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新世紀以來，傳播環境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一方面，自媒體、融媒體的趨勢越來越明顯，信源主體多元化、大眾化，信息形態上文字、圖片、音視頻共同呈現，傳播媒介形態邊界越來越模糊；另一方面，傳媒組織規模發展迅速，傳媒競爭的全球化趨勢更加明顯，信息傳播的不平衡性進一步加大?，F代社會中的傳媒已經不僅僅是一種傳播工具，而是深深地嵌入政治、經濟、社會的發展運行之中，其中，對政治系統的影響尤為復雜而深刻。在新的媒體環境下，厘清政黨、政府與大眾傳媒的關系的一般規律，對于讓傳媒成為黨和政府的重要執政資源、執政工具，推動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和轉型期的社會發展意義重大。

一、傳媒對執政黨的影響

在民主政治機制中，必須有一個政治組織具有把各階層的利益訴求傳輸到政治中樞去的職能，這就是作為聯系社會民眾與公共權力的橋梁的政黨，政黨參與和掌握國家政權，形成政黨政治。傳媒的發展對政黨和政黨政治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1、對政黨組織的影響

在傳統模式下，民眾需要通過各級組織逐層向上反映訴求，相對而言周期長、效率低。大眾傳媒特別是互聯網等新興媒體的發展為公眾提供了一個公共平臺，使利益訴求和意見表達迅速、廣泛。這使得民眾對政黨的獨立性相對增強，政黨作為聯系社會民眾與公共權力的橋梁紐帶作用正在弱化。同時，現代社會的結構變遷以及人的流動性增強，推動政黨更新組織溝通的途徑與方式。能夠有效跨越空間和時間，且具有較強互動性的新興媒體開始成為政黨進行組織溝通的工具，如中組部向全國黨員發出2012年新年短信。政黨自身的信息化改造和電子黨務的推行，使黨內運作的透明度增強，黨內民主的進程加快。政黨組織結構由“黨中央←→黨的各級組織←→黨員”垂直式的層級結構向所有黨員平等享有權利的扁平式網狀結構轉變。

2、對政黨執政的影響

有學者認為，政黨執政能力的高低直接反映在政黨能不能在執政過程中履行相應功能，包括利益表達，即把所代表的社會階級、階層、集團的利益、愿望、要求準確表達出來；利益綜合，即把民眾的利益、愿望和要求科學地轉變成黨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政治錄用，即把社會精英接納到黨內來，使黨成為社會各階層、集團中最優秀分子的代表，成為給社會公共治理提供人才的可靠資源庫；政治社會化，即通過宣傳、教育把科學的民主政治理念提供給公眾，促進他們公民意識的成熟，引導他們理性地參與公共生活。①在信息社會，這些功能的充分實現都離不開傳媒的作用。社會主義人民民主的本質是人民當家做主。當前在我國社會轉型和利益結構分化的背景下，體現人民當家作主的關鍵在于黨能不能運用把握的政權，通過國家治理實現對利益的公平、合理分配。在新的傳播環境下，如果在自身建設和治理國家上仍舊局限于組織內部的傳統做法，不能通盤考慮不同利益主體的訴求，不能廣泛吸取社會智慧參與黨的建設以及各項方針政策的決策、執行、監督，就有自身被邊緣化的危險。

3、對政黨執政環境的影響

傳媒不但對政黨組織、政黨執政的發展和走向有著深刻影響，而且改變了政黨生存的現實環境，對政黨政治也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一是傳媒在傳播內容上的選擇性注意，形成了政黨執政的輿論環境；二是通過對社會思想、公民意識、政治情感等的影響和塑造，形成某種政治文化環境。這兩個環境看似無形，實質上卻直接影響到政治議程、政黨形象乃至政黨政府的決策走向。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跨國際、跨文化傳播的趨勢不斷加強，黨執政環境的復雜性加劇，如何維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確保意識形態安全，鞏固執政基礎是必須要面對的嚴峻現實問題。此外，傳媒機構作為有著自身政治、經濟利益追求的特殊組織，也會把自身的利益訴求通過傳播行為施加到政黨政治中來。西方壟斷傳媒集團的出現使得傳媒和政黨都出現了異化，傳媒壟斷資本貪婪的逐利性與公共權力的尋租效應相結合的結果是，二者都背離了各自的本質，在喪失了自我的同時戕害了社會，新聞集團的“竊聽丑聞”就是最好的例證。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確立了市場經濟的主體地位，如果任由市場經濟追求利潤和交換原則覆蓋新聞傳播領域，傳媒也存在被物異化的危險。不過，新聞界已經意識到了這一問題，目前正在廣泛開展的“走轉改”活動就是在價值觀上的自覺揚棄。

二、執政黨的傳媒治理

執政黨處理好和媒體的關系，是當今時代政黨必須破解的新課題。面對傳媒的巨大作用，世界各國的政黨都在尋找能夠對媒體施加有效影響的策略。在我國，黨對媒體實施領導，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聞事業的根本原則。傳媒體現無產階級政黨的思想意志、政治要求和組織原則，是完成黨的歷史任務的重要保證，黨必須正確把握黨管媒體的內涵，通過構建科學的傳媒治理結構和改善管理方式，讓媒體為執政發揮積極作用。

1、傳媒治理存在的主要問題

新中國成立后，在吸收我國歷史文化傳統并部分照搬蘇聯模式的基礎上，建立起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和計劃經濟體制，媒體也被納入其中，這對樹立社會主義信念、維護共同的價值觀、貫徹黨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鞏固黨的執政地位，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改革開放特別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來，這一傳媒體制的局限性正在顯現，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行政體系的“科層制”被移植到了傳媒體制上。傳媒也因此分出了中央、省市、區縣的層級和諸多行業系統。傳媒在傳播內容上更多地體現不同層級、不同行業系統的政治意圖，客觀上掩飾和淡化了社會的聲音。對社會生活的反映不夠充分，導致公眾對傳媒的信任度下降，傳媒的社會功能難以實現。二是行政體系的“歸口”管理被移植到了傳媒體制上。傳媒因傳播形態、內容、技術、載體等因素，接受著包括中央宣傳部、國新辦、廣電總局、新聞出版總署、工信部、文化部等諸多黨政部門的交叉管理。“多頭管理”難免出現邊界不清、管理重疊或空缺、相互抵牾、效率低下等負面效應，在影響傳媒社會功能發揮的同時，也制約了傳媒自身的發展。三是傳媒自身的內在邏輯不清甚至矛盾重重。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傳媒改革，一方面強化著黨管媒體的原則，另一方面無疑又帶有強烈的產業發展意識：1979年允許刊登廣告；1983年允許電臺電視臺下設公司實行企業化經營，不少媒體開始自辦發行、內部融資；1993年廣播電視業被正式列入第三產業，但其組成仍然是事業單位，采取事業單位，企業化經營；2001年中央提出，要全面深化文化產業體制改革，傳媒業按資源屬性的不同分為公益性事業和經營性產業兩類，允許以資本和業務為紐帶，組建多媒體兼營和跨地區經營的媒介集團，媒介改革向著市場化的方向縱深發展；2010年“十二五規劃”提出“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2011年十七屆六中全會確立了文化產業在整個文化建設乃至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中的戰略性地位?？v觀30多年的傳媒改革歷程，實質是一種在傳媒為政府所有的一元體制下的二元運作。在這一體制中，傳媒既要完成黨的宣傳任務，又要通過市場行為來維持生計。這就難免使政府與傳媒都陷入兩難境地：政府既要維護國有媒體的壟斷地位，又要充分運用市場機制來推進整個傳媒產業集約化發展，這樣很難產生真正的競爭；而傳媒在執行黨和政府的政策的同時，難免首先考慮自己的利益，組織的發展目標、發展模式、組織架構、激勵約束等內在的沖突和矛盾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