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學科定義與選題意義

經典敘事學是一門對敘述進行結構研究的科學，它所關心的中心議題是在紛繁蕪雜、種類龐多的敘事作品找尋具有普遍意義的組成要素。追本溯源，經典敘事學就是從對敘事性文本的結構性分析中發現敘事的普遍特征，探尋其結構規律。這種彰顯于敘事學定義之中的結構主義的特性，有其歷史的必然性，更為經典敘事學于20世紀80年代的沒落埋下了理論根基上的隱患。《白蛇傳》是我國家喻戶曉的民間故事，與普羅普的俄國民間故事、布雷蒙的法國神話傳說相比，更為國人所熟知。作為中國四大民間傳說之一，《白蛇傳》無疑體現的是東方式的敘事哲學。經典敘事學這一根植于西方的理論成果能否成功地闡釋這一東方傳說？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基于《白蛇傳》的敘事學角度分析與比較，將會為我們看待經典敘事學的成就與桎梏提供一個更為直觀和切近的依據。

二、普羅普與“敘事功能”

完成于1928年的《民間故事形態學》在問世后的30年中一直籍籍無名、乏人問津，直至上世紀60年代英譯本問世，普羅普及其著作才在法國敘事學界聲名鵲起。普羅普《民間故事形態學》將俄國的各種童話集中起來作了全面考察，從中概括出他稱作“功能”的31種構成因素，然后將之組合到七種角色的“行為范圍”中，詳細考察了它們之間的關系，最后總結出了一套結構程式。盡管創作于上世紀20年代初期《民間故事的形態學》并沒有受到結構主義思潮的滌蕩和洗禮，但其中體現的理論思想明顯體現了結構主義尋求有限的、本質的、深層結構的基本觀點。普羅普在歸納其創作動機時提出：“要以最小的篇幅涵蓋最大限度的內容，……就類似于一種語法。”（羅鋼，1995：26）利用普羅普的分類，我們可以輕易地把《白蛇傳》進行結構化的分析：如此，流傳在民間一波三折情節跌宕的白蛇傳被轉化成了一串數字與符號。這樣的轉化證明了普羅普31種敘事功能在跨越了東西方的差異之后仍具備可操作性，然而它的局限性也是顯而易見的：以《白蛇傳》為例，情節3與情節4之間是怎樣的關系？從情節8與情節9有無空間的轉換？是什么在連接這些字母與符號？這些符號間是否反映邏輯？如果選擇的文本并非民間敘事文學，則他的分類是否可以行得通？對于這些問題普羅普均沒有給出正面的解釋。所以他的研究只是一種簡單的形式研究，它只重故事表層的句法關系而不重深層的邏輯關系，它是一種時間靜態的堆疊而不是動態的描述，連接各個符號之間的只是簡單的時間關系而缺乏空間關系和邏輯結構。

三、布雷蒙與“敘事邏輯”

盡管布雷蒙對普羅普敘事功能的提出深以為然，然而他敏銳地意識到沒有邏輯連接的敘事功能就如同沒有黏合劑的磚瓦，由此砌成的大廈倒塌只是時間問題。故此，他提出了“敘事序列”的觀念作為敘事的基本單位，希圖以此解釋功能之間的邏輯關系。他認為敘事的基本序列由三個緊密相連的功能組成，即情況形成—采取行動—達到目的。繼而對基本序列進行變化和組合，使其更為適應多樣的敘事類型。我們可以看到布雷蒙的敘事序列與前人普羅普相比更具邏輯優勢。由于時間發展是由內在邏輯推動的，情節之間就不再是簡單時間順序的排列。他又給予這種邏輯充分的彈性空間，在每個功能項下，都存在著改善或是惡化、成功或是失敗的可能。許仙可以借傘也可以不借，白素貞對許仙的傾慕可以實現也可以失敗，許仙不一定遇到法海，法海也不一定認出白素貞是妖怪。所以布雷蒙的理論事實上是強調事件發生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產物。其理論意義不僅僅在于豐富和改進了普羅普的敘事功能理論，更在于通過展示故事的推進方向很大程度是人物的選擇凸顯人物的意志力量。他所著眼的邏輯，本質上是人物在關鍵時刻的選擇。盡管他沒有把讀者、作者考量在內，但畢竟承認了人物對于情節的關鍵作用，為強調客觀、科學的早期經典敘事學研究增添了一份對人的關注。

四、格雷馬斯與“語義方陣”

同是從普羅普的敘事功能出發，格雷馬斯選取了一條與布雷蒙不同的敘事學研究之路。他所關心的中心議題是“文本的意義是如何生成的”。格雷馬斯對意義的關切使得他把眼光投向索緒爾和斯特勞斯幾乎成為一種必然。故此，格雷馬斯鎖定結構語言學為基本模式、決心以尋找和歸納故事內部基本的二元對立關系來推導敘事模式。把這些角色和邏輯秩序帶入語義方陣，我們得到的便是一種深層邏輯結構。與普羅普的圖式相比，格雷馬斯的圖式當然更具有邏輯性、更富于概括力，也更宏觀、更抽象。格雷馬斯所提出的情節秩序意味著敘事的意義和基本框架已經在作者腦中預先搭建，譬如作者在創作《白蛇傳》故事之初就已經有了一個預設好的深層框架，他只不過在用自己的方式表達和填充這個框架。那么對于讀者而言，理解這一敘事就首先必須跨越自我的思維間架結構。這就要求讀者既對作者的預先的敘事的模式熟悉和認同，又準確地解讀作者敘事模式的內在含義。這樣勢必就會帶來作者與讀者之間的對抗，從理解再到溝通與認同。但同時，只有在讀者參與的狀態下，敘事的確定權才真正交付給讀者。從這一意義上來說，格雷馬斯在某種程度上引入了讀者的作用，這無疑暗合了新敘事學或后經典敘事學。

五、托多洛夫與“敘事句法”

托多洛夫的理論是從一個簡單的類比開始的。與格雷馬斯同為符號學家，托多洛夫也認為我們所處的世界充滿了符號，語言是符號的集合，那么敘事也不例外。既然在語言世界存在著一種基本語法，敘事中也必然存在敘事語法。于是文學和語言在托多洛夫是異質同構的兩個系統，而包括敘事在內的文學是語言某種屬性的拓展和應用。于是，托多洛夫另辟蹊徑，致力于參照語言學的模式總結文學敘事的規則，建構一套新的敘事結構模式。在他看來，一個單一的句子就是一篇簡單的敘事文本；而復雜的敘事文本不過就是一個放大了的句子結構。托多洛夫認為，從“一個平衡向另一個平衡過渡，就構成了一個最小的完整情節”，是故事的最基本的結構程式。盡管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和切入方式，但托多洛夫的研究展現出了與前人高度的相似性。當然，在分析如《白蛇傳》的民間故事時托多洛夫的理論充分顯示出其可操作性，然而簡單化的故事民間情節和主角/破壞者的角色分類使他們的研究成果有過分簡單化之嫌。盡管他們的努力方向是一致的：發現一種放之四海皆準的規則，解釋一切的敘事內容，而結果是，他們得到的結論其實并不能解釋大多數敘事文學作品，遑論指導文藝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