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利華 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

一、緒論：“主體性”成為生態美學的靶子

中國生態美學核心人物曾繁仁教授在其專著《生態存在論美學論稿》中認為，西方從柏拉圖以降一直到海德格爾，不管是對藝術還是自然的態度都難以逃脫認識論的窠臼，陷入一種二元對立的思維，人類的“主體性”難以消解［１］（Ｐ２３）。北大彭鋒教授在其著作《完美的自然》中就環境美學或生態美學超越人類中心主義的可能性進行了分析。他的結論是，西方環境美學的種種超越企圖都是失敗的。就藝術而言，現代性藝術自然是人類中心主義，而所謂“非人性轉向”的浪漫主義的藝術和前衛藝術，也就是后現代藝術都難逃人類中心主義的魔掌。浪漫主義注重人的感覺和感受，因而浪漫主義藝術將現代性的主體性推向了頂峰，而聲稱“藝術的去人性化”的現代藝術，也就是后現代性藝術中的所謂“非人性”也是由人來界定的，最終還是人類中心主義的體現［２］。

加拿大環境美學學者卡爾松（ＡｌｌｅｎＣａｒｌｓｏｎ）將對自然的觀照分為四類。傳統環境美學的兩類。一種是：“風景如畫式（ｐｉｃｔｕｒｅｓｑｕｅ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這是一種明信片式的欣賞模式，介乎陰柔之美和壯麗之美之間，備受藝術家的青睞，１８世紀晚期達到高峰，此種模式其實是按人類的欣賞口味分割了自然界并將之壓扁至二維。另外一種是“形式主義式（ｆｏｒｍａｌｉｓｔ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這一思維受了王爾德的唯美主義的影響，但一個難以回避的問題是審美（ｂｅａｕｔｙ）和責任（ｄｕｔｙ）難以統一。現代環境美學的兩類是：“非認知式（ｎｏｎ－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其代表是美國學者柏林特提出的介入模式（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ｓｏｆｅｎ－ｇａｇｅｍｅｎｔ），大致指的是一種多感官浸入式的模式，有點接近中國的體驗美學，但也接近歐洲浪漫主義美學。另一種是“認知式即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它受了自然主義的影響，最有代表性的是所謂“科學認知主義（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ｉｓｍ）”，主張用科學家的客觀眼光和知識來看待自然［３］（Ｐ５～２８）。彭鋒教授則認為，科學家雖然是特殊人群，但也是人，所以，超越“主體性”企圖的命運可想而知。

形式、比例、對稱、和諧等亞里士多德認知式的美學觀念在西方深入人心，難以根除。雖然有存在主義和現象學的生存論轉向，但“文化監獄”的影響太甚，最終無法擺脫人類中心主義的悲劇，這使生態美學者憂心忡忡：“現象學還原方法所‘懸擱’的是包括自然在內的各種實體，而保存的則是以‘自我’為核心的‘意向性’，是一種自我的構造性。因而‘自我’是世界的本原，從而成為‘自我創造非我’。這仍是‘自我本原’的‘人類中心主義’。存在主義沿用現象學方法，將包括自然在內的一切實體都看成‘虛無’，極力膨脹人的自由、自我設計、自我選擇、自我規定本質，仍然是人類中心主義。”［１］（Ｐ３６）“主體性”的消除似乎可以從中國哲學的超越性里面尋求靈感，尤其是道家。但是道家的“大用”也是“用”，“無為而為”也是“為”，儒家的“內圣”也是為了“外王”，“誠于中”也是為了“形于外”，“積德”為了“潤身”，“心廣”為了“體胖”。試問，在生態美學本身就是為了人類的生存更好的前提下，“主體性”真的可以超越嗎？“主體性”真的有必要超越嗎？是什么樣的“主體性”需要超越？

二、中西“主體性”的內涵之辨以及“生態主體”的提出

（一）中西“主體性”內涵之辨

在西方，“主體性”指的是人與自然二元對立狀態下的人的日常境界，主要包涵人的理性思維特性和追求物欲的本能。這一觀點從極端的深層生態主義對人類的角色定義可以看出。在深層生態主義者看來，“人類的作用有如病原體，是一種使地球出疹發燒的細菌，威脅著地球基本的生命機能。他們把人類說成是一種全球癌癥，它不受控制地擴張，在城市中惡性轉移，為了自己的營養和健康攫取地球以保證自身所需的資源。深層生態學的另一種說法是，地區是個大型生物，人類文明是地球這個行星的艾滋病毒，反復危害其健康和平衡，使地球不能保持免疫能力……”［４］（Ｐ１３６～１３７）以上觀點雖然是美國前副總統戈爾對深層生態主義的偏激分析，但是我們從中可以看出，在很大程度上，現代性的“理性大全”和后現代性的“消費主義”的擴張導致了生態危機，“主體性”在清理西方現代性的大語境當中成了貶義詞，在生態美學中更是罪魁禍首，生態美學者們大有置“主體性”于死地而后快的態度。戈爾進一步說，在深層生態主義者看來，“人類只是些人形皮囊，命里注定要干本能的壞事”［４］（Ｐ１３６～１４７）。可見，西方的這種主體觀有著“人性本惡”的淵源。

其實，我們完全不必在“主體性”這個問題上爭執，如果能夠做到天人合一，詩意棲居，人文主義又何妨呢，西方不是有人提出用新人文主義修復人文主義嗎？中國文化在整體上是認可“主體性”的。這里需要對“主體性”的內涵進行界定。中國主流文化里的“主體性”是剔除了現代性中的“理性大全”和后現代性的“消費主義”的“主體性”，這種“主體性”非但不會對生態產生破壞，并且會成為生態美學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之境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成為“天、地、神、人”四方游的詩意棲居的其中一方。中國古代的“生命”不同于歌德的《浮士德》中所表現的生命精神，即“向著無盡的宇宙做無止境的奮勉”，而是一種全宇宙的和諧的生命演進，表現為自然的無限生機。這兩種生命精神的區別在于“征服”還是“愛護”，是否對自然界的生命保有足夠的敏感性。“中國民族很早發現了宇宙旋律及生命節奏的秘密，以和平的音樂的心境愛護現實，美化現實……近代西洋人卻是征服自然，征服科學落后的民族，不肯體會人類全體共同生活的旋律美”。［５］（Ｐ２３）中國儒道釋三家，如果說有共性的話，該是本性（儒家的復性）、本真（道家的歸真）、本心（佛家的見性）的修為，是一種對生命的感悟，也是一種對主體性的認可。但這是一種內省式、力求天人合一的主體性，完全不同于西方外傾式的、主客分離的主體性，這種主體性正是東方思想的美麗精神之所在，也是詩意棲居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