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慶波 單位：廣東輕工職業技術學院藝術設計學院

“江山美人”，這是走在藝術之路上的前行者或后來者所無法舍棄的題材，“喜怒哀樂”也是無數人不可或缺的情感表達。我喜歡將攝影的鏡頭當作顯微的鏡片，去凝視那些并不引人注意角落，那些靜默的角落，那些看似熟悉的人情物事中，是一個個充滿藝術生命與靈魂的王國。攝影的意義，除需借助拍攝者的視角，更需仰賴觀者的解讀。某些攝影圖像，僅表達單一的意義與視角，眾口一辭，觀者只需“觀看”，不需“解讀”，圖像信息的傳遞可以實現簡潔快速的視覺認知，即觀者無需思考就可以識別圖像的內容與意圖；我更喜歡閱讀或表現具有某種抽象意味的圖像，抽象圖式所引發的是讀者的好奇心、想象力，抽象圖式的構成元素具有多元化的象征性，這使得觀者在識別抽象意味的圖像時會產生“多義性解讀”，或者產生“誤讀”，這種“多義性解讀”延伸、持久了我們認知的時間，攝影圖像在這個過程中不確定表達某種單一的意義，而是有著表達多元意義的“可能性”，而這種“未知的可能性表達”正是西方現代藝術圖像的生命之源。與此相呼應，中國傳統藝術思想中追求的“意象”準則，亦是超離了對“具體物形”的“描摹”與“再現”，圖像講究營造一種“隱喻的”畫面空間，在這里“心理因素”強烈介入了人們對圖像形態的感知系統。“意象性”的圖像講究超脫于“物質形體”之外的“神韻”與“氣質”，這是藝術圖像的一種更高精神意義的追求。由此，從攝影圖像創作的現代性意義上，東西方藝術思想相互從各自的領域中找到了“共鳴與注腳”，攝影圖像的創作應當從中獲取珍貴的啟迪。

如上，從某種意義上，攝影不再是直接對真實事物的反映，而是在虛構的時間里虛擬的真實，攝影的意義不止是記錄客觀實在，也以藝術之名創造“虛幻”，在按下快門的瞬間之后，一切“實在”或“幻象”便止于記錄，并由此生發意義。此時的“攝影圖像”將與“現實”無關，圖像中被凝結的影像由此被攝影師注入“藝術的靈魂”，于是擁有了“嶄新”的生命。希臘先哲亞里士多德認為：一塊普通的石頭，若是著落了藝術家的凝視，并加以改造，石塊于是便脫離冷冰冰的“現實”，擁有了新的形式與“生命場”，藝術家就如同賦予了石塊以“靈魂”，石塊于是“靈魂附體”，具備了“神識”，它脫離了簡單純粹的“物質屬性”，同時獲得了精神意義上的“人性”乃或“神性”。

某種意義上，優異的靜物照片即是將某種可以引起共鳴的“人性”賦予“靜物”，“靜物”被有計劃、有選擇地凝視、攝錄，此時，我們閱讀到的首先不是客觀可視的“物質實體”，而是呈現出的精神意義上的“人性”和“意象性”，即圖像的“靈魂”。在這里，靜物像“模特”一樣有著表情，有著姿態，它們會思考，也會互相交談、觀看，它們被觀看，也同時凝視著觀看者，這意義，就在彼此的觀看中呈現出來，靜止的物態或空間因此有了生命力，而“客觀實在的靜物實體”在此淪為視覺與心理轉換的“道具”，這是一種微妙的融合了視覺生理與心理的圖像解讀過程；反之，某些優異的人像照片中，被展現的“人”失缺了語言，被抽離了思想，“人”被固化影像中，像其他一切無生命的物質——一片樹葉、一個果實、一只瓶子那樣，“人”被有計劃、有選擇地“還原”為“物”，它消解了人本身應有地“語言、思想、動感、色彩”，“人”成為攝影師構圖中有預謀的“道具”或“棋子”，在這個過程中攝影圖像中的“人”被抽離了“人性”，同時被賦予了“物性”，它突破了我們日常的對“人”的觀看基本經驗，我們在此類圖像閱讀過程中亦體驗到一種奇妙異常的“視覺與心理的反轉”效應，這恰恰是某些優秀人像攝影所孜孜追求的“藝術之魂”。

在攝影圖像中，我們賦予無生命的靜物體以“人性”，從充滿生命力的“人物”身上抽離“人性”，這似乎充滿悖論的逆向思維理念成就了諸多動人的攝影作品。在20世紀上半期勃興的現代藝術思潮中，諸多現代藝術家通過多元的新藝術實驗發展了這一原理，如達達主義者杜尚，構成主義者同時也是著名的實驗攝影的探索者莫霍利•納吉，超現實主義者馬格利特、基里柯、曼•雷、哈爾斯曼等，他們帶給我們最大的啟示也許在于他們各自獨特的、革命性的、創造性的藝術思維以及多元化、多維度觀察世界的視角。攝影的藝術意義，需仰賴藝術家在各自創作領域中突破性、新奇性、震撼性的視覺表達，我們需訓練一種從多元角度觀察周邊事物、主動探索挖掘“熟悉”事物的“陌生性”的創作思維方法。

我們之所以能在海量的攝影照片中辨別優異與平庸，之所以將某些照片賦予“藝術”的桂冠，緣于我們對單調、重復、過于共性的圖像易生厭倦與麻木，對那些充滿“蒼白而偽裝的情感”的圖像無法報以情感的感動與共鳴，而那些充滿“個性”、“人性”、“恰到好處的真實”的圖像最容易令人“感動”、“激發想象力”和“產生精神上的共鳴”，它們雖然“靜穆無聲”，但卻擁有著攝人心魄的“藝術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