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前言

五四時期白話新詩的產生與發展受到了很多外國詩歌流派的影響，如浪漫主義、現實主義、象征主義、未來主義、意象派等，其中影響最大的是浪漫主義。從翻譯文化學派的角度來看，浪漫主義詩歌能在眾多流派中深受當時文人的青睞并得到廣泛譯介，與它的反傳統觀念不無密切的關系。當時很多中國文人都認為浪漫主義文學具有破棄傳統的革命特質。如梁實秋寫于美國，1926年發表在《創造》月刊上的“拜倫與浪漫主義”一文中說:“總而言之，浪漫主義的精髓，便是‘解放’兩個字。浪漫主義者全是叢聚在這個新鮮的大纛下面，他們全都崇奉著這解放的精神，而向不同的各方面去發展。”(梁實秋，1998:14)因此五四時期的新詩人對歐美浪漫主義詩歌投入極大的熱情，積極介紹與翻譯歐美浪漫主義詩歌。拜倫和他的《哀希臘》在當時最受推崇，馬君武、胡適、蘇曼殊、柳無忌、聞一多等一批進步詩人相繼將此詩全文譯出，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擂響了戰鼓。(王東風，2011:20)魯迅的《摩羅詩力說》介紹了包括拜倫、雪萊、普希金等在內的8位著名浪漫主義詩人，以饗當時的中國文學界。在眾多的歐美浪漫主義詩人中，郭沫若最喜歡歌德、雪萊和惠特曼。1922年，郭沫若在《雪萊詩選•小序》里說:“雪萊是我最敬愛的詩人中之一個……譯雪萊的詩，要使我成為雪萊。”(轉引自羅新璋，1984:333－334)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近代詩歌變革的過程，即由舊詩向新詩轉化的過程，也是近代西方浪漫主義思潮在中國詩歌中興起的過程。

但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又是一場激進的政治文化運動，在反對傳統與借鑒西方的過程中，不免對某些思潮產生片面的理解。就浪漫主義而言，五四新詩過于重視浪漫主義的政治價值，而忽視了其對詩藝的追求。魯迅的《摩羅詩力說》雖是當時介紹浪漫主義詩歌的一部力作，但仔細閱讀后卻可以發現，其主旨在于介紹浪漫主義詩人的革命精神，而較少提及他們詩作的藝術價值和寫詩技法。例如，文章有專節介紹拜倫的生平和創作，對其贊譽有加:“裴倫(即拜倫———引者)既喜拿坡侖(即拿破侖———引者)之毀世界，亦愛華盛頓之爭自由，既心儀海賊之橫行，亦孤援希臘之獨立，壓制反抗，兼以一人矣。

雖然，自由在是，人道亦在是。”(魯迅，1959:800－801)這也反映出“五四”文人更多看中的是拜倫追求民族解放的革命精神。當創造、革命，甚至暴力革命日漸成為時代主旋律時，拜倫、歌德、雪萊、普希金等思想激進的浪漫主義詩人的思想性，甚至政治抒情性作品便成為主要譯介對象，從而影響了五四新詩建設的發展方向。這種片面強調浪漫主義政治功能的傾向，使新詩建設者無法全面了解浪漫主義詩潮的真義，以為浪漫主義詩歌在“怎么寫”上，也和在“寫什么”上一樣，是極端的文體革命者。誠如李歐梵所言:“浪漫主義美學的那些神秘的和超驗的層面，在贊成一種人道性、社會－政治性的解釋時，大都被忽視了。重點被放在自我表現、個性解放和對既定成規的叛逆上。”(李歐梵，1996:278)

然而在本質上西方浪漫主義并不是純粹的文體革命，特別是以雪萊、拜倫為代表的積極浪漫派詩歌，無論在內容上如何注重個人感情的抒發，追求自由奔放的性情，但都沒有在本國的詩歌文體變革中摒除舊詩體，尤其是沒有完全打破“無韻則非詩”的作詩法則。歌德主張詩應有特定的形式，他在詩中寫道:“在限制中才顯出身手，只有法則能給我們自由。”華茲華斯的“詩是強烈情感的自然流露”這句話在當時深入人心，但為了糾正詩人對情感及直抒胸臆的作詩方式的極端，他也提出要求詩人純化情感。在同一篇詩論中華茲華斯這樣說道:“一切好詩都是強烈感情的自然流露。這個說法雖然是正確的，可是凡有價值的詩，不論題材如何不同，都是由于作者具有非常的感受性，而且又沉思了很久。”(轉引自伍蠡甫，1988:2)即使是中國新詩人心中最具有叛逆性格的詩人拜倫，也沒有完全放棄詩歌傳統和已有法則，不僅從英國傳統詩歌汲取營養，而且還從其他國度，如意大利詩歌中尋找適合于自己的詩體。如《唐璜》就采用了意大利八行詩體(ottavarima)。雪萊的《西風頌》在中國同樣廣為流傳，它的革命精神極大地鼓舞了中國詩人的政治革命熱情和文體革命激情，但是這首詩卻是韻律齊整的傳統型英語詩歌。

由于中國的新詩革命遵循在詩的內容上追求感情至上，形式上要求詩體大解放的方針，浪漫主義詩歌的譯介趨勢也漸趨明確，雨果、雪萊、拜倫這樣的具有思想先鋒性的積極浪漫主義詩歌成為這一時期詩歌翻譯的主潮。然而，這一時期卻有一個文人團體，相比較而言，對西方浪漫主義持有穩健的認識，他們翻譯的浪漫主義詩歌為五四激進的詩壇吹來一股清新之風，這便是“學衡派”。

2．0“學衡派”及其新人文主義思想

“學衡派”因《學衡》①雜志而得名，是中國現代思想史上一個重要的保守主義文化和文學派別?！秾W衡》雜志由梅光迪發起、吳宓主編，于1922年1月創刊于南京的東南大學，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后期出現的文人刊物。他們以激烈地反對新文化運動的姿態出現，堅決反對廢除傳統文學的新文學，并對新文化運動所宣揚的盛行于西方的近世思想和價值觀提出質疑。但他們并非極端守舊，并非反對新文化，并不排斥西方，而是主張新的文明則是應該兼取古今中西之長。因而在推崇儒家思想、國學研究和古典詩詞創作的同時，也積極從事著譯介西學的活動。從《學衡》創刊至1933年中止刊物，近12年間，它不僅吸引了一批讀者，圍繞它還形成了高水準的作者群，如梅光迪、吳宓、劉伯明、胡先?、柳詒徵、湯用彤、吳芳吉、李思純等。“學衡派”就是這樣一批作者的總稱。長期以來，“學衡派”一直被視為封建復古的守舊勢力而受到嚴厲批判。在“頑固守舊”的貶斥下，“學衡派”譯介西學的努力也就隨之被無形地被遮蔽了。自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在寬松的學術研究氛圍下，“學衡派”重新走入當代學人的視野，并形成一股對保守主義思想的研究熱潮。“學衡派”的理論來源主要是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他們中的很多人，如吳宓、梅光迪是白璧德在美國哈佛大學的學生。《學衡》雜志還譯介過多篇白璧德本人以及與其相關的新人文主義文章。關于“學衡派”與白璧德主義的關系，學術界已有相當研究成果，無須贅言。這里僅在這些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從文學觀探討一下新人文主義對浪漫主義的態度。新人文主義是一個內涵復雜的思想價值體系，其本質特征是意念理性，主張在理性旗幟下克制人性的放誕和情感泛濫而保持內心的自省與自律，并進而通過這種內心自省和自律達到道德上的完善。(朱壽桐，2009:前言4)在白璧德(2003)最廣為人知的著作《盧梭與浪漫主義》中，他以古典的倫理道德標準深刻批判了西方歷史上浪漫主義的不同特征和諸多方面，尤其是法國文學大師盧梭所開創的浪漫主義，并正本清源，從浪漫主義的直接源頭談起，批判了文學史和文化中關于浪漫主義的各種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