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張利群

以史為鑒、引古論今的目的是古為今用、推陳出新，這不僅是黨和國家對古代文化傳統一貫采取的原則和方針，而且也是國民的普遍共識和普世價值觀；也不僅在于中國人更多依戀歷史傳統而長期積淀的懷舊情結，而且在于始終堅持的文學與歷史交融的大文學觀和大歷史觀的思維定式。故而以歷史作為題材的文藝創作，創造出不同類型的歷史小說、歷史戲劇、歷史影視劇不絕于世，為世人提供的不僅是文學藝術的審美享受，而且也提供了歷史的經驗和教訓，更提供了思想的反思和批判。馬玉成、曾廣良著18集電視連續劇本《清官血濺善緣庵———清代謀殺反貪要員第一案》，即是歷史文學百花園中的一朵奇葩。

它以清嘉慶十三年黃淮洪泛因賑災與查賑而發生的謀殺朝廷查賑大員李毓昌案件為歷史背景和敘述線索，全方位地對當時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民生，以及官場和民間眾生態進行歷史性與文學性交融為一體地描繪，構成一幅色彩斑斕、宏大雄渾的歷史文學畫卷；其電視連續劇的文學劇本樣式又使其對歷史事件的敘述和描寫更直觀形象、豐富多彩。與其他歷史題材的文藝創作相比較，該作品表現了突出鮮明的特征：其深厚的歷史背景和厚重文化底蘊使這一反貪與反查賑的明爭暗斗的復雜歷史事件及其清官李毓昌這一歷史人物，更增作品的厚實、厚重、厚度；通過案中案、計中計、套中套的環扣式結構，層層遞進、推波助瀾的剝筍式敘述，借助影視蒙太奇鏡頭運用技法而構成節奏簡潔明快、跳躍鮮活的語言風格及其時空交錯、縱橫揮灑的場景效果，在更增藝術魅力和審美韻味的同時，也彰顯出藝術表現力的廣度、深度和力度。這些特征可以用一個字來概括“：重”。一是歷史文化的厚重。歷史文學對歷史的敘事必須著眼于歷史之“事”與歷史之“敘”。歷史之“事”的選擇主要有兩個維度，一是對歷史而言的意義維度，指題材具有重大意義或者說有個性與共性統一的典型性和普遍性價值。二是歷史的現實價值維度，指有利于歷史與現實的貫通和承接從而具有現實意義。

故而該作品選取“清代謀殺反貪要員第一案”這一事件而言，無疑是一重大歷史題材，從而有利于通過這一事件揭示歷史事件的文化內涵與本質，昭示其以史為鏡的現實意義，使選材具有歷史文化的深度和厚度。從歷史之“敘”而言，以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與文學現實主義的寫實手法的結合，無疑也使其敘述與一般文學敘述有所區別，體現出因歷史敘述而帶來更強的藝術真實性，同時對“真”的追求無疑也會使藝術價值更高，與“真”俱來的藝術之“善”和“美”也更易彰顯，增強作品的藝術感染力和藝術真實性。但由此也帶來拘泥于歷史而削弱藝術虛構想象因素的局限性，如何將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辯證統一，還有待努力使之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二是思想上的凝重。優秀的藝術作品追求思想的深度和哲理的高度，由此帶來發人深省和反思的思想性效果。該作品不同于一般的公案文學或清官文學之處在于，在懲惡揚善、弘揚正義的基礎上更多地通過案中案展開和揭示案件的社會背景和案發緣由，以案件為中心像層層蕩漾開的漣漪一樣擴大到更為深廣的社會生活內容：從朝廷上層到民間下層、從自然災害到人為災難、從賑災到查賑、從官場黑幕到社會黑暗、從清官磨難到百姓疾苦等等，以一石激起千層浪的以點帶面的敘述方式層層揭開官場的黑幕，從而更為深刻地揭露批判了社會的黑暗面和丑惡面，引發人們對案件的更深一步反思，更對案中案、案外案牽涉的社會問題作更深一層的思考。

更令人感慨的是在人性的表現上，除清官與貪官的善惡人性的對比所形成的強烈沖擊力外，更為深刻地揭示出善惡之間人性的復雜性、矛盾性和變化性。如在對李毓昌最為信賴的三名親信的人性逆反變化的表現更能引人深思：與其怪罪李毓昌用人不當，不如說是官場制度及其人性弱點使然。甚為出彩之處在于對另一清官章家麟潔身自好不愿同流合污但明哲保身的矛盾性表現，其人性及其性格的層次性、復雜性、矛盾性更發人深省：清官固然兩袖清風，一身正氣；但更在于不僅律己而且律人，能否反腐倡廉，能否敢于直面人生，并非僅僅是性格使然，也并非僅僅是制度使然，而是有其更為深刻的文化原因和人性緣故。更耐人尋味的是，當李毓昌冤案昭雪之日，則是他辭官歸隱之時，以此為全書結局，可謂點睛之筆和神來之筆，直指題旨：官場黑暗乃是貪官滋生之厚土，社會黑暗乃是封建專制制度之必然。李毓昌查賑被刺的悲劇結局，也能引發人們進一步詰問：這一悲劇究竟是個人悲劇還是社會悲劇？蓮花出淤泥而不染，但卻未能除卻淤泥。

當我們在推崇和弘揚清官文化和善良正義品質的同時，難道不需要對滋生貪腐和產生悲劇的社會原因作更深一步的追問嗎？故而，這一作品在藝術感染力基礎上生發出的思想震撼力，使其悲劇性無疑是沉重和凝重的。三是藝術表現力的濃重。歷史文學畢竟不是歷史，而是文學，故而表現文學性、藝術性、審美性是重中之重。以文學的方式來寫歷史，就不能僅僅依賴歷史題材和歷史事件取勝，而是需將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通過虛構想象方式形成情節、結構、故事、形象等文學要素。從故事情節而言，該作品通過細膩入微的細節描寫和概括勾勒式的白描，順敘、倒敘、插敘、補敘等敘述方式交叉運用，懸念、伏筆、存疑、對比、反襯等手法運用，不僅將案件發展過程表現得跌宕起伏、曲折有致，而且使故事因情節豐滿而更有風骨，使其龐大的故事骨架上更有情節與細節的豐滿血肉。

從人物性格塑造而言，為凸顯李毓昌清官形象，不僅設置了賑災、查賑中他與貪官的對抗交鋒的剛性性格，而且也設置了他與百姓明察暗訪的柔性性格，更設置了他拒賄金、識美人計、破師情、避毒酒等一系列一波三折、化險為夷的環扣式情節，從而更好地展示李毓昌剛直不阿、正直廉潔的高風亮節，同時也深入地揭示了他更為內在的堂堂正正做人處事、外剛內柔的性格個性。尤其對他被謀殺情節的描寫，是以倒敘方式以及刺客招供的反襯方式敘述，更能表現英雄血濺善緣庵的以生命殉道的精神和“至剛至大”的浩然之氣，無疑是驚心動魄、懸念環生的濃墨重彩的一筆。藝術表現力的濃重，才能達到感染力和震撼力的沉重、厚重效果。當然，作品也存在一些不盡如人意之處。如李毓昌之冤死的高潮放置在第十三集，盡管死因是一個懸案，設置了懸念以埋下伏筆，但推后至最后一集中通過犯人供述倒敘冤死過程，無疑會造成最后五集中對這一主要人物形象的塑造有所削弱，使故事重心僅限于最后揭秘的破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