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師音樂教育作為唯一音樂師資培養體系，從建國初到新世紀，對我國音樂教育作出了巨大貢獻。在這個體系下一批批音樂師資奔赴基層崗位，以他們所學，推動著基層音樂教育的發展，形成了我國社會主義特色的音樂教育體系。然而，這種高師音樂教育體系，以注重音樂技能、技巧為教學特色，卻忽視了音樂技能也是人類藝術精神結晶，技能的傳習也是對人類文化的傳承。高師音樂教育體系如何從根本上形成以民族音樂為主體的教學體系，還是有待解決的問題。

一、作為地域文化的漢劇與高師音樂教育

湖北作為一個戲曲大省有著深厚的戲曲底蘊和土壤。與本土其它藝術品一樣，漢劇也在這片土地上經歷了一個由起源、形成到定型、成熟的發展過程。在這個蜿蜒曲折的過程中，湖北獨特的地域文化、傳統民間藝術，自始至終都是漢劇前進的動力。經過諸多漢劇前輩藝術家的努力，漢劇獲得較為完備的行當分工，將西皮、二黃這兩種產生不同地區的曲調加以揉和而形成皮黃聲腔體系，用皮黃聲腔演繹楚韻漢調、歷史故事、市井人物。漢劇在相當一段時間獨占武漢及周邊的戲曲舞臺，漢劇也具有了湖北地域的文化特點。

（一）漢劇中的地域文化。

《中國地域文化通卷•湖北卷》明確指出，三國文化是湖北地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個顯著的文化特點，體現在湖北漢劇中。“湖北漢劇首創的皮黃關羽戲，不僅在戲曲舞臺豐富了三國文化，而且把三國文化以漢劇的形式從湖北傳到北京，漢劇紅生不僅唱響湖北還北上搭徽班，其代表人物是湖北崇陽人米應先。他常年演出京城，其拿手戲就是關羽戲。他的表演風格影響了京劇，成就了京劇的關羽戲”。[1]（p90-91）京劇把“關羽戲”發展到高峰，是受湖北三國文化的影響。漢劇的唱腔在京劇的唱腔形成過程中，充分體現了音樂與文化的共存的關系。如果沒有湖北三國文化的底蘊，漢劇是不可能在京城扎根。沒有漢劇音樂底蘊，成就不了京劇的聲腔發展，漢劇已成為湖北地域文化的一個符號，成為湖北地方音樂資源庫。

（二）高師音樂教育的思維創新。

漢劇濃郁的地方文化、獨特的音樂構成，如何走進高師音樂教育？首先是理論的創新。半個世紀我們的高師音樂教育理論，已經走過了西化教育和外來教育體系的路子，實踐證明這樣的理論體系對傳承中華文化，培養有民族自信心的音樂人才具有自身的缺陷。“中國有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呼喚，有特色的高師音樂教育理論的創新，有加強文化建設的大環境，這些條件為突破現有的高師音樂教育理論帶來了契機。特別是高等教育體系對本土音樂文化的思考和溯源，更有利于民族音樂教育體系的構建。音樂存在文化中，音樂是文化中的主要部分。”[2]（p56）我們選擇漢劇為代表的地方戲曲，進入我們的高師音樂教育，不僅是地域文化與音樂教育的結合，更有利于民族音樂教育理論的實踐。

（三）高師音樂教育的民族化與文化傳承。

地方戲曲為地域性藝術形態和傳統文化，有著深厚、廣泛的文化內涵及藝術審美價值，也是學校音樂教育的重要資源，地方戲曲的學習、利用，不僅是音樂文化傳承和民間音樂保護的途徑之一，也是不同地域教學特色的展現。地處湖北的漢劇作為地域文化的符號，進入本地高師音樂教育體系，從地域文化的傳承、區域特征定位具有前瞻性和實踐意義。地方戲曲是我國民族文化藝術的綜合體，高師院校的音樂教育作為當代音樂教育活動的核心部分，作為培養中小學音樂師資的搖籃，肩負著一個國家和民族音樂文化發展的重要使命，它不僅是民族音樂文化的依托和載體，更是當代各種音樂文化最重要的傳承領域，代表不同地域文化的地方戲曲引入高師音樂教學的研究，仍處于思辨性的探索、嘗試階段，還沒有形成系統化和制度化，缺乏理論與實證的結合論述。要建構真正反映中國傳統文化、建立民族音樂教育體系，將地方戲曲納入高師音樂教學體系之中，使高師音樂教育的民族化與文化傳承結合起來。

二、作為藝術文本的漢劇與高師音樂課程

回顧建國六十多年來我國高師音樂教育的發展歷程,成就不可低估,但缺乏民族性課程設計，這是制約我國高師音樂教育發展的主要原因。傳統的高師音樂教育模式，課程設計，以抽象的知識概念問題引入，教師講解新概念、定義、定理，進行邏輯推導與論證。而新的藝術教育理念告訴我們，藝術教育的首要任務無疑是要使受教育者理解感悟到某一藝術所蘊含的基本意義。因此,作為藝術文本的漢劇本身已具備了豐富的藝術語言，漢劇藝術家用精湛的技藝展示了對生活的感受，能引起人們的共鳴，成為人們抒發情感的載體。藝術教育的本質說，能夠滿足人們在藝術語言中引起共鳴和能抒發情感是藝術教育的目的。漢劇的藝術文本作為高師音樂教育民族課程資源，課程設計從以下幾方面體現它的民族音樂價值。

（一）民族音樂史的補充。

我們可從漢劇的形成歷史，參照高師民族音樂史學課程，圍繞漢劇音樂構成的人文環境，地理環境，社會發展幾個知識點來豐富我們的課程設置。這些研究可以延伸到音樂與別的交叉學科的領域。在2004年《中國戲劇》第七期中，關于“二黃”定位的學術之爭，漢劇理論家方月仿先生與足文壽先生的論戰，從漢劇的聲腔、秦腔的聲腔對中國整個皮黃系統地的影響，進行了歷史演變的梳理。他們的學術之爭給民族音樂史學、音樂人類學、音樂社會學等學科提供了一個藝術文本到理論文本的有意義的研究課題。教育家蔡元培先生認為：“振興民族與民風離不開文化教育的根基，而大學肩負著重要使命，民族的生存，是以學術作基礎的。”[3]（p663）因此我們的高師音樂教育更有理由把以漢劇為代表的地方戲曲納入民族音樂理論課程的設置中。

（二）音韻與音樂結合的典范。

漢劇的音樂非常優美，而且極具豐富，很值得音樂家們重視和研究。它獨有的9腔18板作為它的音樂特色，為我們提供了音樂與語言之間音韻結合的藝術典范，漢劇的聲腔是與湖北一帶地方音韻、四聲戚戚相關。其音調的基本音型在形成聲腔的過程時，顯得挺拔、豪邁、委婉、舒展的地方特色，因此被京劇及許多地方戲曲廣泛采用。京劇中的湖廣音，實際是武漢話，更具體的說就是漢劇的去聲字，是由它升華和演變而成的特有腔體，以及由這種特有的腔體而成的演唱和伴奏來體現。這種戲曲音樂以字音為音樂動機的旋律走向，繼承了中國傳統的依字行腔的美學原則，特別從音韻角度看，它更具有中國傳統的審美性。為高師音樂教學體系中音樂創作模式和理論作曲體系民族化，開創了另一個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