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是典型的山地國家，山區約占國土面積的79%[1]，山區縣（市）約占全國縣（市）的一半以上。廣大山區資源豐富多樣，是河流的源泉，資源的寶庫，平原的屏障。然而，由于山區區位相對閉塞，也造成其與發達城市或中心城市距離遠、接受其輻射的能量低、各種改革滯后、交通不便和信息閉塞等各種問題，從而導致其經濟發展水平遠遠滯后于平原地區。以廣東省為例，全省67個縣（市）中，有51個屬于山區縣，占76%之多，人口達3232.97萬人（2007年數據），占全省總人口的39.6%；土地面積約11.44×104km2，占全省總面積的63.6%，但國民生產總值僅占全省的10.7%，人均GDP15083元，僅相當于珠江三角洲平均水平的1/5。因此，山區縣域經濟社會的發展是全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內容，也是實現區域協調與可持續發展的關鍵一環。目前，山區縣發展經濟的愿望非常強烈，但受地方政府傳統政績觀的約束，易造成經濟上的短視，出現為盡快擺脫貧窮落后面貌而過度開發資源，犧牲、破壞環境，從而陷入“PPE”（生態貧困—經濟落后—環境退化）怪圈的循環[2]。同時，山區縣作為平原地區重要的生態屏障與水源涵養地，生態脆弱性與重要性顯而易見。要發展還是要生態，成為困擾山區縣社會經濟發展的兩難選擇。如何處理好山區縣資源開發利用與生態保護之間的關系，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促進縣域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成為一個值得人們深入思考的問題。

過去對于山區更多的只是將其作為扶貧、幫援的對象，對山區未來發展的方向、目標和圖景，乃至山區發展的道路、步驟，都很少有人探討，更未系統研究。筆者對我國近10年來所有地理類期刊進行文獻檢索，結果顯示，針對山區發展的文獻不足20篇[3-14]。這些研究，或關注于山區的經濟發展問題，或關注于山區的生態保護與災害防治問題，但較少有將兩者結合起來探索山區的可持續發展問題。可以說，山區可持續發展問題在一定程度上處于被遺忘、被邊緣化、被淡化的被動地位。

生態發展規劃并非法定規劃體系中的規劃，它是在主體功能區規劃的框架指導下，針對限制開發區（廣東稱之為生態發展區）進行的區域發展規劃創新，屬戰略性空間規劃范疇。本文試圖通過廣東省陽山縣生態發展規劃的實踐，探索一條適合于山區的生態發展道路，解決長期困擾山區發展與保護的兩難問題，為實現山區生態發展與綠色崛起提供一定借鑒。

1生態發展的思想淵源與內涵

生態發展的思想淵源可追溯到早期生態學家對生態系統發展的定義。當時，生態學家對生態發展的理解主要集中于自然生態系統的恢復及其應遵循的規律。現代生態發展思想和理論則是在可持續發展理論研究深化的過程中出現和逐步形成。1949年美國學者威廉•福格特出版《生存之路》一書，直觀地說明了人口增長與土地資源破壞帶來的危機，并提出生態平衡問題。他認為，人類對自然界的過度開發所引起的消極后果破壞了幾千年來形成的生態平衡；并指出保持生態平衡、限制人口增長是人類的生存之路[15]。該觀點引起許多學者的極大關注和探究，生態平衡成為一種重要的生態觀。后來，很多學者從生態經濟學的角度提出了生態發展的內涵，認為生態發展是指投入要素的“生態資本”存量的增長與質量的提高。生態資本存量的增長是指生態系統中生物多樣性的保存與增殖，生態資本質量的優化是指生態系統保證人類生活素質能力的提高[16]。由此可見，生態發展既包含著生態平衡的基本寓意，關注生態經濟中自然生態子系統的生態功能，又肯定了人類生態行為的經濟性，注重生態經濟系統中生態子系統與經濟子系統的協調一致。也有很多學者關注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的互動關系。寇軍[17]認為，生態發展是現代生態的核心，是指在配置資源時，不僅要注重經濟和社會資源，更要重視生態環境的供給能力，建立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的良性循環。聶華林[18]在研究西部地區生態建設中提出，在一定的發展階段內，要把生態建設與經濟發展和脫貧致富有效地協調起來是有明顯沖突的，刻意追求自然生態平衡是不可行的、不經濟的。他認為生態發展是西部地區走出PPE怪圈的重要路徑，是以生態建設為基礎，以人工生態模擬為條件，通過一定的生態技術、生物技術、化學技術、工程技術和經濟技術等手段建立起來的生態經濟系統，不僅應具有維持人類需要的生態條件和提高人民生活質量的效用，還應有較高的經濟產出和伴隨著經濟產出的增加，對人類的經濟結構和收入結構產生明顯有利的變化，而且有利于新型產業的形成，通過新型產業形成促進區域特色經濟的發展，從而提高貧困區造“血”功能以解決貧困落后的目的。胡聃[19]認為，生態發展模式是尋求一種人類-生物-環境相互依存、和諧共生的整體發展模式，是一種選擇性的可持續發展模式，從生態學原理看，表現為人類中心論或環境中心論的發展模式向生態中心論（eco-centric）模式的轉變。

綜上所述，關于生態發展的思想早已有之，現代關于生態發展的內涵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大致可分為兩類：①認為生態發展是以生物群落的正向演替為特征，與生態平衡一樣，是自然界普遍存在的本質特征。②認為生態發展是可持續發展的可選擇模式，包括三層內涵，其一是力圖達到人、生、地、天四合一的進化，而非強調人類發展；其二是強調通過人工生態系統的模擬水平來實現生態發展，而非強調恢復自然生態；其三是力求使生態系統中生態資本存量增長、質量提高。不論是哪一種認識，其共同點是關注生態系統本身的發展和變化，而忽略了地表區域是一個自然（生態）、經濟、社會復合巨系統這一事實，對系統的復雜性、協調性問題關注也不夠。從這種意義出發，筆者非常認同米楠等人的觀點，并對其進行歸納與總結，認為生態發展是指自然、經濟、社會復合巨系統的正向演進過程，集中表現為系統中生態環境生產、人口自身再生產以及物質財富生產三者的和諧統一和發展。即在人類干預下，系統中自然、經濟和社會要素和諧有序、相互影響、相互促進，使生物群落正向演替，生物多樣性增加，生態資本的量和質雙重提高，使經濟繁榮、社會進步[20](圖1)。

2山區生態發展的動力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