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學與道德的概念界定

文學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是在一定的社會經濟基礎上形成發展起來的，是一定時代社會生活的反映。文學往往通過具體生動感人的形象，而不是像哲學、社會科學那樣用抽象的概念去反映社會生活。文學作品不僅是人們學習語言的載體，同時也成為熏陶人們心靈、健全人們精神的手段。文學作品的創作具有三個特點:首先，作家運用各種藝術手段把從生活中得到的大量感性材料熔鑄成活生生的藝術形象;其次，始終離不開想象(幻想、聯想)和虛構;第三，始終伴隨著強烈的感情活動。道德是一種由人們在實際生活中根據人們的需求而逐步形成的一種具有普遍約束力的行為規范。道德具有歷史性、階級性和繼承性。道德規范與法律既有一定的相似之處，即兩者都是行為規范，但兩者有明顯的區別。第一，作用途徑及約束力不同。法律是具有國家強制力保障的，而道德是一種心靈的契約，只能靠人們自覺遵守，所以約束力比法律弱很多，靠輿論來實現道德的力量;第二，形成方式不同。道德是在生活中逐步確立的風俗規則，法律則是有國家制定的;第三，代表的利益不同。法律一般是當權者管理的有力工具，而道德是群眾在生活中的利益體現，有一定差距，特別在階級社會中，道德與法律往往分別代表被統治者與統治者的利益，處于對立的地位。

二、文學與道德之間的論爭

(一)中國古代文學史:文學服務于道德是主流思想

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文藝為道德服務的主張是當時的主流思想。兩千多年前，孔子提出詩的“興觀群怨”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多識于草木鳥獸之名”［1］———就已經察覺到文學的道德教育作用。荀子認為，“夫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樂者，圣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易，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2］當然這里的“聲樂”，是指附上音樂的文學作品，因此可以說荀子已經認識到文學以情感人的特點和文學的道德教育作用。但是，古人對文學的文藝性多持輕視態度。孔子說:“行有余力，則以學文”，揚雄以文章為“雕蟲小技，壯夫不為”。《國語》、《離騷》、《孫子兵法》、《史記》以及許多詩文名著，據說都是不得志的“賢者”的“發憤之作”。［3］兩漢以后出現了一些純文學的文論。如陸機的《文賦》，“因為他純粹地從文學觀點去討論文學”。齊梁時有兩部重要的批評著作，恰好代表當時文學上兩種相反的觀點。一部是劉勰的《文心雕龍》，代表傳統的“文必明道”的思想，另外一部是鍾嶸的《詩品》代表重純文學的傾向。到了唐朝，白居易繼承了前人的理論，極力主張文學應起褒貶善惡、補察得失的作用，他在《讀張籍古樂府》中說:“讀群《學仙》詩，可諷放佚群;詩群《董公詩》，可誨貪暴臣;讀群《商女》詩，可感悍婦仁;讀群《勤齊》詩，可勸薄夫淳。上可裨教化，舒之濟萬民;下可理情性，卷之善一身。”宋以后，文學完全從屬于道德，為道德服務的地位。石介說:“道德，文之本也”。李漢說:“文者，貫道之器也”。理學家周敦頤認為“文所以載道也”。他們這里所說的‘道’包括道德，但不單指道德，而是指封建統治階級提倡那一整套政治、倫理思想。清末的革新派梁啟超等人，認為文學決定著道德的變化，所以斷言改革道德必先從改革文學開始。［4］綜上所述，中國文學史上，文學尚未具備獨立性，大部分時期服務于道德，到后來甚至成了道德的附庸。并且可以說，在中國方面，從周秦一直到現代西方文藝思潮的輸入，文藝都被認為是道德的附庸。這種思想是國民性的表現。中國民族向來偏重實用，他們不喜歡把文藝和實用分開，也猶如他們不喜歡離開人事實用而去講求玄理。由此可見，中國古代的文論史上甚至近現代，文藝為道德服務的主張是當時的主流思想。

(二)西方文論史:兩種觀點并存

西方文論對于文學與道德的論爭的焦點是文學與道德是否具有一致性。有論者認為，文學與道德存在一致性。他們很重視文學凈感情、勸善懲惡的作用，但是和中國古代文論不同的是，一些西方美學家試圖弄清文學與道德關系的本質，從思辨哲學的角度探討美與善的內在聯系。”［4］柏拉圖主張美與善的統一，尤其強調文學的美善結合，但他認為，引人向善是一件不易的事，須借助于形式靈活的文學作品。“讓她們用故事來形成兒童的心靈，比起用手來形成他們的身體，還要費更多的心血。”［5］菲利普•錫德尼爵士在《為詩一辯》中認為“表現美德、惡性或其他內容并能夠寓教于樂的虛構形象是詩人的根本標志。”雪萊認為:“詩歌遵循道德行事，因而具有道德效益”。中世紀一千多年的文藝在意象之后隱寓一種宗教理想或道德教訓。作家如但丁，薄伽丘，彼特拉克都相信文藝和道德是密切相關的。而認為“為文藝而文藝”典型代表是亞里士多德，他與老師柏拉圖持有相反的意見，“評詩的標準和政治及其他技藝的標準絕不相同。”政治標準并不能評價文學，文學有其自身的標準與特點。克羅齊認為:“藝術活動不是一種道德活動，直覺即藝術，一個審美的意象顯現出一個道德上可褒可貶的行為，但是這個意象本身在道德上是無所謂褒貶的。［6］雨果提出:“為文藝而文藝”的口號，他堅持文學的純文學性，不能因為道德的介入而消去文學的藝術性。可見看出，西方文論史上關于文學與道德的論爭還是比較激烈的，兩種觀點并存。

三、辯證看待文學與德育的關系

現代社會仍然存在著文學與道德的論爭，比如《人民文學》舉辦的首屆論壇上就文學最高目標是道德倫理還是藝術品質問題展開了討論。學者們從不同角度闡述各自觀點。有論者認為把文學的最高目標定為道德是狹隘的，文學不等于道德，趣味也不等于尺度。有論者認為，文學倫理同時兩種意義，一是作為社會存在的作家的道德倫理，也就是對社會，對人性的關懷，另一種是作為主體性存在的文學自身特征，是指合乎文學邏輯的形式與技巧的追求，而這兩種存在并不矛盾，都是作家對文學負責的精神。［7］還有論者認為，中國儒家的“傳教”說，古希臘亞里士多德的悲劇“凈化”說，古羅馬賀拉斯的“寓教于樂”說等，都把文學視為對人進行道德倫理教育的一種途徑，文學的價值在于維護社會群體發展的需要。［8］朱光潛認為，文藝對人的影響深廣是因為文藝是情感的自由發展區域，情感的勢力比理智更強大。他強調在美感經驗發生之前，文藝與道德關系是緊密的。并用文藝與道德的關系作為標準，將作品分為三類:“一有道德目的者;二一般人所認為不道德者;三有道德影響者。”有道德目的者，就是作者有意要在作品中寓道德教訓。一般人認為不道德的作品通常指材料或內容中有不道德的事跡。有道德影響是指讀者讀過一種藝術作品之后在氣質或思想方面發生較好的變化。還有學者從文學的內涵和特征來分析文學與道德存在的一致性。他認為，文學創作是一種具有潛在道德內質的精神活動。道德傾向同其他思想傾向與藝術成分一樣，是一種決定文學作品優劣成敗的因素。以一定的道德標準來塑造人物形象，在人物的思想內涵中體現高尚的道德情操，并以這種道德情操來感染讀者，這是文學優秀品格的顯著標志，是文學道德價值的基本輪廓。文學活動中的歷史主義和倫理主義、歷史尺度、歷史邏輯和道德邏輯、歷史價值和道德價值、審美因素和道德因素，本來應當是和諧的、統一的，人為地割裂勢必造成創作的畸形。有論者認為，文學有諸多功能，其中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德育功能，小說的唯一存在理由在于提供了一種‘偉大的力量’，這種力量是承受人生的相對性和道德模糊性的力量，小說圍繞某個人的生命歷程和呢喃與人性悖論中的模糊性和相對性廝守在一起，陪伴和支撐每一個在自己身上撞見悖論的個人捱過被撕裂的人生傷痛時刻。學者們對于文學與道德關系的多角度的剖析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肯定文學與道德的相對獨立性，承認文學的德育功能仍是當下的主流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