發展人工智能法學、國家安全法學、數據法學、黨內法規學等學科，促進法學學科與其他學科的交叉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