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習裕軍 宋國春 單位：南京政治學院

胡錦濤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當前中國正經歷著空前廣泛的社會變革。這種變革給我國發展進步帶來巨大活力的同時，也必然帶來這樣那樣的矛盾和問題。社會矛盾運動是推動社會發展的基本力量”，“要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管理體系，全面提高社會管理科學化水平，確保人民安居樂業、社會和諧穩定。”當代中國社會正在發生著的深刻變革使中國社會的經濟體制、社會結構和文化觀念與改革開放前相比發生了深刻變化，我們的社會管理工作必須適應這些變化。找尋社會管理創新的社會生態依據，有助于我們理解新形勢下我國社會管理創新的必然性、探尋社會管理創新的規律與突破口。本文借用生態學的分析方法，把當前中國的社會管理作為生態分析中的生命系統，主要從社會生態環境變動中的經濟轉型、社會分化和文化變遷三個基本方面分析當前中國社會管理所面臨的挑戰和社會管理創新的基本內容。

一、經濟轉型對社會管理工作提出新要求

歷史唯物主義觀點認為，“一歷史時代主要的經濟生產方式與交換方式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所賴以確立的基礎，并且只有從這一基礎出發，這一歷史才能得到說明。”〔，’在社會生態諸子系統中，經濟系統具有基礎性地位，制約著社會的各項發展，而“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應當在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21從社會的經濟結構上看，當前中國社會正在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當前中國社會的經濟轉型是一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大規模制度變遷過程，這一過程始自1978年改革開放，目前已經進入了以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為重點的深化發展階段。在這一階段，經濟轉型的兩大標志性后果，即我國經濟所有制結構中非公有制經濟的出現和持續壯大以及分配方式的多樣化，帶來了社會利益關系的大調整，對社會管理工作提出了新要求。

(一)協調利益重構中的社會矛盾沖突，成為當前中國社會管理的中心任務和根本要求。正如有學者指出的那樣:“在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中，利益的分化與重組就成了一個必然的過程，這就使得我們這個時代成了一個利益分化與利益重組的時代”，而“適應和調節這一時代的利益關系是社會生存和有序發展的根本前提。”〔3]事實上，利益矛盾已經成為新時期人民內部矛盾的主要問題，協調利益矛盾，化解社會沖突就成為當前中國社會管理的中心任務和根本要求。

(二)開發、汲取足量社會管理資源，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加強社會管理工作的客觀需求。社會管理工作的開展必須具有足夠的資源支撐，如果資源供給不足，管理體系缺乏足夠的能量，公共管理權力便無法實施對社會利益關系的協調和對整個社會的管理和服務。市場經濟本身是有缺陷的，而當前我國市場經濟體制尚不完善，缺乏糾錯機制，市場缺陷消解和侵蝕著既有社會管理資源，如任其發展，很容易造成社會公共管理權威的流失。此外，資源配置的市場化使得公共管理部門汲取資源能力減弱。隨著經濟轉型的深入，“必然要發生的根本變化是:從原有計劃經濟的體制下政治體系通過對經濟體系全面控制來施行功能，通過對物質資源和非物質資源的直接管理和分配來實行社會調控，轉向市場經濟模式下社會物質資源大部分將不再由政治體系直接管理，而由市場分配”【們。在社會管理資源特別是人力與物質資源大量轉向社會和市場的情況下，政府公共管理部門往往難以及時建立起合理的資源現代提取方式，這將導致雖然社會總資源量伴隨著社會生產力水平的提高而有所增加，但管理部門所能汲取到的社會資源卻出現下降的情況。

(三)實現社會管理模式從管制到服務的轉變，是經濟轉型對社會管理創新的必然要求。經濟轉型決定了政府的社會管理活動必須從傳統的計劃經濟時期的管制型運行狀態中解脫出來，與市場經濟全面對接，建立服務市場主體的現代社會公共管理部門。市場經濟“這種特殊的經濟關系構造，呼喚與之相適應的行政管理體制和民主政治體制。”〔5〕打造服務型政府，創造和維護公平的社會發展環境，為社會主體的發展提供優質的公共服務，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管理的必然選擇。總之，正如學者林尚立所說:所有制結構變化“深刻的政治意義在于有效地促進了社會自主性的發展，從而為國家與社會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形成二元發展提供了可能和基礎。”〔6]經濟轉型進程中，在市場、法律和民主力量的推動下，改革前全能型的國家體系開始松解，國家與社會的適度分離，奠定了現代國家與社會關系的基礎，使得現代社會管理體制機制的構建成為可能。

二、社會分化給社會管理工作提出新課順

一個社會的社會結構狀況，尤其是其社會階級階層關系直接關系到社會管理的運行態勢。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著重大變化。轉型期中國的社會變遷意義最重大、最引人關注之處在于其劇烈、持續、深刻的社會分化，學者孫立平把它概括為從“總體性社會”到“分化性的社會”〔再到“斷裂的社會”〔8]。社會階層的分化是中國社會結構變化的具體表現，社會學家陸學藝認為，當前“各種各樣的階層都在分化和組合之中，其變動之大、范圍之廣，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令世人矚目”‘刃社會分化在現實社會中具體體現為社會異質性要素增多(原有階層內部分化和新的群體和階層的出現)、社會流動性增大和結構要素間差距拉大(階層收入等差距拉大)。社會分化給當前的社會管理工作提出了新的課題。

(一)社會分化本身所導致的階層沖突，使得社會管理者調節糾紛、化解矛盾工作面臨局面更加復雜。差異性社會里總是存在著矛盾和沖突，這是“提出要求的群體和得到了滿足的群體之間的一種沖突。”〔10]社會階層結構的變動直接沖擊著社會管理者傳統的“群眾基礎”，使得管理者調節糾紛、化解矛盾工作更加復雜化。

(二)社會的分層與社會流動的加快，使社會管理者的社會整合與社會控制能力受到考驗。分層的社會結構生來就不穩定。〔川當前的社會分化給社會生活帶來了諸多不安定因素，考驗著政府的社會整合與社會控制能力。正如學者亨廷頓所說，“社會勢力愈趨于多元化，政治制度就必須愈復雜、愈具權威性。”〔‘2〕加強政府的社會調控能力，使政治體系履行起整合多元社會的職能，是社會分層的必然要求。(三)社會分化中的利益絕對受損者、弱勢群體負面情緒的蔓延、泛化，加重了社會管理者的維穩職責。社會發展進程中，不可避免地會有一部分人的利益暫時受到沖擊，需要為社會進步作出犧牲，如果這些階層難以容忍，如果受損階層的利益補償訴求得不到合理的表達與回應，一旦社會負面情緒累積并泛化為普遍的社會心態，就有可能引發個人的過激行為乃至社會群體性事件，從而使社會公共秩序受到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