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態批評的認識論意義

20世紀中葉以來，西方發達工業化社會的經濟發展和文化繁榮再也不能掩飾環境破壞與生態惡化的種種問題。大規模環境破壞所帶來的生態惡果令人觸目驚心，其對人類自身生存的直接威脅愈益獲得廣泛的認同，人們不得不在社會文化層面進行深刻的反思。于是，生態批評這一有著深遠思想文化根基的理論話語炙手可熱，逐漸發展成為一個頗具現實意義的學科。美國著名生態學家勞倫斯•布依爾（LawrenceBuell）認為：“‘環境危機’并非只是一種威脅土地或非人類生命形式的事情，而是一種全面的文明世界的現象……生態批評的任務不只在于鼓勵讀者重新去與自然‘接觸’，而是要灌輸人類存在的‘環境性’（environmentality）意識———作為一個物種的人只是他們所棲居的生物圈的一部分———還要意識到這一事實在所有思維活動中留下的印記。”[1]64-70生態批評通過挖掘文本世界的文化內涵，重新建構文本與外部環境的聯系，并以特定的體裁和風格再現歷史文化環境，蘊涵著深刻的文化意蘊和環境意識。因此，批評家威廉•赫華斯（WilliamHowarth）認為：“生態批評家就是這樣一些人，他們對那些描述文化對自然的影響的作品之優劣做出評判，以使自然處于良好的秩序中。”“生態批評觀察在自然和文化中無處不在的符號，形成意義和形式的主導價值，使我們認識到生命本身自我言說的可能性。”[2]163生態批評從文學文本分析出發，探究作家對于自然的種種處置和想象，為深入研究生態與人文的關系提供新的視角和方法論資源。

在消費主義彌漫世間的當代文化語境中，由于受市場經濟和價值多元化傾向的沖擊，文學意義普遍地減弱與流失，趨于貧困化、平面化、低俗化，尤其是文學教育意義的衰減更是我們身邊的顯在現實。[3]正是在文學日趨邊緣化的當下，生態批評肩負起歷史的重任，發揮著“載道”的功能。它以新的理論視角和方法論資源重新闡釋經典文學作品，審視文學和文化傳統，傳承和諧包容的人文精神，探討人與自然、人與人以及人與自我之間的和諧關系，并為文學理論等學術體制、學術行為賦予嶄新的內涵和價值標準。“作為以關注自然和人類生存環境為己任的生態批評家，他們試圖借助文學的力量來呼喚人類自然生態意識的覺醒，他們從古往今來的文學作品中讀出了人與自然從一開始就存在的那種和諧的關系。”[4]文學天然地具備生態和諧的品質，這就為生態批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促使其不斷挖掘文化的生態內涵，進一步彰顯人類與生態環境的不可割裂的親緣關系。另外，生態批評通過多角度深度剖析生態危機的根源，也為解決生態危機提供以資借鑒的文化診斷和文化治療。人類借助生態批評，經由文學和文化的力量，會深刻領悟生態危機的嚴重性，會逐步認識解決生態危機的緊迫性，這無疑有助于人們形成呵護自然環境的生態意識。

事實上，現代人類所面臨的生態危機，其內涵包括內外兩重危機。外面的危機也即自然生態的破壞，而內在的危機則是指人的生命的物化，即人類的物質追求和精神追求之間原有的平衡被破壞，物質至上的享樂主義造就了不加節制的貪欲和對自然資源不加限制的攫取，這種內在的危機更是當今生態危機的直接誘因。可以說，“人類的最大局限不在外部，而在內部。不是地球的有限，而是人類意志和悟性的局限，阻礙著我們向更美好的未來進化”[5]15。生態批評是開啟傳統思想枷鎖的鑰匙，讓我們撥開發展之路的種種迷霧，關注和超越市場化中人的物化乃至異化的現實，對傳統文學經典中的文化理念加以揚棄，正確評估人類在生態系統中的位置和作用。在生態批評的導引下，我們應該反躬自省，應該以一種科學的態度積極建設人文生態，逐步確立起健康的生活方式、正確的生態理念以及和諧包容的生態意識，最終建立人類詩意棲居的自然和精神家園。而要達此目的，生態城市建設自然是這一思想認識應有的題中之義。

二、生態城市：自然與人文生態的和諧統一

現代城市生態思想源于霍華德（EdwardHoward）的田園城市，該理論展示了城市與自然平衡的生態魅力。20世紀70年代，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人與生物圈計劃”。1984年《人與生物圈計劃》第57集報告提出生態城市規劃的概念，提出“生態城市的建設即要從自然生態和社會心理兩個方面去創造一種能充分融合技術和自然的人類活動的最優環境，誘發人的創造性和生產性，提供高水平的物質和生活方式”[6]。自此之后，生態城市的規劃和建設開始走向實施階段，人們力求從自然生態和社會心理兩方面實現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安全、和諧、高效的城市發展目標。

前蘇聯生態城市學家楊諾斯基（O.Yanisty）在1987年提出生態城市的理想模式，即“技術和自然充分融合，人的創造力和生產力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而居民的身心健康和環境質量得到最大程度的保護……按照生態學原理建立起來的一類社會、經濟、自然協調發展，物質、能量、信息高效利用，生態良性循環的人類聚居地”[7]。生態城市建設就是要在城市區域內實現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并逐步達到經濟高效發展、社會文明進步、環境友好宜居、人文生態健康合理的最終目標。

隨著國外生態城市建設影響的日益擴大，在中國生態學家馬世駿的倡導下，國內也進行了大量關于生態城市建設的研究，從而豐富了中國生態城市理論的內容，也在實踐上為生態城市的建設提供了重要的依據。王如松等學者認為：“生態城市并不是一個不可企及、盡善盡美的理想境界，而是一個可望可及的持續發展過程，一場破舊立新的生態革命。”[7]生態城市建設是一個長期的、漸進的、持續發展的過程，不啻為一次思想觀念上的生態革命。

具體而言，生態城市就是在城市發展中自然生態和人文生態的和諧統一。自然生態是相對于人而言的外部世界，是人類賴以存在與發展的物質基礎，自然生態系統的原生狀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而人類所處的自然生態環境，既是人類活動的先決條件，也能經由人類活動而發生改變。所謂人文生態系統，亦即社會環境和文化環境，它是由各種社會文化要素所構成，而各種要素之間既互相關聯又互相制約，是發生互動作用、不斷流變的動態復合系統。人文生態環境既是人類社會活動的條件，又是人類社會活動所產生的結果。人文生態是社會發展的主導環境機制，包括“人與物、人與人、人與自己之間在物質、信息、能量交換基礎上完成的知、情、意多層面的平衡、和諧和可持續發展的過程，是自然主義和人道主義的有機統一”[8]。人類就是在自然和人文兩種生態的良性互動中進化，形成了生生不息的人類文明。良好的自然生態系統為人文生態建設的發展和建設提供必要的物質條件，良性的人文生態反過來可以優化自然生態，營造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容關系。人文生態在經濟社會發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它可以有效促進社會的全面發展，有利于陶冶人們的情操，提升人們的文化素質；有利于打造區域文化內涵，凸顯地域特色和魅力，增強城市親和力。自然生態需要人們精心的愛護和呵護，改善自然生態也需要人們去設計和籌劃，而這些都是人文生態建設的應有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