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陸玉芹 單位：鹽城師范學院社會學院

教育是國家的基石。中等教育是一個國家知識認同、人才培養的潛在中堅,作為學制系統中承上啟下的重要階段,中等教育改革的成敗,關系著整個學制系統的暢順與否,關系著各類國民教育之間能否和諧統一。但中國近代教育史的演進告訴我們,“1922年新學制(壬戌學制)的誕生,中等教育才完成了它的根本性的變革。”[1]歷北洋政府、南京國民政府的新學制在施行過程中,受到教育界人士的廣泛關注,社會對此褒貶不一。在時下教育部緊鑼密鼓地征集《國家教育改革與發展中長期規劃綱要》意見時,更有學者撰文“溫故壬戌學制”[2],該學制再次引起國人關注。1922年新學制頒布之時正是錢穆執教中學之始,本文以他1922—1930年執教中學的實踐為切入點,闡述他對中等教育改革的批評和建議,從而闡發其中等教育觀,希望能為當今中等教育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鑒。

一

錢穆(1895—1990年),字賓四,江蘇無錫人。1922年秋,錢穆辭去無錫老家的小學教職,接受廈門集美中學的聘請,開始了他的中學任教生涯。錢穆在集美學校擔任高中部、師范部兩個畢業班的國文課。他扎實的學問功底不僅得到了兩個班同學的認可,而且也得到了校長葉淵的稱贊。由于集美學校環境優美,藏書豐富,教學之余,他以讀書為首務。當時他對大思想家王夫之的著作很感興趣,以讀《船山遺書》為主,他不但通體細讀,而且還注意筆錄,積累了不少資料,這為他后來撰寫《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莊子纂箋》提供了不少幫助。1923年5月,集美學校發生學潮,錢穆因不滿意學校開除學生的做法,辭去教職,返回了無錫老家。錢穆返回無錫不久,當年秋天便轉入無錫江蘇省立第三師范學校任教。錢穆進三師執教為錢鐘書的父親錢基博所推薦。他在無錫三師任一、二年級的國文課,按照學校的舊例,國文教師必隨班遞升至四年級畢業,而且每個國文教師每年必須兼開一門課。錢穆第一年開文字學課,第二年講《論語》,第三年講《孟子》,第四年講授《國學概論》。當時的錢穆雖沒有錢基博有名,但是他熟稔古籍,又善于下苦功鉆研學問,所以講授時有許多新的見解,很受學生的歡迎。據他當年在三師的學生、當代著名新聞學家、原《文匯報》總編徐鑄成回憶,“國文課特別重要,一周五天有國文課,還有幾小時讀經課。我就聽了錢先生一年課。這一年,他教《論語》、《孟子》。他教得與別人不同。他喜歡創新,喜歡突破別人做過的結論,總是要自己想,執著自己的見解。學生們對他很欽服。”[3]81

無錫三師是錢穆一生中正式開始從事著述的地方,他在研習這四門課時,自編講義,后來根據講義,編成了《論語要略》、《孟子要略》(后改名為《孟子研究》)兩本著作。教學與研究緊密聯系,這種認真的教學態度和嚴謹的治學方式對他以后的教學生涯產生了重要影響。在無錫三師這四年里,是他一生中較為愉快的一段時光,“三師風氣純良,師生如家人,四年未遭風波”[4]142。1927年秋,由無錫三師同事推薦,錢穆轉入蘇州省立中學任教,任教學校最高班的國文課,兼任全校國文科的主任教席和最高班的班主任。錢穆在蘇州中學成為最受歡迎的老師,據他的學生、原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上海分社社長胡嘉回憶,錢穆“講解古文,巧譬善導,旁征博引。他的‘國語盡皆吳音’,但吐音明白,娓娓動人。有時高聲朗誦,抑揚頓挫,余音繞梁……講課同時,他又講當時學術思想的發展演變,還教學生做筆記。我因記錄詳細,并參考各書引證,受到錢先生的贊賞。”[3]87由于時局動蕩,教育部門經常發生拖欠教師薪水的情況,因此許多老師罷教,然錢穆“獨上堂不輟”,他認為“學校欠發薪水,乃暫時之事。諸生課業,有關諸生之前途,豈可隨時停止”[4]142。不管時局多亂,生活多苦,錢穆堅守崗位,承擔了一份教師所應有的責任。因為他相信教育可以救國,可以培養愛國激情,可以傳承中國文化。

二

1929年,錢穆在蘇州中學結識了當時學界名流顧頡剛,顧頡剛對他的新著《先秦諸子系年》非常贊賞,認為“君似不宜長在中學教國文,宜去大學教歷史”[4]148,并說自己受中山大學副校長朱家驊的囑托,代為物色有學術前途的新人,并推薦錢穆到中山大學任教。由于蘇州中學校長汪典存的盛情挽留,錢穆謝絕了中山大學的聘請。1930年6月,錢穆的又一力作《劉向歆父子年譜》發表在顧頡剛主編的《燕京學報》第7期上。此文的刊出,澄清了清末民初風靡學術界的劉歆偽造群經說的學術冤案,破除了經學家的門戶之見,在北平學術界造成了很大震動。經顧頡剛推薦,錢穆被燕京大學聘請,從此開始了他的大學教學生涯和治史歷程。錢穆雖執教大學,但對當時的中等教育改革卻是十分關注,加上他1922—1930年八年的中學執鞭實踐,使他對南京政府的中等教育改革有更深的認識,提出許多批評和建議。

(一)中學“非專為投考大學之預備而設”,應該“以鍛煉體魄、陶冶意志、培養情操、開發智能為目標”。“五四”運動前后,西方教育思想大量傳入中國,國內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教育改革運動。1922年北洋政府頒布了經全國教育聯合會充分討論的“新學制”(又稱“壬戌學制”)。“以發展青年身心,培養健康國民為基礎,承擔升學與就業訓練兩大任務,是新學制對中等教育階段的設計”[5]157,此學制關于中等教育目標定位明確,升學與就業并重,這既為高一級學校輸送合格新生,又為社會培養勞動后備力量,是“中國近代教育史上的一座里程碑”[5]151。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基本上沿用了1922年的新學制,但更加強調必須提高教育效果及學科標準,因此加大了中學課程的科目和難度,加重了中學生的學習負擔。錢穆指出:“民十七至民二十七此十年間江浙平津一帶而論,則中學校課程已不嫌其過松,而嫌其過緊。專就學業知識論,似乎所望于中學生者,已嫌過高,而不嫌其過淺”。錢穆認為,各個階段的教育都應有其宗旨與目標,“各階段之教育,本各有獨特之任務,中等學校非專為投考大學之預備而設”,中等教育應該與大學教育不同,“知識學業之傳授,并不當占最高之地位”[6]51。

青年期的教育,主要應該以鍛煉體魄、陶冶意志、培養情操、開發智能為目標,而傳授知識和技能為次要的。然而當時“一二十歲上下之中學畢業生,已漸具書生氣,精神意識已嫌早熟,至大學畢業,年未壯立,而少年英銳之氣已消磨殆盡,非老成,即頹唐。”如此而來,“精神意氣早熟早衰,社會活力日以淪澌。倘更不于當前青年教育加以矯挽,國族前途,復何期望?”[6]52一語中的,直指中等教育學生負擔過重之要害問題。針對當時中學生“掩目于書本文字之中,體魄衰而精力糜”的舊病,錢穆提出中等教育首先應重視青年的體魄與精力的增強。他認為一個健康的體魄對一個人的一生的發展尤為重要,而中學生正處于青少年的發育期,各個方面的可塑性都很強,因此沒必要在這一期間只關注于學業的傳授,因為知識是無止盡的,而應該鍛煉青少年的體魄,培養他們的意志和情操。那么,如何做呢?錢穆“當盡量減少講堂自修室圖書館工作時間,而積極領導青年為戶外之活動。自操場進至于田野,自田野益進至于山林,常使與自然界清新空氣接觸。自然啟示之偉大,其為效較之書本言說,什百倍蓰,未可衡量”[6]52。在錢穆看來,一個理想的中學校園環境,“當使學校一切田野化、山林化,使青年一入學校,恍然于一種新生命新境界之降臨”[6]54。體魄與精力的增強,除了走出校門走近自然外,還可以通過學校內開設體操與唱歌課程來實現。錢穆認為體操、唱歌課好似儒家禮樂,這兩門科目應為學校教育的最高科目,每日必修,不可或缺,師生同時學習,不分上下。初級中學應以樂為主而禮次之,高級中學則應以禮為主而樂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