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于“戲改”中脫穎而出的江南小戲

早在延安時期，毛澤東給楊紹萱和齊燕銘的信中便已傳遞出對舊劇進行改革的訊號，此后周恩來亦在第一次文代會的政治報告中予以重申：“應該重視它的改造，這種改造，首先和主要的是內容的改造，但是伴隨著這種內容的改造而來的，對于形式也必須有適當的與逐步的改造。”建國后，舊戲改造作為一項國家性的文化政策得以實施，不僅成立了專門的組織機構戲曲改進委員會（戲改局），還在文化部牽頭下召開了全國戲曲工作會議，并于1951年5月5日頒布了舊戲改革的總方針，即《政務院關于戲曲改革工作的指示》（亦稱“五•五”指示）。關于劇種發展這一問題，《指示》強調：“中國戲曲種類極為豐富，應普遍地加以采用、改造與發展，鼓勵各種戲曲形式的自由競賽，促成戲曲藝術的‘百花齊放’。地方戲尤其是民間‘小戲’，形式較簡單活潑，容易反映現代生活，并且也容易為群眾接受，應特別加以重視。今后各地戲曲改革工作應以對當地群眾影響最大的劇種為主要改革與發展對象”、“在可能條件下，每年舉行全國戲曲競賽公演一次，展覽各劇種改進成績，獎勵其優秀作品與演出，以指導其發展”。這段表述說明當時“戲改”盡管設定了“百花齊放”這一終極目標，但其具體的實施策略則是選擇重點，即“對當地群眾影響最大的劇種”加以重點扶持并將其改革經驗向全國推廣。

重點關注地方戲，是當時舊戲改革工作的一貫思路，如1948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社論《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舊劇改革工作》便指出，“在修改對象上除了京劇以外應當特別著重地方戲的改革。各種地方戲的劇目是很多的，應當有計劃有組織地加以搜集”。“五•五”指示出臺前，田漢也發表過相似的言論：“我們除了繼續改革京劇外更應該把改革重點置于地方戲，有組織有計劃地進行全國地方戲曲以及各少數民族萌芽狀態的戲曲的普遍改革，爭取全國各種戲曲藝術的‘百花齊放’！”事實上，當時全國有300多個地方劇種，全盤顧及顯然不可能，以影響力大小為標準進行篩選便成為必行之道，恰是在這一背景下越劇劇種的力量開始凸顯。

1949年7月，新政權尚未正式建成，上海軍管會文藝處便發起舉辦了第一屆地方戲曲研究班，研究班設立表演、編導兩個系，編導系包括活躍于上海的各個劇種的編劇、導演、音樂、舞美人員，其中越劇占大半，而表演系則都是越劇演員，越劇的劇種優勢可見一斑。1950年4月，華東越劇實驗劇團成立，隸屬華東軍政委員會文化部，是上海市第一個國營劇團，在“改制”的風潮中，越劇成為各劇種的引領者。不僅在華東地區獨占鰲頭，越劇還被頻頻選調北京演出：1950年由范瑞娟、傅全香擔綱的東山越藝社攜《梁祝哀史》和《祝福》赴京演出，這是越劇《梁祝》第一次跨出華東、北上京都亮相，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的直接關照，特別是周恩來，對演出提出了許多建設性意見；1951年國慶兩周年之際，已經加入華東越劇實驗劇團的范、傅二人再次被選調北京，帶去《梁祝哀史》以及《孔雀東南飛》、《寶蓮燈》和《情探》四部大戲，并在懷仁堂演出《梁祝哀史》。經過兩次積淀，越劇在北京已經積累了相當的人氣《，梁祝》一戲藝術表現上亦日漸精湛，十八相送、回十八、樓臺會、化蝶等經典折子已基本定型并在大眾中廣為流傳。1952年10至11月文化部主辦的第一屆全國戲曲觀摩演出大會在北京舉行，來自全國各地23個劇種的37個劇團、共1600多名藝人參加了這一盛會，華東代表團帶去的三個越劇劇目——《梁山伯與祝英臺》《、白蛇傳》和《西廂記》在全部82個劇目中堪稱奪目，尤其是范瑞娟、傅全香合作的《梁山伯與祝英臺》，共獲得包括表演、劇本、導演、音樂、舞美在內的5個一等獎（《白蛇傳》獲得演出二等獎，徐玉蘭、王文娟分別獲得演員一、二等獎），可以說是大放異彩。10月10日，《文藝報》發表社論《把戲曲改革工作向前推進一步，祝第一屆全國戲曲觀摩演出大會閉幕》，高度評價此次會演，《人民日報》也于10月16日發表了社論《正確地對待祖國戲曲遺產》，并刊登了會演獲獎名單。

與演出高漲和輿論熱議形成映襯的是，1951年第5期第2卷的《人民文學》發表了《梁山伯與祝英臺》一戲的劇本，框定了該戲的文學形態。《梁祝》一戲袁雪芬、范瑞娟解放前便多次演出過，本子由南薇改編，剔除了傳說中的迷信成分，分場、分幕也更適應都市舞臺條件，但也刪去了“化蝶”一場，變成祝英臺碰死墳前。1950年范瑞娟、傅全香演出該戲，與南薇一道修改加工，恢復標志古代人民對這一悲劇進行抗議和對未來美好生活向往的“化蝶”，刪去結拜前多余的折子，使全劇更加精練，并且由于加上了合唱，越劇的抒情風格得到加強。為參加會演，華東戲曲研究院再次加工劇本，將悲劇主題確定為階級迫害，祝員外嫌貧愛富、馬家仗勢欺人，并突出喬裝戲父、十八相送、思祝下山、樓臺會、禱墓化蝶等重點場次，強化藝術感染力。在刊發劇本的同時，《人民文學》配發了編者按。《人民日報》、《文藝報》、《人民文學》這些國家級報刊的肯定無疑是在全國范圍內將越劇、將《梁山伯與祝英臺》樹立為地方戲改革的一個樣板，其后這一樣板迅速發揮其典型示范效應，各地方劇種蜂擁改編《梁祝》，各地方報刊大量轉載、再現，這些不同地域、不同形態的媒介文本組成一個龐大的傳播網絡，持續加強越劇的輻射能量。而這正是“戲改”所期望達到的效果，正如《文藝報》社論所言：“這次會演的目的是：使全國各劇種互相觀摩，交流經驗，并獎勵其優秀節目，藉以推動戲曲藝術進一步的改革和發展，貫徹毛主席所指示的‘百花齊放，推陳出新’的方針。”

隨之而來的問題是，當時推出的劇種并非僅只越劇，川劇、滬劇、評劇、豫劇的表現都很不俗，且都是影響廣泛的劇種，尤其是豫劇。在響應為抗美援朝捐獻的熱潮中，名角常香玉率劇團輾轉各地巡演，以演出收入購置了一架飛機捐給前線，可見豫劇市場之強大，常香玉本人亦在1952年的觀摩演出中與袁雪芬一起獲得榮譽大獎。為何越劇會顯得更勝一籌，得以脫穎而出？這當中便涉及到越劇自身的幾個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