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李育紅 于維才 單位：西北師范大學政法學院

經濟與倫理原本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但到了近代，經濟學與倫理學相互分野，經濟學不考慮倫理學，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美國企業界丑聞不斷，由此催生了一場由學界和企業界等多方參與的經濟倫理學運動，然后波及到歐洲、亞洲及世界各國，逐步形成了經濟倫理學。但是，經濟倫理學到目前為止，還很不成熟，它主要討論企業、商業、管理等經濟活動中的倫理問題，均未涉及到農村經濟活動中的倫理問題。文章借鑒經濟倫理學的研究成果，從經濟倫理的角度，探索西北地區鄉村經濟制度或體制與倫理道德的變遷，重點揭示不同歷史階段人們經濟活動中的基本倫理道德規范，目的在于正確認識經濟活動中存在的倫理道德問題，以便能夠很好地推動農村經濟活動的健康、良性發展。我們認為，鄉村經濟倫理的變遷與經濟制度或體制的轉型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西北地區鄉村經濟制度或體制先后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即1949年以前的傳統經濟制度;1950年到1978年的計劃經濟體制;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逐步發展起來的市場經濟體制。不同經濟制度或體制要求不同的經濟倫理。經濟倫理在不同經濟歷史發展階段，其基本內容、要求與特點也都不相同。

一、鄉村傳統經濟倫理思想

在歷史上，西北農村地區的傳統經濟制度與這一地區的地理環境、人口因素、經濟結構等因素有著緊密的聯系。從地理環境來看，這一地區既有成片的綠洲、高產的糧田、廣袤的森林、廣闊的牧場等，也有連綿不斷的山脈、一望無際的沙漠、戈壁灘、鹽堿地等，受其影響，其傳統產業主要以農業、牧業和農牧兼營為主。從人口因素來看，這一地區由于地處祖國西北邊陲，在歷史上曾經歷過多次戰爭以及多民族的流動、遷徙、融合等，這里居住著漢族及其他近50個少數民族，是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區。從經濟結構來看，在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中央王朝對邊疆地區的開拓和經營，以及各個民族在其活動的區域內進行的開發活動，推動了西北地區經濟的發展，由此形成了這一地區屯墾型農耕經濟、游牧經濟、商業貿易等基本的經濟結構。由于受多種因素的影響與制約，西北地區的傳統鄉村經濟制度也有自己的特點。從所有制結構來看，西北農村地區存在著公私并存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在農業區，土地等生產資料主要有五種形式，一屬國家所有;二屬土司、地主和封建官僚所有;三屬宗教上層人物和寺院所有;四屬部分群眾所有;五屬氏族和部落所有。國家的土地名義上為皇土，但由封建王朝劃歸或賞賜地方官僚、地主、土司等人，實際上由這些地方的統治者直接占有和使用。在這些統治者轄區內的農民只有租種他們的土地，并服無償勞役、納糧、服兵役以及承擔種種攤派。［1］

在牧業區，不同游牧民族有不同的所有制關系。如甘青藏區，“牧業經濟一方面存在著私有財產，諸如生產工具、牧畜、畜產品等等;另一方面又存在共有的自然資源，如草場、河流、森林等等。”［2］游牧民族的草場一般以部落為單位擁有，部落之間有一定的界限和范圍。如裕固族“部落內部大體分為公共所有、寺院占有、私人占有等形式。部落公有草場，約占草場總面積的30%，多為夏、秋牧場;寺院占有的草場約占草場總面積10%;私有草場占草場總面積的60%，多為東、春牧場。”［3］從經濟活動形式來看，這一地區主要形成了村落經濟和部落經濟等多種經濟形式。其中，村落經濟主要存在于農業生產區域和農牧兼營區域，村落中的地主擁有大量的土地，農民租地耕種，年底交納地租;村落中的小農個體經濟則以家庭為單位，擁有少量的土地并自給自足。部落經濟主要存在于游牧地區，大多為少數民族聚居地，部落頭人或牧主等決定牧場的分配和使用等。多種所有制形式和多種經濟關系決定了多種不同的分配方式。在農業區，無地或少地的農民由于租種地主的土地，程度不同地受到來自世俗地主的勞役地租、實物地租和高利貸等的剝削，而擁有一部分或少量土地的個體農民則自給自足。在牧業區，不同部落有不同的分配方式，但分配權一般都掌握在部落頭人或牧主的手中，普通牧民要承擔各種勞役、雜役或攤派等，部落內部存在著貧富懸殊及其階級差別。由此可見，公私并存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制度，村落與部落經濟結構、多種分配方式等都呈現出東方社會所特有的一些基本特點。傳統鄉村經濟倫理一方面反映了傳統社會經濟制度的基本倫理要求，另一方面也是適應農耕、游牧，商業貿易等經濟活動的需要，其主要內容有勤勉重農，公平交易、熟人信譽、戒奢勤儉等。

(一)勤勉重農

勤勉重農是傳統社會經濟制度的基本要求，也是西北地區鄉村經濟倫理的基本思想。“勤勉”是指勤奮勞作，是儒家倡導的基本倫理思想之一。正如《左傳》所言“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君子勤禮，小人盡力”。［4］孟子也說，“深耕易耨”，“易其田疇”，“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5］荀子也言，“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谷不絕而百姓有余食也。”［6］農民要想過上好日子，就要勤勉勞動，不誤農時。“重農”體現了中國古代思想家“重本抑末”、“重農輕商”的倫理思想。“重農”最早由法家思想家商鞅提出來，他說，“圣人知治國之要，故令民歸心于農，則民樸而可正也，紛紛則以使也，信可以守戰也”;“屬于農，則樸，樸則畏令也”。［7］呂不韋在《呂氏春秋》中詳細論述了重本抑末思想的道德價值。他說“古先圣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于農;民農，非徒為地利也，歸其志也。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少私義則公法立，力專一。民農則其產后，其產后則重徙，重徙則死其處，而無二慮”。［8］由此可見，“重農”的道德價值在于“農則樸”和“貴其志”。“農則樸”是指農業使人安居樂業，樸實無華;“貴其志”則指通過務農的途徑，陶冶人們的道德情操。民農則樸、民農則重，民農則重徙，這些都是農耕文明帶給人的優良品質。［9］如果想讓邊境安、主位尊，就要重農。這一思想直接影響了中國封建社會統治階級對邊疆的治理方式。無論是漢武帝時期從中原遷徙到此的邊民，還是元朝時期從西域隨軍過來的將士，直至清朝時期派來守邊的人們，歷代統治者都要求邊民以屯墾農耕為主，平戰結合，目的就在于鼓勵邊民有樸實無華，安居樂業的道德品質，這樣，才能保證邊境的穩定與國家的安寧。在西北農村地區的農業社會，土地、草場、牲畜是人們最基本的生產資料。在農業區，人們要根據季節、農時的變化，及時耕種、澆水、收獲、打碾、入倉等，不能有一點耽擱，如果不慎貽誤時機，就會造成減產或絕收等不良后果。農民與土地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土地不僅是農民的生產資料、生活來源、也是農民生命的根本。農民命系土地，勤勉勞作，才能保證起碼的生存。在牧業區，牧民依水草而居，牧場就是他們的家園，牲畜、帳篷等就是他們的基本生活資料。牧民根據季節而不斷遷徙，才能保證水草豐盛，牛羊肥壯，生活幸福。農時、季節就像鐘表一樣，成為農牧民的生活節奏。農牧民勤奮勞動，勤勉耕作，在生產實踐中養成了勤勉重農，樸實無華的基本道德品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