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楊洪承 單位：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

一

文學的歷史是史家筆下的歷史和文學的記錄，客觀性和主觀性、史實與史識孰重孰輕爭論已久。文學史有多種多樣的敘述方式，文學史也有一定時代社會的基本訴求。重要的是，文學史在多元和統一之間應該有規約文學和歷史表述的時間空間意識。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的“延安文學”，在今天似乎已經成為一個約定俗成的文學史概念。她是中國革命文學從奠基到成熟的標志性文學，她是現代文學的一座里程碑，新中國文學的源頭。在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以下簡稱“講話”)①發表七十周年的隆重紀念中，今天這一高度統一的價值判斷達到了歷史與時代、社會與政治的共識。然而，從文學史的敘事和文學自身結構來考辨，將“延安文學”納入空間視域下，文學歷史的敘事和現實文學觀念、文學現象是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空間的虛實觀整合文學與歷史，那么，看似沒有異議的文學史認知共識，實際多有對概念、現象或文學史的政治化、理想化、簡單化的敘述，亟待回歸其文學自身的深化研究。“延安文學”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中國文學中，既是平常普通的地域文學，又是非常態特殊時段的文學。“空間視域”是指發生在以抗戰時期延安鄉村等陜甘寧邊區為主體的文藝。如陜北戲劇(秧歌劇)運動，有普及性的集中于這些區域的演出獨幕劇、救亡歌曲、街頭詩、朗誦詩等活動;有提高性的在該地區學院式的話劇、歌劇、戲曲的排練表演、散文、雜文、報告文學、短篇小說的創作發表等。還有大家熟悉的典型地域意象，如紡車、黃河、窯洞和堡壘、黃土坡、延河水、寶塔山等，這是延安文學主要依賴的“形象”。當然，空間視域又是一種象征性建構起來“想象的”延安文學話語:“幾回回夢里回延安”(賀敬之詩)、“趙樹理方向”、“窯洞風景”(吳伯蕭散文)、“陜北風光”(丁玲書名)。它是在歷史進程中的城市與鄉村、文學與政治、知識分子與工農兵同構的現代性形態。

由此，文學史的敘述應該回歸歷史現場和清理歷史原貌的構形細節。對歷史時間起止期的規范，對于文學史敘事，不僅僅是尋蹤研究對象的起源，重要的是明確辨析其探討問題的疆界和可能性范圍。一九三六年十一月，蘇區首府保安，“中國文藝協會”成立。這能否追溯為“延安文學”醞釀形成時間的節點。將它作為一個地域文學的開端，自然可以討論。在“中國文藝協會”成立大會上，毛澤東說:“中華蘇維埃成立已很久……中國文藝協會的成立，這是近十年來蘇維埃運動的創舉。”并提出，文協的同志要“發揚蘇維埃的工農大眾文藝，發揚民族革命戰爭的抗日文藝”。①隨后抗日戰爭爆發，一九三八年大批文化人涌入延安，先后成立了陜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簡稱“文協”)、西北戰地服務團、文化俱樂部的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簡稱“文抗”)等團體組織，并且延安逐漸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相繼有了與文學密切聯系的抗日軍政大學、魯迅藝術學院、馬列學院等高等院校，及《解放日報•文藝副刊》、《文藝突擊》、《文藝戰線》、《大眾文藝》、《草葉》、《文藝月報》等報刊文藝宣傳陣地。顯然，延安文學從個體到群體有了自己的組織團體，人才培養的學校和文化傳播媒體的建制，形成了一個可供各方面相互交流對話的文化平臺。這標志著文學史中的主體作家隊伍、文學公共空間的基礎條件完形。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四日(九月二日日本帝國主義無條件投降正式簽字)，延安文藝界集會，歡送“延安文藝工作團”前往解放區工作。丁玲到會致辭，周恩來、林伯渠等講話。

該團系“文抗”發起和組織，共百余人，兩個團，分別由舒群和艾青率領。十月份，周恩來到重慶談到延安文藝活動時說:“現在又是一個新的時期到了，延安作家，又大批地到收復區去，去深入生活。我到重慶來以前，就送走了一百多位文藝工作者……在目前也是在新的時期中，求得更大的發展，馳騁的地方也多了，今后一定會有更大的成績的。”②我認為，這個“新的時期”的開始，恰恰標志了抗戰以來地域性的“延安文學”由此結束。之后，應該是廣義的延安文學，或者稱為由延安文藝精神放射的在共產黨領導下的解放區文藝、新中國文藝了。“延安文學”作為獨立形態的文學，具有完整的文學史意義，正在于她在這個特定時限中和按照周恩來的話說，“延安雖然是一個城市，但性質上還是農村環境，社會活動比較少”。③在這樣獨立的區域里，發生發展了它完全不同于三十年代大都市生長的左翼文學內容和形態。“延安文藝”的中心任務，是直接與抗戰的現實需求相聯系。她在表述文學和政治關系上有十分簡潔明了的要求。當時艾思奇將其概況為兩點:一是動員一切文化力量，推動全國人民參加抗戰;二是建立中華民族自己的新文藝。④

到了一九四二年黨的思想整風和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召開，這時期前后的文學內部形態和外部語境更為紛繁復雜。毛澤東具有綱領性的文藝“講話”的統領，延安作家無條件的服從，有著空間的必然，當文學創作實踐在小說、詩歌、散文、戲劇各個領域出現了一批突出創作成果時，又有了創作主體認同的自然。“延安文學”作為特定的時空形態，取決于抗日戰爭民族革命的大背景和中國共產黨集中居住地政治中心的延安等陜甘寧邊區地域。這是一個經濟文化相對獨立封閉的貧瘠區域環境，又在不長的時間里聚合了來自全國各式各樣的熱血革命青年、理想的文藝青年與本土邊區農民和武裝起來的農民干部士兵。這些構成了延安文學基本的也是主體的文學場域和隊伍陣營。一切文學史的敘述不能夠脫離這個歷史空間前提，史家和后來的評述者的宗旨是還原可能與不可能的時空元素，而非青睞有色眼鏡的價值判斷。

二

文學史敘事的目標，旨在“一個時期就是一個由文學的規范、標準和慣例的體系所支配的時間的橫斷面，這些規范、標準和慣例的被采用、傳播、變化、綜合以及消失是能夠探索的”。①對歷史空間“延安文學”的探索，必須規約在一九三六－一九四五年的時間里，需要貼近歷史現場的重新認知。它既是一個時期鄉村符號的規范體系，又是衍生放大的延安文藝中的延安文學，中國革命視野中的延安文學。“延安文學”地域構形中陜北鄉村空間獨有寶塔山、延河、“魯藝”的洋教堂、棗園、楊家嶺的窯洞、群山環繞的南泥灣等地標，也有聚合人與事的大生產運動、春節秧歌群眾藝術節、關于民族形式的討論、延安整風運動和《講話》、趙樹理的通俗讀物等文化景觀。他們規范了一九三七－一九四五年的延安地域文學，也建構了獨特的政治思想文化文學體系。從時空的地域性來說，“延安文學”有幾個核心的文化元素:(一)抗戰中的延安特殊的生存條件:經濟文化的貧瘠、資源的匱乏和黃土地的寒冷。(二)軍事封鎖下的延安，政治思想要求的高度統一。軍事政治的最高統帥毛澤東完整思想體系的建立，其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的文藝思想決定了延安文學的方向和內容。(三)一大批都市青年滿懷革命的理想，克服重重困難從各地到延安。延安一時間相當可觀的知識文化人，與戰爭聚結的部隊，以及本地的民眾，構成了特殊的社會群體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