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話語回指可分為直接回指和間接回指。直接回指具有明確的先行語，間接回指語是指出現在話語中的某個新的指稱對象，它在前面的話語中沒有明確地提到過;對其所指對象的理解需借助于前文信息。(馬博森，2010:26)而代詞間接回指，顧名思義，是代詞充當間接回指語，該提法出自Brown和Yule(1983)，間接回指語不再是Kleiber等(Apotheloz，1999)通常所認為的必須是定指名詞短語，而可以由各類代詞充當。對代詞間接回指語的國內外研究多以自然語料為研究對象，本文則重點關注小說語言，包括敘述語言和對話，且把注意力轉移到其漢譯方法。

2．代詞間接回指語研究及其翻譯簡述

國內對代詞間接回指的研究則首先圍繞代詞能否用作間接回指語及其典型性。如項成東(2004)、王軍(2004)、馬博森(2010)等也都認為它的用法不典型，常出現在自然語言、網絡語言或非正規語言中。但語料表明，它雖不廣泛，卻也不鮮見地存在于小說和其他文學體裁中，其規范性是毋庸置疑的。筆者對現當代小說的分析表明，在一些英文名著乃至漢語翻譯小說的人物對話和作者的敘述語言中，都存在著為數不少的代詞間接回指語的例子。如Salinger的TheCatcherintheRye中有217例，錢鐘書的《圍城》有25例，楊絳的《洗澡》有39例，張愛玲的《金鎖記》31例。因此是值得關注的語言現象。

研究的第二個重點是代詞間接回指的分類和理解問題。研究發現，現代漢語的代詞體系中所包含的人稱代詞、指示代詞和疑問代詞都可以作間接回指。至于代詞間接回指語的理解則公認主要借助于先行觸發語和話語雙方擁有的共享知識。先行觸發語(包括言語信息和非言語信息)和間接回指語之間存在著的多種常規關系，如實體與類屬關系、個體與群體關系等常規關系使聽話人通過推理識別代詞的指稱對象。(Gundel，轉引自馬博森，2010:31)也有通過共享知識(包括共享百科知識、共享私人知識、共享情景知識和共享語篇知識)來討論聽話人如何推斷代詞間接回指語的所指。(Maushal，轉引自馬博森，2010:31)。這些較為明顯的語言特征或背景知識可以有效地幫助理解該現象。研究者對代詞回指語的語用功能則甚少涉及。它的使用動機可以是語言上的考慮，在易于理解的基礎上使語言簡潔或結構對稱;或出于對讀者或聽話人的考慮，使其減少理解的心力。(王軍，2009:3)也常常出于語用上的考慮，是對話語雙方臉面的考慮，起到保持禮貌或避諱或揶揄對方的作用。但并不是所有的代詞間接回指語都需要特別加以關注，動機和語用功能表現強烈的才是關注重點。

有關代詞間接回指語在跨語言交際，即翻譯活動中的表現可以說少有人關注，這恰是本文的研究重點。在源語中對代詞間接回指語的正確理解的可能性似乎預示著，只要譯者把有關的所有信息(先行觸發語、隱含的共享知識等)進行直譯，它在譯入語中就會得到如實的顯示和理解。但考察英漢小說互譯的翻譯實踐，卻又不盡如此。雖是直譯為主，但也有代詞明晰化、去除回指語、加入代詞等等翻譯法。就筆者手頭資料顯示，直接論述代詞間接回指語翻譯的言論較少(下文的回指語皆指代詞間接回指語)。間接有關的如Hatim和Mason(1990)在涉及人稱代詞的翻譯研究時認為，在譯“指稱”(包括代詞)時，應注意分析指稱方式背后潛藏的動力:是慣例、文本類型使然，還是作者的修辭意圖使然———這種分析再結合譯語特點，才能譯出原文的效果。這對代詞間接回指語的翻譯有啟發，因為代詞間接回指語既隸屬于代詞，翻譯中亦應考慮指稱方式的原動力———是原語、譯入語使然，還是作者意圖在起作用。

至于代詞漢譯的具體方法，王克非和胡顯耀(2010:17)認為，與英語相比，漢語代詞的類型較少，使用頻率較低。漢語常規的指代方式以“名詞復現”和“零代詞”為主，較少使用顯性人稱代詞。因此，有人提議在翻譯中應少用代詞多用原詞復現等方式。但現狀是，從語料統計分析來看，漢語翻譯文學中人稱代詞的使用頻率遠高于原創漢語文學，非常接近于英語。說明漢語原創文學和翻譯文學的代詞用法又有所不同。下文擬以TheCatcherintheRye的兩個漢譯本為例，分析代詞間接回指語的漢譯方法和動因，并提出相應的翻譯對策。

3．TheCatcherintheRye及其兩個漢譯本簡介和代詞間接回指語漢譯

3．1TheCatcherintheRye及其兩個漢譯本簡介

TheCatcherintheRye描寫美國有反叛思想的年輕人，他們厭惡舊傳統，與現實格格不入，又缺乏對未來的信心，反映了美國的社會思潮。作者用現實主義的筆觸，揭露了資本主義社會精神文明的貧乏、空虛的實質，在藝術上開當代美國文學中心理現實主義的先河。語言特色是采用青少年的口吻，大量使用俚語和口語。(施咸榮，譯序:2－4)也表現為較多回指語的使用。TheCatcherintheRye的漢譯本較多，較為流行的是施咸榮和孫仲旭的譯本。前者于60年代完成。當時國人對西方文壇所知甚少，譯者對譯什么和怎么譯有一定的自主權。另外當時的社會背景屬于中西文化對峙的建國后十七年，英美文學翻譯有一個重要傾向———對文本的選擇側重所謂的批判現實主義，(盧玉玲，2011:18)施咸榮也自覺地對文本和文本的解讀態度都采取這個立場。施譯本主要用于重現和批判，異化、直譯為主的翻譯手法也就不足為奇了。孫仲旭譯本則是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國人的個性意識與反叛意識已有所提高，且對美國現狀已有了解的前提下產生的，與揭露和批判相比，顯示自我、張揚個性恐怕是更大的目的。孫在后記中指出，施譯本“頗有口碑”，新譯本只為“多一種閱讀選擇”，且“參考施先生的譯本之處甚多”。(孫仲旭，2007:448)既是有所參考，必有所改進。本文擬僅從代詞間接回指語的翻譯進行對比。以原文和兩個漢譯本的全文為自建小型語料庫進行分析可知，該語言現象的翻譯在相同的基礎上，相異之處甚多，有必要進行對比考察，分析其表現和原因。

3．2TheCatcherintheRye漢譯本中的代詞間接回指語翻譯的宏觀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