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陳龍杰 趙智鋒 單位：南開大學國際經濟研究所博士生

一、“經濟倫理”范疇的一般規定

在關于“經濟倫理”的研究中，國內外學者就如何定義“經濟倫理”并沒有達成一致。[1]從詞源上看，無論是中國古代思想家還是西方古代思想家都認為“經濟”是一種與倫理共生的文化現象，經濟行為和經濟活動本身就具有倫理的意義和特征，亦即“經濟”本身就是一種倫理性的活動。這種意義上的經濟與倫理具有高度的共屬一體性，使我們不能在一個明確的界限下來區分何謂“經濟”何謂“倫理”，因此詞源意義上的“經濟倫理”不具備進行單獨研究的存在屬性。

（一）行為意義上的“經濟”范疇的涵義

人類為獲得資源和維護既得資源而自覺進行的經濟行為是由主體需要驅使的，外在表現為他們與行為對象之間有形無形的報酬的交換。[2]在這個語境下，“經濟”就是一種行為，或者說是一種實踐活動，是行為主體與行為對象之間以物質利益為核心的物質性交往活動和行為，它的目的在于追求個體行為主體的經濟利益最大化和類整體主體的特定價值目標的實現。其中行為主體包括“微觀主體”即“自然人”和“法人”的集合，和“宏觀主體”或“整體主體”，即代表一定微觀主體共同利益的“共同體”如政府。這個意義上的“經濟”范疇包含三個方面的涵義：一是指宏觀和微觀主體獲取外在于主體的自然資源的活動，這是經濟主體以外在的自然為對象獲取經濟利益的經濟行為。在這個行為過程中，當下的行為主體需要面對的是兩個對象，即自然客體和將生存于這個自然的未來主體；二是指發生于微觀行為主體之間的一種以求利沖動為基礎，以獲取物質利益為目的，以貨幣和物質為媒介的交換過程。這是一個以實現個體經濟利益最大化為目標的行為過程；三是指宏觀主體的一種建立在交換和部分無償占有基礎上的，以實現特定經濟目標如促進經濟增長、實現充分就業、促進行為主體福利水平的不斷提高等為目的的行為過程。在這個行為過程中，宏觀主體并非完全以實現自己在經濟學意義上的利益最大化為行為目標。

（二）現代經濟倫理范疇的界定

從一般意義上說“，倫理”是個體行為主體的一種交往規則和關于交往目的的價值認定，是宏觀主體所追求的價值目標，是以理性和意義為核心的實踐精神，是一種存在于特定情境下的為交往者共同認定和遵守的規則和信念。[3]因而可以將現代“經濟倫理”定義為在經濟活動和經濟行為中行為主體在特定情境下所共同認定和遵守的道德規則和價值信念。我們可以從三個層面來理解現代經濟倫理的一般屬性：一是在微觀經濟活動領域，經濟倫理就是經濟行為主體在將他人作為經濟行為對象時應具有的道德良知，也就是在經濟行為中行為主體應該恪守的道德規范，即經濟倫理的合工具性；二是當下的經濟行為主體將自然作為行為對象時應遵從的自然的“法定”規則，以及考慮不同代際間的經濟主體對經濟資源公平享用的道德原則，即經濟倫理的合規律性；三是在更為宏觀的層面上，經濟倫理體現著經濟活動的終極目的或價值理性，也就是經濟行為主體在經濟活動中的終極目的所應該具有的道德價值，即經濟倫理的合目的性。對“經濟倫理”概念的任何厘定都不應該偏離這個原初的意蘊。從經濟倫理概念的規定可知，經濟倫理是對經濟行為的一種道德約束和價值規范，只有當建立在交換基礎上的經濟行為成為社會經濟的普遍行為和經濟關系時，倫理的規范和約束作用才成為可能和必要。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得以發展之前，由于生產力水平低下，不可能出現普遍性的經濟交換關系，因而也就不可能出現立足于經濟的普遍交換關系而生成的現代經濟倫理。因此嚴格說來，現代意義的經濟倫理是與資本主義經濟相伴而生的。

二、現代經濟倫理的歷史性發生

作為規范行為主體經濟行為的現代經濟倫理本身是歷史長期發展的產物，這使得簡單追溯整個人類經濟行為或關系的歷史演變，以便確立經濟倫理的歷史性發生成為必要。

(一)在原始社會和階級社會的早期階段，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倫理

原始的以生存為目的的獲取生存資料的行為并不是現代意義上的經濟行為，因而也就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倫理。在原始的非文明狀態下，人只是一個單一的非人文的存在，既非經濟人也非道德人，既不具備工具性也不可能存在現代意義上的倫理目的性。因此，一方面，他們能夠享受一種沒有被文明所拘束的自由———在這種“非自覺的理性”自由中，人的所有行為和活動的最高價值就在于生存和延續；另一方面，他們還不能進行工具和目的意義上的道德自覺，而是在自發中遵循著我們所想要自覺的道德良知，諸如公平、公正、均等、誠信等。在階級社會的早期即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隨著財產私有權的確立，人類把自己嚴格地分成兩個在經濟關系上互相依存而又對立的階級。作為對立的經濟主體，“生產者階級”與“占有者階級”之間的經濟關系建立在非“交換”的基礎上。在這種要么“生產”要么“占有”的單一向度的生產和分配關系中，物質供給的生產者失卻了目的性，占有者階級失去的是人作為工具性存在的價值。因此，在這種經濟關系中，本然就不存在經濟人或者道德人；人在應然狀態下自覺的價值確定的是單一的或者目的性或者工具性的存在。故而在這種單一向度的經濟關系中也就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經濟倫理賴以發生的根據。

（二）現代經濟倫理的發生

現代經濟倫理是因應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所造成的經濟人與道德人的分裂、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隔離而發生的。隨著人類控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不斷增強，人們開始在與以往不同的生產方式中構建新的經濟理想和經濟秩序。在這個過程中，舊有的占有者階級和生產者階級的某些代理人在新秩序下變成了新的占有者階級———資產階級，這個新的占有者建立了大規模的工業、城市以及商業活動，并把幾乎所有的社會成員都卷入到以逐利為目的的經濟活動中。參與經濟活動的每個人都追求經濟行為的“個人利益最大化”，即所謂的“經濟理性”。而在資本主義經濟“理性”發展的過程中，由于存在于交換過程中的經濟行為對公平的缺失，使經濟生活幾乎完全喪失了自律性，造成了城市與農村二元經濟困境、財富的快速積聚集中和貧富分化的不斷加劇，進而使得經濟生活中的行為個體道德倫理和作為類整體的行為主體道德理性的喪失，人的經濟屬性成為他本應有的道德屬性的悖逆。正如阿諾德•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所說的，現代西方的工業化經濟制度和“民主”政治體制造成了人的思想的“工業化”，人們發覺將自然資源開發和轉化成“制成品”本身是一種有價值的行為，“而這一過程所引起的任何后果對人類的價值反而無所謂了”。[4]也就是說，人們為經濟發展所支付的勞動本身和作為對經濟發展成果的勞動產品的占有都“異化”為與人分離和對立的異己力量。而異化勞動導致“人的類本質———無論是自然界還是人的精神的、類的能力———變成人的異己的本質，變成維持他的個人生存的手段。異化勞動使人自己的身體，以及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他的精神本質，他的人的本質同人相異化”。[5]正是這種異化，分裂了人的經濟屬性和道德屬性，隔離了人的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才促使人們開始關注并構建經濟發展中經濟行為主體間的倫理關系，以規范經濟行為個體在經濟理性發展中應遵循的道德原則，恢復作為類整體的人在文明體系中應有的道德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