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的史前起源問題，一直是學術界高度關注和持續研究的重要課題。從起源神話的口頭傳承和文獻記載中尋找中華民族的發生、發展線索，是這一領域的基本研究路徑。隨著考古學在國際學術界影響的擴大，中國起源神話研究從２０世紀早期開始，自覺地運用考古學方法，探究中華民族存留于神話中的起源記憶。后來，考古學界也在本學科的發展中觸及到了中華民族起源神話的考證與研究。不僅如此，國外漢學家也運用考古學方法較早地研究了中華民族起源神話。當代中華民族快步走在民族復興的進程中，以融和、開放、敬祖、友鄰的心態參與文化的交流與對話，民族精神得到巨大鼓舞，民族起源命題也得到了關注與強調。為此，綜觀上世紀初迄今的百年以來，中華民族起源神話考古學取向上的國內外研究格局，實證神話傳承中中華民族的起源線索。

一、比較神話學與人類學視野：國外漢學界的早期研究

日本漢學家在研究中華民族起源神話方面走在國際漢學界的前列，尤其在考古學方法的運用和出土文物材料的求證方面具有很好的學術影響。民間文化學學術史專家賀學君的《中日中國神話研究百年回眸》所引資料顯示，日本較早研究中華民族起源神話的成果有井上圓了的《孔孟之偶像堯舜形成原因探源》（１８８２），此后至１９０４年間，日本學界發表了較多的相關論文，如《堯舜》和《續堯舜》（清野勉，１８９４）、《五帝論》（中村德五郎，１８９８）等。這些研究以文獻為主，少量涉及古文字資料。真正自覺運用考古人類學方法的是出石誠彥的《中國神話傳說之研究》（１９４３）。作為日本第一位專門從事中國神話研究的學者，他以比較神話學方法為基礎，大膽突破前人純以文獻為主的傳統觀念，注意從古代繪畫、雕刻等歷史遺物中尋求原始神話的痕跡，又引入自然史方法，以期由此揭示某些神話產生的現實基礎，從而將神話從后人累加的政治因素和道德觀念中剝離出來，較為可信地梳理了華夏部分早期起源神話的原始形態。２０世紀六七十年代，御手洗勝通過考證黃帝與龍的關系來探尋黃帝傳說的傳承地區與意義。側重于考古和歷史素材的林巳奈夫，著有《殷中期以來的鬼神》（１９７０）、《漢代的神》（１９７５）。側重于中國神話通論的貝冢茂樹，著有《中國的神話》（１９７１）、《中國神話的起源》（１９７３）、《英雄的誕生》（１９７６）。側重于神話與古文字及民俗研究的白川靜，著有《中國神話》（１９７５）、《〈山海經〉中的鬼神世界》（１９８６）、《甲骨文的世界》和《中國古代民俗》等一系列專著。

２０世紀末葉，小南一郎的《中國的神話傳說與古小說》（１９９３）運用考古學方法研究西王母神話的起源與演變，考證西王母神話與七夕文化的關聯，深化了西王母神話的可信度。歐美漢學界運用考古學方法和考古新成果來研究中國起源神話的代表是２０世紀中期的女性主義神話學派。中國神話學家葉舒憲認為，女性主義神話學的主要學術貢獻在于，以女性主義觀點和考古新材料為雙重契機的女神再發現運動，以及女性主義神話學對西方文化兩大源頭的重新認識。女性主義作為一場文化思想運動，它的重大啟蒙意義就在于揭示出一個被忽略已久的真相：世界上已知的所有文明幾乎都是父權制的。女神的發掘與研究取得的重大影響，與考古學方法及其相關成果的運用密切相關。如拉靈頓（Ｃ．Ｌａｒｒｉｎｔｏｎ）主編的《女性主義的神話指南》（１９９２）運用考古新材料和女性主義的觀點，重新審視近東、歐洲、亞洲、大洋洲、南北美洲的神話傳統以及２０世紀的女神崇拜與研究情況，對中華民族起源神話黃帝、炎帝、顓頊、帝嚳、堯、舜、禹等構成的神話帝系譜做出構擬，強調了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男性中心主義對神話性別角色的決定性作用，承認在遠古時期存在統一的信仰女神的宗教。美國漢學家大衛•凱利的長文《開端：新石器與商代的女性地位》（１９９９）主要依據考古發掘材料和對甲骨文的記載的分析，論證上古時期女性的地位并未高于男性，從新石器時代到商代的社會性質基本上是父權制的。這就使女神宗教說的現實基礎問題受到某種程度的質疑，其爭議性也就越發明顯了。大衛•凱利還引用格林（Ｍ．Ｇｒｅｅｎ）《克耳特女神》（ＣｅｌｔｉｃＧｏｄｄｅｓｓｅｓ）一書的觀點論證說，中國東北地區新石器時代女神雕像的發現并不一定反映當時女性社會地位的顯赫，因為古希臘的雅典奉雅典娜女神為守護神，可是雅典婦女的地位卻極為低下，甚至根本就算不上城邦的公民。值得強調的是，俄羅斯通訊院士李福清（Ｂ．Ｒｉｆｔｉｎ）作為當代研究中國神話最著名的漢學家，不僅廣泛搜集中華民族起源神話的人類學材料，全面、深入地研究了包括起源神話在內的中國神話，在研究方法與神話史料、口頭傳承的神話材料的搜集等方面取得了非凡成就，而且還整理了國外研究中國各族神話的論著資料，編輯出版了《中國各族神話研究的外文論著目錄（１８３９－１９９０）》一書，為中國神話研究提供了國外相關文獻的寶貴線索。

二、現代神話學與歷史人類學互動：國內學界的起源研究取向

２０世紀早期的３０年，中國現代神話學受西學影響而初具形態，方法論上，對“地下材料”的追求作為研究方向得以確立。這一時期主要以歷史學家的研究為主。中國現代神話學的奠基人茅盾，在其《中國神話研究》（１９２８）、《中國神話研究ＡＢＣ》（１９２９）、《神話雜論》（１９２９）等論著中所提出的理論以及有關中國神話的重要見解，對當時和后來的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促成了中國神話學人類學派的發展。茅盾論述了神話與歷史的關系，提出了關于原始人宇宙觀的變化導致神話演變的問題。他試圖從上古史中抽繹出中國神話的“諸神世系”，并提出了以帝俊為主神的設想。以顧頡剛和楊寬為代表的古史辨學派由歷史研究入手，以嶄新的歷史觀念和扎實的文獻學功夫，對上古神話資料和神話人物進行仔細的發掘、校勘、考辨、梳理、研究，力求從古史中剝離和還原神話，重構民族的神話體系，在理論和方法上形成了中國神話研究的歷史學派和民族的神話史觀。同時，王國維提出了將“地上之材料”（傳世文獻）與“地下之材料”（甲骨文、金文文獻）相結合的“二重證據法”，與古史辨學派一道，極大地震動了人文社科研究領域，從而為神話領域的考古學研究開創了方法論的先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