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夢杰 單位：廣西大學文學院

中國是一個民間傳說故事大國。在民間文學中，廣泛流傳于全國各地及各民族的民間傳說故事，不勝枚舉。其中作為四大民間故事之一的《梁山伯與祝英臺》幾乎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梁山伯與祝英臺》與《白蛇傳》、《孟姜女》、《牛郎織女》等民間傳說故事相比，較少地帶有幻想色彩，它的人物形象也不像《白蛇傳》、《孟姜女》、《牛郎織女》那樣受神話影響之深。但它同樣由勞動人民口頭創作、有經過長期口頭流傳而形成，是民俗文化孕育、積淀的結果。[1]任何民間故事的產生與發展，都有其歷史的、社會的原因。[2]因此，《梁山伯與祝英臺》故事中的一些典型情節的形成，往往都是民眾共同心理的產物，是當時社會文化思想內涵的集中反映。對《梁山伯與祝英臺》故事進行研究與探析，能夠讓我們更好地了解當時社會的一些民俗文化，更深入地理解梁祝故事背后所蘊含的社會思想。

1.祝英臺女扮男裝求學，是女性在男尊女卑社會環境下要求平等權利的體現。

在我國長期的封建社會中，封建禮教思想一直扮演著重要角色，它是封建統治者用來麻痹大眾、鞏固其封建統治最有力的武器。由于一般老百姓都深受“三綱五常、三從四德”等封建禮教的禁錮，歧視婦女，認為女子應當順從于男子、女子無才便是德。于是社會便逐漸形成了一種男尊女卑的風氣。這種風氣的形成是導致中國古代女性長期處于被動、從屬地位的主要原因。俗話說：有壓迫就有反抗。隨著社會不斷地發展，女性主體意識逐漸覺醒，一些女性開始對自身所處的從屬地位提出了質疑與挑戰，并且這種反抗愈演愈烈，到“武則天奪取唐皇寶座，雄治天下”時幾乎達到了頂峰。作為民間文化的重要載體，民間故事能夠對時代精神、社會風尚作出最敏銳、最直接的反映。[3]因此，關于《梁山伯與祝英臺》故事中“祝英臺女扮男裝求學”這一故事情節的形成與發展絕非是偶然的，它與當時社會相對寬松的思想氛圍有著必然的聯系。“魏晉南北朝三百幾十年間，戰亂相尋，幾無寧歲……但因為紛亂的原故，遂不暇作儒術的提倡，壓迫既小，反動易張”。[4]戰亂的頻繁、社會的動蕩以及多種文化的興起使儒家的傳統思想受到了嚴重的沖擊。社會呈現出了多元化和開放化趨勢，當時的人們尤其是女性的思想呈現出了解放勢頭。不少女子走出閨門，要求與男子有同等的權利：參政、參加社會活動和接受教育等等。于是乎，一些才智超群、剛烈豪爽的女子因風而起，開始活躍于社會舞臺上，女性的主體意識一時頗有復蘇，出現了許多奇偉女杰：西晉末，寧州太守李毅之女李秀“有才智，父亡后，州文武推領州三年”[5]、東陽女子婁逞女扮男裝從政[6]、北魏女子花木蘭代父從軍等等……無獨有偶，在《梁山伯與祝英臺》故事中，祝英臺女扮男裝求學的目的也在于呼喚女權，爭取與男子受同等教育的權利，“但愿爹娘相允許，讀得詩書稱我心”，“若然錯過沒思學，癡呆一世枉為人”[7]等歌謠，更是一語破的，道出了祝英臺女扮男裝求學所蘊含的社會文化內容在于要求男女權利平等，爭取女性的人格獨立。

2.祝英臺與馬文才的婚配，是當時社會門閥觀念、婚姻父母包辦的集中體現。

在中國封建社會，統治階級為了維護封建宗法關系，制定了“男女有別”、“男女授受不親”等兩性關系的道德要求。這樣勢必會造成古代女子無愛的權利。《禮記》規定男女“不雜坐，不同?嗉希?煌?龕危?磺資?rdquo;[8]，婚姻是“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9]在中國傳統觀念中，婚姻雙方歷來講究的是“門當戶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男女的婚配多是基于一種政治目的或家世的考慮，根本不考慮子女本人的意愿，男女自由戀愛婚配根本無從談起，因此造成了很多悲劇。《梁山伯與祝英臺》故事產生的晉代是一個動蕩分裂的時代，豪門大族的勢力是十分猖狂的，士族在政治上經濟上擁有很大權力，官員的任命也被這些士族操縱著，所以官場就出現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局面，故而豪門望族在婚姻問題上的“門第之見”是極為嚴格的。上文中雖然提到魏晉時期由于戰亂的頻繁、社會的動蕩以及多種文化的興起使儒家的傳統思想受到了嚴重的沖擊，但是封建禮教的束縛并沒有因此而消失殆盡。祝英臺的父親就可以看作是當時封建禮教的“守舊派”。祝英臺的父親既稱員外，即屬于士族富豪之家。他并不需要建立豐功偉業，但求良田千畝，保求門第，茍且偷安。故員外之家是十分重視財產的，作為“布衣子弟”的梁山伯，一沒有大權在手，二沒有家財萬貫，自然不可能成為擁有員外身份的祝公遠的女婿。祝父在對祝英臺勸婚時說：“自由盤古開天地，哪有閨女自定親！馬家有勢又有財，梁家無勢又無財。”[10]這些話語正是魏晉以來門閥觀念在婚姻問題上的反映，是封建地主階級強加給女子的禮法枷鎖。

3.祝英臺哭祭跳墓，是女性對于封建婚姻壓制的一種控訴。

中國的古代教育是以“誦詩習禮”為主的。祝英臺在書院避婚求學過程中不免要接觸到《詩經》中一些情歌、情詩，以及較為原始自由的婚俗儀式，它們都在不同程度上啟迪了祝英臺受壓制的心靈，從而使她在潛意識里萌發了思想解放和追求婚姻自由的念頭，讓她有了不惜沖破一切封建思想桎梏的勇氣。按照中國傳統的婚嫁禮俗來說，在祝英臺出嫁大喜的日子，她是絕對不能跑去梁山伯墓前吊孝的，但正是因為潛意識中的反抗精神給了她莫大的鼓舞，不顧馬、祝兩家的反對，跑到了梁山伯墓前祭拜。祝英臺用實際行動表現自己內心對封建婚姻壓制的控訴以及對統治階級制定的婚喪禮俗的蔑視。其實，追求愛情幸福婚姻自主與三從四德的禮教，在封建社會中永遠都是一對無法解決的矛盾[11]。對于《梁山伯與祝英臺》故事的民間創作者來說，雖然他們不能完全推翻封建禮教的藩籬，但卻巧妙地打開了一個缺口。他們一反常規地在祝英臺出嫁那天創造了于禮有虧、于情合理的哭祭跳墓情節，大大地替廣大婚姻不遂的婦女吐了一口怨氣，進一步突出了梁祝故事反抗封建婚姻壓制的驚世駭俗的意義。

4.合冢化蝶是青年男女對于愛情婚姻自由的一種理想化追求。

《梁山伯與祝英臺》故事的理想主要還是表現在“合冢化蝶”這一情節上。“合冢化蝶”情節是梁祝故事發展到成熟、完美階段而出現的點睛之筆。現今能見到的最早的梁祝故事，是唐代的張讀在《宣室志》中記述的一段文字：英臺，上虞祝氏女。偽為男裝游學，與會稽梁山伯者同肄業。山伯，字處仁。祝先歸。二年，山伯訪之，方知其為女子，悵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馬氏子矣。山伯后為鄞令，病死，葬?城西。祝適馬氏，舟過墓所，風濤，不能進。問，知有山伯墓。祝登，號慟，地忽自裂陷，祝氏遂并埋焉。晉丞相謝安奏表其墓曰“義婦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