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麗群 單位：廣州民航職業技術學院思政部

獄中的生活使葛蘭西開始對理論與實踐的關系進行艱苦卓絕的哲學思考。通過反思，他洞察到現實政治實踐活動的情況：抽象的理論宣傳和意識形態教育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牢不可破的堅固壁壘，如果要改變這一局面，必須從文化和政治批判的角度來高揚知識分子和群眾的歷史主體地位，使他們在現實政治實踐中認識到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重要性，進而用他們所代表的有辯護力的意識形態來確保本階級對全社會的領導權。

一、政治與哲學的關系

具體而言，葛蘭西認識到當時政治斗爭的失敗一方面是資產階級牢牢掌握住維護和美化統治的話語權，另一方面是無產階級自身沒有形成更高級的反映自身利益的哲學。針對這些情況，葛蘭西指出，政治斗爭不能采取自發主義的態度，必須有正確的世界觀引導。在他看來，“哲學是一種世界觀，哲學活動也不要看成只是‘個人’對于系統的、融貫一致的概念研究，而且也要并首先把它看成是改變群眾的‘心態’，傳播哲學新事物的一場文化上的戰斗”。所以，在某種意義上，政治離不開哲學。

從哲學本身來講，葛蘭西認識到“實踐哲學是以過去的文化為前提：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德國哲學和法國革命……它是一種政治的哲學，又是一種哲學的政治”。而以往的思辨哲學在純粹的精神領域思考歷史發展的過程，把歷史引向神秘主義，使被統治階級無批判意識地自愿聽從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宣傳。以往哲學滿足于進行純粹的邏輯推理和先驗假設，這種狀況使葛蘭西認識到“應該特別注意批判地審查思辨性質的歷史理論。從這一觀點出發，可以寫一部新的《反杜林論》，并且大可稱之為《反克羅齊論》”。葛蘭西反對脫離一定的社會條件和關系來看待哲學。他高度肯定實踐哲學并稱贊實踐哲學是擯棄了一切先驗論和神學痕跡的“最高的‘歷史主義’，它完全擺脫了任何一種抽象的‘觀念論’，它是歷史的世界之實在的成果，它是新的文明的開始”。在此，葛蘭西所強調的哲學是指向現實政治斗爭、遠離思辨王國的，它要求回到人的現實生活世界，它要找到分析和解決現實社會深層矛盾的理論基礎。

葛蘭西認為政治本身就是哲學，因為政治是一個由現實走向理想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政治體現了群眾提高自身文化和道德水平及社會地位的目的和意愿，所以政治不是價值中立的，也不僅僅是技巧和手段，它還體現了哲學所追求的價值與事實的統一。另外，他還指出哲學為政治提供倫理基礎，實踐哲學不僅僅是反映現實，更重要的是為改變現實提供實踐和邏輯論證。葛蘭西上述思想表明：實踐哲學是對政治實踐活動的理論總結，政治實踐是實踐哲學的現實基礎，二者在本質內容上反映的都是社會歷史的辯證動過程。

二、知識分子理論

葛蘭西創造性地指出，實踐哲學直接指向的不是建立一套解釋和反映現實的理論體系，而是尋找到積極變革歷史的主體以扭轉在意大利和其他發達國家工人運動失敗的局面。所以，從歷史主體及其政治實踐活動出發來構建整個哲學思想是葛蘭西實踐哲學的一個突出特征。在歷史的實際運動中能真正意識到和引導這一辯證歷史活動的是知識分子，能真正推動歷史向前發展的力量是由知識分子和群眾組成的歷史集團。

馬克思依據的是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區分，在更為狹隘的傳統意義上使用“知識分子”這一術語，與此相反，葛蘭西則是以寬泛得多的方式來使用“知識分子”這一概念。在葛蘭西看來，以往對智力活動標準所作的定義過于狹隘了。“在我看來，方法上最普遍的錯誤是，從智力活動的內在本質去尋求這種區分的標準，而不從這些智力活動（以及人格化地體現這些活動的知識分子集團）在社會關系總復合體中占有其地位的整個關系體系中去尋求這種區分。”他繼續寫道“：所有的人都是知識分子……但并非所有的人在社會上都具有知識分子的職能。”[1]由此，葛蘭西得出結論說：“最終，每一個人在他的職業活動之外，還從事某種方式的智力活動，就是說，他是一個‘哲學家’、一個藝術家、一個有鑒賞力的人，他對世界有自己的獨特見解，有自覺的道德行為準則，從而對維護或改造某種世界觀，即為造就某種新的思想方式作出貢獻。”

依葛蘭西的看法，每一個社會階級都是這樣：“都有組織地親自參與創造一個或幾個知識分子階層，其中每個階層都具有同質性，不僅在經濟領域，而且在社會和政治領域都對自身的職能有一種自覺。”葛蘭西把“傳統的”和“有組織的”知識分子區分開來。傳統的知識分子是這樣的知識分子，他們錯誤地認為自己獨立于社會各階級之外，他們看似體現某種超越社會政治變革的歷史連續性。這類知識分子大都是作家、藝術家和哲學家，特別是牧師。雖然造就他們的生產方式已經消亡，但他們一直存活著、世代相傳。他們與歷史上垂死的階級有聯系，卻又自稱具有某種獨立性，這一事實就包含了一種思想意識形態（通常具有某種唯心主義傾向）的產生，借以掩飾他們實際已落后于時代。如果說傳統知識分子的概念主要是一個歷史的概念，那么，有組織的知識分子的概念則具有更多的社會學含義。衡量一個知識分子有組織的程度如何，是以他所在的組織與該組織所代表的階級的聯系緊密度來確定的。有組織的知識分子在政治、社會和經濟領域明確表達出他們那個階級的集體意識，同時他們又具有一定的獨立性。這些有組織的知識分子的任務（葛蘭西尤其依據他在《新秩序報》的經驗）是把工人階級活動中所固有的潛在斗志和潛力挖掘出來，并使之協調一致。由此，有組織的知識分子同他們的階級的關系成為這樣一種辯證關系：他們從工人階級的經驗中汲取養料，同時又向工人階級灌輸理論意識。

在此基礎上，葛蘭西認為哲學和道德倫理的發展與群眾自覺意識的發展及知識分子和群眾政治實踐活動的深入是辯證統一的。強調群眾也是追求和實現價值的主體，是歷史的創造者。葛蘭西還強調“是”與“應該”的統一，即歷史的發展只存在于群眾的批判精神和自我意識中，存在于知識分子積極把理論付諸實踐進而改造現實社會的政治實踐活動中。展開來講，在葛蘭西看來，群眾能認識到自己的歷史地位，一方面是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結果，另一方面是知識分子或政治哲學家啟蒙教育的結果，如果沒有二者的有機結合，所謂改變社會只是空話。因為在“通常情況下，普通群眾能感受到卻無法認識或理解，知識分子能認識到卻接觸或感受不到，所以存在著兩個極端，一方是庸俗而又賣弄學問的知識分子，另一方是擁有盲目熱情和帶有宗派主義性質的普通群眾……任何人或團體如果沒有革命的熱情、沒有把知識分子和民族國家聯系起來的行動，就無法創造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