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石艷艷 單位：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

現代傳播理論的研究證明,任何一種人類活動若想取得社會的認可(包括文學藝術活動),必須建立在具體傳播行為有效的基礎之上。因為“傳播———作為社會構成的一種形式———促成意義的形成,而后者隨著時間變成習慣化以后就提供了共同體驗的基礎,這一共同體驗給了組織成員的組織形成行為一個情境。”①可見傳播行為主體是人類活動價值形成和確立的基礎,也是傳播對象和受眾之間達成情感交流的橋梁。所以傳播者的多樣性、豐富性顯然更有利于從多角度、多層次推動傳播活動的順利進行,這一規律也同樣適用于文學藝術的發展。

在思想禁錮極為嚴苛的清代社會背景下,面對揚州文學藝術活動的繁榮興盛,若從傳播學的視角對之加以考察,我們會發現這一現象的出現部分得力于當時文藝傳播方式的改變。在中國傳統文化觀念中,文學藝術一直是作為在宦海仕途中沉浮的士大夫們自我享受的精神活動,其創作和散播局限在相對狹小的空間內。盡管創作者以此自得,將之視為社會精英的衡量標準,卻在事實上造成了大量文學藝術作品從內容到形式上與普通大眾的審美趣味與接受能力之間出現悖離,加劇了“雅”與“俗”的矛盾。清代揚州文藝活動沒有囿于此前文人作為傳播主體的單一傳統方式,而是融合了一類新興傳播者———鹽商群體。在傳播過程中,他們的獨特觀念和行為從雙向的角度影響了創作者和接受者,促進了二者的理解和融合,改變了文藝創作的目的和形式。所以清代揚州文學藝術之所以取得巨大的社會影響應該說是與傳播者的多樣性,尤其是自身定位的明確性密不可分。所以本文力圖通過對清代揚州文藝傳播活動中鹽商階層之分析,探討清代揚州文藝勃興之因,并啟發當代文藝傳播活動。

一締造適宜的傳播環境

文學史證明,好的環境可以給創作者提供豐富的創作素材和強烈的心理動機;鑒賞者也可因此形成愉悅的閱讀心境和審美的閱讀態度。正如傳播學研究證實,“不同的傳播地點影響受眾對信息的選擇,好的傳播環境增強受眾接受信息的可能性”,因為“在這樣的環境里受眾就會處于興奮狀態和愉快的情緒之中,這樣的精神狀態就有利于信息的選擇和接收。”②在清代揚州文藝傳播活動中,我們有幸看到擁有財富和地位的鹽商階層積極介入塑造適宜文藝傳播環境的過程之中,從而激發出創作主體澎湃的激情。

1.兼容的人文環境。“十年一覺揚州夢”、“人生只合揚州死”。自唐代以來,吳文化影響下的揚州自古就是一個與非主流文化藝術結緣的中心城市。及至“宋代以后的元、明、清時代,揚州更進一步與傳統的文化疏遠了,成了不得志不合潮流的文人的大休閑娛樂場。”③即揚州文化傳統歷來以強烈的批判性、高遠的超越性、闊大的包容性、豐富的創造性為基本特征。這一文化特征在清代揚州鹽商群體中獲得了響應并進而促成了本地區文學藝術的發展。“揚州鹽商大多數并不是揚州人,他們是由來自陜西、山西、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以及江蘇各地的商人匯聚成的綜合群體。”④其中尤以來自于信奉“賈名而儒行”的徽州商人為主。他們對于文學藝術活動異常熱衷,“上焉者,在揚則盛館舍,招賓客,修飾文采。”⑤這種對于文學藝術的競相消費之風是違背儒家崇尚儉樸之原則的,但是“義”與“利”之間的矛盾和沖突,在沒有更好的解決之道出現之前,人們一般會從現實利益的角度出發對之加以權衡。乾隆也因鹽商競相奢侈的文藝消費行為獲得的實際社會效應(如刺激城市經濟的活躍、增加就業機會),而對兩淮鹽運使尤拔世的指責作如下批示:“此可不必。商人奢用亦養,無如游手好閑之人,皆令其敦儉,彼徒自封耳。此見甚鄙迂。至于汝自不當奢華耳。”⑥除此而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在“五蠹之一”惡名的重壓下,以謀“利”為目的的中國商人為了生存更具忍耐力和包容性,長期的異地商業活動也促成他們必須主動與異質文化產生交流、彼此融合。而“大率因明制而損益之”⑦的清代鹽法讓揚州鹽商不需耗費大量時間精力即可滿足口腹之欲,根據馬斯洛的需要層級理論,他們自然也是必然要將目光投向流行于此地以“高雅”為標志的文藝活動。引得南來北往的才人名士都愿意“騎鶴下揚州”,在自由輕松的樂土上交流思想,構成多樣性的文藝生態環境。

2.優美的自然環境。揚州地處江蘇中部,歷來以風景優美著稱。及至清代,這一地區優美的自然環境在鹽商手上更是得到了推陳出新。尤其是私家園林的建設,在當時非常盛行。據統計,清代前期城外名勝26處,共39個風景點。⑧率皆商人自修其業,供奉宸游之所。”⑨鹽商在造園時,一般都會重資延請名士設計,成就了“揚州園林甲天下”之美譽。園林本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為感悟天道,尋求功名之外的人生價值的寄情之所,后成為文人墨客表現審美觀念的實物傳播手段。揚州鹽商在追捧“雅行”的同時也吸收了這一觀念,如著名的馬曰?和馬曰璐、江春、洪征治家的小玲瓏山館、康山草堂、倚虹園經常會舉辦文人雅集和戲劇演出,且經費都由主人承擔。與天地渾然一體的勝景客觀上造就了文學藝術家開闊與高遠的藝術心胸,忘卻塵世的紛爭和現實的困擾,通過與自然的交合去體會生命本真和自在意義,并無需為此付出物質代價、備受形體奴役,在一定程度上實現文學藝術創作者和接受者本體的自由與解放。由此當我們今日來翻檢清代與揚州有關的文學藝術作品,很少發現世事艱難、悲苦交集的沉重,更多感受的是避世隱居、閑適自得、悠游山水的輕快。盡管有不少學者認為鹽商介入文學藝術傳播活動的動機復雜,甚至也可能是進行自我夸飾、變相廣告的一種手段。但是我們也要承認,揚州深厚的文化傳統使得以借助文藝活動提高自身形象為目的的清代鹽商客觀上具備了水平不低的藝術修養和鑒賞能力。他們在歷史奠定的基石上進一步延續、深化揚州文學藝術活動兼容并蓄的人文環境和優美動人的自然環境,也為藝術家們提供了良好的創作心境,完善和加強了文藝傳播效果,形成了一種雙贏的局面。

二引導先進的傳播觀念

在商業經濟較為發達的揚州,文藝創作者與鹽商階層之間形成了生產消費關系,并使后者成為當時文藝傳播活動的“把關人”和“二級傳播者”。和單純的信息接受者相比,他們具有“價值觀的人格化體現(其人為誰)、能力(其人的知識)、可利用的社會位置(其人所知的人)”等特征。⑩這也就是說,傳播者因為身份地位、興趣愛好及個人品質的差異會使其中相對處于強勢的人群對傳播的內容選擇、方式途徑、效果影響起到把關作用。如揚州鹽商的獨特審美趣味和行為習慣就使得清代揚州文學藝術形成了頗具特點的審美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