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海龍 單位：貴州師范大學文學院

中國現代文學批評史上,用“政治傾向”術語來確認文學作品文學史意義,往往離不開對茅盾小說的論述。當然,政治傾向內涵是豐富而復雜的,運用得不好會帶來空洞化的結果。綜覽茅盾一以貫之的人生態度與人生方式、文藝觀與文藝創作的實際情況,認為文化政治取向是貼切的,茅盾在階級意識與審美意識之間,往往有所徘徊,其文化內核倒是實實在在,不可忽視。如果看看他的生平,我們就會發現,在二、三十年代,他是黨員,可是一直像個民主人士在黨外活動;雖然不斷創作小說,但創作的手法多樣、各色人物都有,不像一個純粹的與政治掛鉤的小說家。以一個多層面的文化人來衡量他,應該是準確的判斷。

一、從矛盾的文學活動看他的文化政治取向

茅盾通過發起文學研究會,充當文學批評家,改變當時文壇風氣來躋身文壇。他并非是為了傾吐滿心蕩漾的詩情而來叩敲文學之門的,他似乎更多是想來策動一場文學運動,也許是有意無意地引導新文學去充當社會革命的直接動力。他一上場就掛出“為人生”的旗幟,在很大程度上是審美的,或者說是亞政治化的。在當時茅盾的心目中,寫文學論文和從事文藝活動本來就是互相聯系的事情,都同樣能夠滿足他通過文藝改造社會的內心熱忱。茅盾作為文學研究會的主要理論家,對“為人生”的文學原則作出了比其他人都更為充分的論述。從他1921年寫的《小說月報》改革宣言,中經1922年寫的《文學與政治社會》,到1925年寫的《論無產階級藝術》,可以看到,他是逐漸推動文學向進步的社會潮流靠攏的。從他1928年《從牯嶺到東京》,到1932年底作《我們這文壇》諸文,又可以看到,他與魯迅并肩而立,不遺余力地扭轉那股把文學等同于政治宣傳的“左”傾潮流,使之回歸到中國社會的堅實大地上。正是由于他把“五四”時期即已形成的文學與生活關系的理解和執著追求,與三十年代日益明晰化的社會階級意識相結合,以其具有卓越表現力的文筆在中國大地上辛勤耕耘,創作了一批現實主義的一流小說。

1927年國民黨右派的血腥“清黨”,使茅盾于當年夏天逃離炎熱而又緊張的武漢,只身一人上了廬山。政治上的挫折使他深感沮喪,悲憤于那些血腥的屠殺,更困惑于革命陣營內部的動搖、攻訐和潰散。他震驚于聲勢浩大的農民運動竟那樣輕易就被摧毀,更沒想到南京暴動會那樣迅速地歸于失敗。這一切促使他對政治抱有一定的距離。1927年8月茅盾到達上海,過著半隱居的生活,身居小樓,足不出戶,痛苦地思索著社會變革中知識青年的生死沉浮,遂成中篇三部曲:《幻滅》、《動搖》、《追求》。

二、從矛盾的文學作品看他的文化政治取向

《蝕》是時代痛苦的結晶。茅盾說:“我是真實地去生活,經驗了動亂中國的最復雜的人生的一幕,終于感得了幻滅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執著的支配,想要以我生命力的余燼從別方面在這迷亂灰色的人生內發出微光,于是我開始創作了。”在這個三部曲中,作者把心血和膽汁調拌在一起,痛苦地反思著,而且真誠地記錄著一批“可愛、可同情”的青年如何在旋興旋落,急進急逆的大革命浪潮中被撲打得天旋地轉、六神無主,而這場轟轟烈烈的又如何在偷天換日的鬼蜮伎倆中被淹沒在令人心驚肉跳的血泊里。他包含豐富的社會情緒體驗,文筆時時激昂奮發,時時纏綿幽怨,訴說著作家的內心郁悶。

《幻滅》中的靜女士是一個天真的夢想家,看到女校風潮中的同伴陷入交際、戀愛的泥濘,失望之余來到上海,惟求“靜心讀書”。由鄉回瀘的舊同學慧女士曾受騙失身,性格變得潑辣狷傲,對男子采取玩弄報復的戀愛哲學。靜女士對這種戀愛哲學不愿茍同,對男同學抱素的熱烈追求,保持少女的矜持態度,從而獲得“石美人”的稱號。她無非是不愿失去那個重新構筑起來的“靜心讀書”的夢,因此,對于“兩性關系,一向是躲在莊嚴、圣潔、溫柔的錦幛后面,絕不曾挑開這錦幛的一角”。但,這個夢畢竟又失去了。在慧女士“玩弄”了抱素,拂袖而去之后,靜女士反而對抱素同情起來,并且“一大半由于本能的驅使,和好奇心的催迫”,輕易地委身于抱素。動亂使沉渣泛起,動亂也往往造成戀愛理想的迷失。

靜女士隨即發現抱素是一個輕薄的女性獵逐者,一個受著什么“帥座”的津貼的暗探,她的戀愛夢在泛起的沉滓申迷失了。于是她躲在醫院,以謀心境的寧靜,而在那里患了猩紅熱。其后,她受北伐革命勝利的召喚,奔赴漢口,滿心向往著那里的“新生活———熱烈,光明,動的生活”。她又構筑了更加莊嚴的夢,“滿心想在‘社會服務’上得到應得的安慰,享受應享受的生活樂趣了”。但是革命并不是夢,她半年間倍嘗了人生的矛盾,那班同事簡直把戀愛當飯吃,是新式的、新形式的色中餓鬼。這使她感到苦悶彷徨。于是她到傷兵醫院當看護,并愛上少年連長強猛,一同到廬山度蜜月,在世外的牯嶺中“第一次嘗得了好夢似的甜蜜生活”。但是強連長不久奉召歸隊,靜女士只好發出這樣的嘆息:“我簡直是作了一場大夢!一場太快樂的夢,現在夢醒,依然是你和我。”靜女士是一個初步具有個性解放思想而又未失東方女性的恬靜品性的女子,她的人生追求的屢趨“幻滅”,既包含著大革命風潮對東方恬靜境界的挑戰,也包含著惡濁社會所泛起的渣滓對個性解放追求者的磨難。這種時代陣痛形成的磨難和挑戰,加劇了女主人公的性格變態,增濃了脆弱的知識青年心靈的悲劇色彩。

《動搖》以小見大,以一個小小縣城的政洛風云變幻,籠括整個北伐革命運動主體的內在危機:一方面是以胡國光為代表的假革命的魚目混珠,翻云覆雨;另一方面是以方羅蘭為代表的武漢革命政府的所謂“左派”軟弱搖擺,養虎遺患。它宛若寓言一般明晰地告訴人們:北伐戰爭這座革命的豐碑如何在這兩股合力之間傾斜和倒塌的。與《動搖》不同,《追求》則是通過一班知識青年求靜得煩,求福得禍、求生得死的無頭蒼蠅式的追求,反映了大革命失敗后彌漫于都市上空的“幻滅悲哀,向善的焦灼,和琢廢的沖動”,反映了某種“中國式的世紀末的苦惱”。

“蝕三部曲”表現出作者敏感的為人生的社會情緒敏感。1928年7月茅盾東渡日本前后,又作《創造》、《自殺》、《一個女性》、《詩與散文》、《曇》等諸短篇,繼續在“戀愛的外衣下”探索時代蛻變期知識青年的苦悶悲傷,以及尋找出路的迷亂心靈。他耳聞目睹對《蝕》的毀譽之聲,進一步探索“新寫實派”的創作方向,借對葉圣陶長篇小說《倪煥之》的評論來暗示自己的價值尺度。其中,最為強調的是創作的“時代性”,他把它作為衡量“新寫實派”的準尺,他說:“所謂時代性,我認為,在表現了時代空氣而外,還應該有兩個意義:一是時代給予人們以怎樣的影響,二是人們的集團活力又怎樣地將時代推進了新方向,換言之,即是怎樣的催促歷史進入了必然的新時代,再換一句話,即是怎樣地由于人們的集團的活動而及早實現了歷史的必然。在這樣的意義下,方是現代的新寫實派文學所要表現的時代性!”正是在追求吻合時代潮流、關注社會問題的理論指引下,茅盾形成了著重一種文化政治的審美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