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文學史寫作類型之一的文學批評／理論史寫作，既受制于寫作者身處時代中主導的學術思潮與風尚，也受制于本身的史識、視野與趣味，以及編纂者在凝思歷史時被激發的情懷。現代文學批評史的寫作，始于“新時期”的思想解放運動以及“重寫文學史”的思潮。至今已有若干有影響的著述，如溫儒敏《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教程》（再版時改為《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劉鋒杰《中國現代六大批評家》、許道明《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及《新編》，還有曠新年《中國20世紀文藝學學術史》（第二部之下卷）、余虹《革命•審美•解構》等。本文不是要對所有此類著述一一評點，而是想考察：在后“文革”時代，已經名聲不再的正統文學史觀蘊涵的總體性敘述是否還可能？如若可能，它作出了怎樣的變通以適應“新時期”的知識—精神氛圍？在“新時期”之后，那種帶有總體性的歷史敘述意識是否還在？如果還存在，它又以什么形式存在于編纂者的編撰活動之中？它隱含的歷史意涵是什么？

一、正統文學史觀的尾聲

王永生主編《中國現代文學理論批評史》（三卷本）（以下簡稱《理論批評史》）于上世紀80年代開始出版，這是現代文學批評史寫作的開始。［1］然而，這部得到王瑤、李何林等前輩學者肯定的著作，可以說是正統的新民主主義敘事框架的延續。和唐?|本的現代文學史一樣，作者首先肯定現代文學批評史的新民主主義性質，而第一次文代會的召開，則是“我國新民主主義文藝運動的終結，社會主義文藝運動的開始。”［2］作者將現代文學這一文學時間看成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在中國實現的過程，而作者自述編寫此書的目的在于建設“有本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體系”。［3］這是一個很值得玩味的表述，因為作者在一開始就把現代文學批評史定性為馬列主義在中國從萌芽到和中國革命結合，最后完成了有中國特色的馬克思文藝思想。然而，到了作者所在的時空，又要重新建設有本國特色的馬克思文學理論體系。一個已經實現的體系和一個有待完成的體系之間究竟是怎么樣的關系？如果一個體系已經建成，為何又還要重新建設？在筆者看來，這是一個試圖堅持正統的文學史觀與敘述模式的寫作者在“新時期”面臨的尷尬。

和20世紀50年代末“插紅旗，拔白旗”運動中由革命學生編寫的各種現代文學史相比，《理論批評史》的編纂者們已經從嚴厲的階級斗爭思維后退。作者將現代文學史上的文學論爭區別對待：左翼文學與沈從文、施蟄存等的論爭看成是“人民內部矛盾”的性質，而左翼文學內部的論爭也不是馬克思主義路線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之間的斗爭，而是“我們”內部的意見沖突。但是，胡適、陳源、梁實秋還是被當作敵我矛盾來處理，比如梁實秋，就被當作是配合國民黨對革命文化圍剿的需要，因此，作者認為左翼陣營對梁實秋的批判是“當時‘圍剿’與‘反圍剿’的重要戰役之一”。［4］在作出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的區分之后，作者便在學科性質的名義之下，才對批評家在文學本體層次上加以肯定。但是，這種有條件的客觀性敘述，總是要被歷史總體性判斷所侵擾。黃修己對《理論批評史》中局部的學科客觀性表示贊賞，認為它“畢竟是80年代的作品，總會有其新意”。例如，黃修己認為編纂者“給陳獨秀、胡適、周作人各立一節，細述他們的文學觀”。“恢復了‘五四’時期最重要的文藝思想家的面目”。［5］但是黃修己沒說的是，作者在介紹了他們的觀點后，馬上就要對他們的觀點進行“實事求是”的評價，例如，將胡適的功績僅僅定位于提倡白話文學，“五四”之后“背叛反封建統一戰線，倒向帝國主義、封建軍閥勢力的發動營壘”。“墮落成新文學運動的敵人。”這種評價，并不是作者作為保護色的一種寫作策略，而是作者所依傍的構建歷史敘事的總體性模式所致，既然現代文學批評史的本質是馬列主義文學理論在中國的實現過程，在這種歷史一元論敘事中，胡適、梁實秋等必然要被樹立到對立面，并且成為被必然性淘汰、消滅的力量之代表。

這些細節的處理，可以看作是正統的文學史書寫模式在新時期面臨的尷尬，而作為專門史的文學批評史寫作來看，王氏又打開了現代文學史寫作的另一個領域。在這個意義上，王氏的批評史寫作既是一種開端，也是一種終結。該書上冊初版于1986年，即使站在1986年來看，該書也是撥“亂”有余，返“正”則不足。許志英等在1980年代初為了返還歷史原貌而撰文試圖恢復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蒙主義性質。新一代的學人也提出20世紀中國文學的總主題是“改造民族的靈魂”。［6］王氏為了堅持新文化運動是馬克思主義領導的，不惜從《湘江評論》創刊宣言中找出片言只語來證明毛澤東提出了“新文學”建設的重大問題，只為證明五四新文學理論的馬列主義性質，這只能說是為了維護正統史學觀而騰挪跌宕了。在新民主主義的這樣的歷史主義敘事框架中，無論怎么騰挪，終究無法返本（返回文學史）開新（建設有本國特色的馬克思主義文論體系）。

二、總體判斷的懸置與重述

溫儒敏的《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教程》（以下稱《教程》）出版于1993年，劉鋒杰的《中國現代六大批評家》出版于1995年。這兩部以個案體例編撰的現代文學批評史，是“重寫文學史”的構成和結果。王永生等編著的《理論批評史》某種意義上是溫著的對話文本。溫儒敏拋棄了王氏所采用的新民主主義這一總體性敘事模式，在這個意義上，溫著才是現代文學批評史的開山之作。它也是最早把“現代性”這一范疇引入現代文學批評史敘述的著述。溫儒敏并不放棄呈現歷史總體面貌的追求但懸置了對文學批評史的總體性判斷。總體性判斷的懸置給溫儒敏的批評史寫作帶來極大的便利。因為，帶有總體性的歷史敘事，為求得敘述的統一性而必對批評家進行列隊、編排、裁剪，進而勾畫出一條可見的有某種指向的運動虛線，最終以此來印證總體性中蘊含的歷史理性與目的論，這樣的歷史是“必然性之眼”所見的風景。而溫儒敏懸置總體性問題，就以寫作者的“個體之眼”代替“必然性之眼”，他就可以采用個案式的體例來安排他的評述對象，可以采用隨物（對象）賦形（批評特征）的方式靈活處理批評家。而批評家最有個性的文學主張和鑒賞活動可以不因尋求標準的統一而被遮蔽或被過分地凸顯。例如，對王國維，作者著重闡釋王國維文學批評所蘊含的“現代性”；而對周作人，則側重他的“人的文學”觀念及隨后的變動，等等。這樣，作者就勾勒了在他看來批評家最有特征的部分。對周揚，作者觀照他一生的文學批評，而成仿吾，作者只討論他前期創造社時期的批評活動。同樣是左翼批評家，周揚的批評可以討論到1980年代，而茅盾在1949年后的批評則被忽略。這種對對象看似自由的處理，可以極大幫助作者凸顯對象的批評特色與成就，彰顯敘述對象最閃耀的思想晶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