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密，位于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最東端，地跨天山南北。古代這里是“絲綢之路”的咽喉，有“西域噤喉，中華拱衛”和“中原門戶，嘉關鎖鑰”之稱，是歷代兵家必爭之地，同時又是聯系新疆同中國內地的交通樞紐，所以哈密也就在某種程度上較多地保持了與內地的經濟、文化交流，當地不同民族除所擁有的本土地緣生活特色之外，受漢文化影響較大，通過不斷的沖突、適應、融合之后便形成了相異于新疆其他地方的特質。19世紀末20世紀初，國際東方學研究達到一個高潮，吸引了不少來西域旅行探險的考察者。在一些國內外考察者的游記、札記中可看到不少關于哈密所見所聞的生動文字記錄，更多的是對當時社會面貌的描述。通過這些珍貴而生動的史料依據，可對晚清民國時期的哈密社會狀況進行一個梳理和探析。

一、建筑風格

到晚清民國時期，哈密額貝都拉家族(1697年清朝冊封哈密維吾爾族首領額貝都拉為“哈密回部一等札薩克達爾罕”［意為世襲封建主］)統治下的維吾爾族社會與中原地區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保持著密切的聯系，漢文化已與哈密本地地緣文化在相互沖突適應后得到融合，。“這里是地球上最內陸的城鎮之一，在亞洲腹地，遠離著世界一切海洋，被遺忘了，深藏著，很少有歐洲人到過。哈密有漢城和回城兩城，有維吾爾王的陵墓，有漢人的商店，清真寺和寺廟。”［1］晚清民國時期的哈密，比較值得注目的建筑就當屬這回城回王府和回王陵墓。可以說，漢族傳統古典建筑藝術對哈密維吾爾族人的建筑風格有著重大影響。

(一)回城回王府

哈密回城漢文化底蘊深厚，首先“王府正面是門樓，飛檐起脊，木雕刻花，大門內外的門楣上，掛滿了清朝官吏贈送的大幅金字匾。朱漆大門，形似宮門’”［2］，這里提及的“飛檐”是中國傳統建筑中屋頂的一種造型，多指屋檐特別是屋角的檐部向上翹起，若飛舉之勢，常用在亭、臺、樓、閣、宮殿、廟宇等建筑的屋頂轉角處，四角翹伸，形如飛鳥展翅，輕盈活潑，所以也常被稱為飛檐翹角。這里便是完全采用了漢民族飛檐起脊的建筑藝術。至于哈密王府的庭院園林結構則是“‘頭二道門內，正宅三層，皆在平地。宅在右，即拾級而上，臺上屋舍遐環，懸窗下瞰，其內院也。宅左，步長廊更進一門，則園林焉。亭臺數座，果樹叢雜，名花一草，列盆成行，儼然內地風景’。王府的‘萬壽宮’，是專門供奉歷代清朝皇帝彩色塑像的地方，它也是一座‘小型的中國古典廟宇建筑形式的獨立房屋’。”［3］所以從這些描寫中可看出哈密的回城建筑對漢族傳統古典建筑藝術的吸收，從細節到全貌無不展現著中原大宅院的風格布局。進入王府內里，會發現“我們看到在所有的墻上，都懸掛著精美的具有中原和和闐風格壁毯，美麗的中原和布哈拉風格的絲綢刺繡品，還排列著從和闐運來的玉石、中原的瓷器等。”［4］此外，“客廳頗大，陳設美麗，但光線不明。墻上中堂對聯完全漢式。”［5］可以說大到室內的布局風格，小到所陳設的物品，都足顯漢文化之較深影響。

(二)回王陵墓

回王陵為伯錫爾王所筑，費時二十年才完工。在我國人筆下它“高三四丈，下方上圓，墻垣皆花瓷方磚，極其壯麗。通事啟門人，左右二碑屹立，上刻可蘭經典。逾重門，即五陵所在，皆長方形，上覆彩帛……諸陵之后，有大禮拜堂，規模宏敞，可容千人以上。”［6］在外國游歷者記錄中，可以了解到“這個陵墓修建于公元18世紀，它由墳墓、清真寺和碑石三部分組成。……在門廳中，有兩塊巨大的花崗巖石碑，石碑為中原風格……在清真寺附近，我們看到了那座王室墳墓，它是一組木制的建筑物，呈現出一種非常奇怪的混合風格，一半是中原式的。”［7］通過不同觀察者對同一建筑親眼所見的描述，一座混合著漢民族建筑風格的陵墓便在今人眼前呈現。待到民國十九年六月，沙木胡索特病故，次年，農民暴動，駐哈密省軍進占回城，將回城王府毀壞，使得昔日雄偉壯麗的宮殿成為一片廢墟，而存于世的也僅僅是那些陵墓和寺院了。

二、官制

清康熙年間，額貝都拉“俘噶爾丹及其屬以獻，賜札薩克印綬”，［9］至此額貝都拉成了清朝正式冊封的地方長官，哈密回部與清政府的臣屬關系正式建立。也意味著額貝都拉家族在哈密地方的世襲統治正式確立。哈密回王為了維持其家族對當地維吾爾人的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統治，就利用清朝政府給予的特權，根據維吾爾族社會歷史特點建立起一整套嚴密的組織機構。這個統治機構到沙木胡索特在位時期(公元1882年～1930年)日趨完善，可以分為文、武兩個方面，而其最高首領是回王。“文職又可分為王府和地方上下兩個組成部分。在王府內，回王之下設大臺吉內務大臣和小臺吉外務大臣各一人，親隨參謀二人，掌臺大阿訇、師爺即秘書長，由漢族人充任各一人，這些人構成王府統治集團的核心。”［10］值得一提的是，在這統治集團核心內，師爺是由漢族人充任的。“武裝，是政權機構中極其重要的部分。……到沙木胡索特親王統治時期，其武裝由兩個部分組成:⑴武裝衛隊。分兩支，一支是親王侍衛隊……負責保衛回王。一支是王府警衛隊……擔任王府內部警衛。⑵武裝部隊。……親兵隊駐守王府外圍和回城，騎兵連駐守哈密和伊吾。”［11］哈密回王領導的武裝力量，成為了其作為鎮壓人民維護統治的有力工具。在哈密訪問的橘瑞超在見聞中提及，“穿過森嚴的城門來到王宮前的廣場上，衛兵三三五五站立各處警戒。我在一個衛兵的導引下走到接見場所……”［12］可見回王府內戒備森嚴之程度。需要了解的是，這套組織機構能夠完整地發揮效用與哈密回王家族及其所統轄的廣大穆斯林的宗教信仰是分不開的，因為“所有一切壓迫階級，為了維持自已的統治，都需要有兩種社會職能，一種是劊子手的職能，另一種是牧師的職能。”［13］那么可以說，是伊斯蘭教為哈密回王家族的統治提供了一種手段，這主要體現在他們將歷代中原王朝所重視的“忠君”思想改造為忠于回王，并時時向廣大穆斯林傳達著一種信念———“如果不忠于維王，就是安拉的罪人”［14］。這樣的結合正是吸收了一部分漢民族文化，再通過本民族的方式融合之后對宗教的社會控制功能加以利用的表現。哈密回王的統治機構與清政府的統治機構很相似，幾乎可以把哈密王府看成是清朝中央政府機構的一個縮影。這除了和清政府因俗施治分不開之外，也與額貝都拉家族根據自身社會狀況不斷向漢族文化學習，不斷進行變革分不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