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蔡繼明 王成偉 單位：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一、引言:分析“政治經濟學”概念演變的必要性

“政治經濟學”(PoliticalEconomy)大概是經濟學家使用最為頻繁、但內涵指向卻差異最大的經濟學概念，不僅不同時代的經濟學家對其理解不同，即使同一時代的不同經濟學家，對其理解也不盡相同。亞當•斯密認為政治經濟學是關于如何管理國家資源以便創造財富的科學;馬克思則認為政治經濟學是有關特定生產方式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的研究;馬歇爾認為應以“經濟學”取代“政治經濟學”;薩繆爾森則認為“經濟學”與“政治經濟學”無異。而隨著近年來“新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興起，關于“什么是政治經濟學”的問題，更引起學者們的普遍關注，如關于政治經濟學和新政治經濟學概念界定及研究趨勢的分析，一直是國內外理論界討論的熱門話題，其中國內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方福前(1999)[1]、楊龍(2000)[2]、陳振明、黃新華(2004)[3]、賈根良(2004)[4]、馬春文(2005)[5]、汪丁丁(2004，2005)[6][7]，等等。馬克•布勞格(Blaug)一直強調，經濟思想史研究最為關注的，并非某些經濟學家的特定理論，而在于經濟學理論研究的歷史性突破，即經濟思想的成長[8]，或按照熊彼特所強調的，是對經濟分析史的考察。“所謂經濟分析史，是指人類為了認識經濟現象在心智方面的努力的歷史;換句話說，也就是經濟思想中帶有分析性或科學性這個方面的歷史。”[9]15如果用哲學語言來表述，經濟分析史可以看作是經濟科學認識論和方法論發展的歷史。馬春文認為:“解釋政治經濟學，就要作一部政治經濟學史。”[5]57他強調，對任何學科中的重要名詞解釋，要有思想史的研究思路。亦如徐復觀所說:“思想史的研究，也可以說是有關的重要抽象名詞的研究。……在方法上，很小心地導入了‘發展’的觀點，從動進的方面去探索此類抽象名詞內涵在歷史中演變之跡;及在演變中的相關條件;由此而給予了‘史’的明確意義。”[10]1，在“新政治經濟學”已成為今日國際學術研究熱點、分析工具和分析方法漸趨成熟、論文和專著大批發表的有利條件下，我們可以借助徐復觀所強調的“發展”觀點，從動態角度來探索“政治經濟學”這一重要抽象概念在經濟思想史上的演進過程，并藉此為“新政治經濟學”的當代研究提供更為嚴謹的分析視域。

二、早期學者對政治經濟學概念的理解

在早期學者的著作中，經濟學是從屬于政治學的，各種萌芽的經濟思想都只能在政治學著作中才能找到。這種一切社會科學統歸于政治學的做法，正是世界各國早期學術研究的共性之一。亞里士多德在《政治學》中寫道:“出于男性和女性、主人和奴隸這兩種關系，首先產生的是家庭。赫西奧德(公元前八世紀希臘詩人)說得很對，他說，先營家室，以安其妻;爰畜牡牛，以曳其犁。”[11]5家庭管理，這就是經濟學的最初含義。從詞根上來看，“經濟”(econom)一詞來自于希臘語，它是由兩個詞組成的復合詞，其中，“eco”的意思是“家務”，“nom”的意思是“規則”、“法則”。在亞里士多德的著作中，經濟學代表著“家庭管理的藝術”(theartofhouseholdmanagement)。[12]13男人管理女人、主人管理奴隸的治家之道，同君主管理臣民、政府管理城邦的治國之道是相通的。故此，國家管理，就成為經濟學的題中應有之意。亞里士多德寫道:“家庭是出于自然的一種結合，用以滿足人們的日常需要，……當若干家庭聯合起來，其目的不止于滿足日常需要時，這就出現了村落。……當若干村莊結合起來成為社團時，其規模已經大到足以完全或相近于完全自給自足，于是產生了城市國家，這只是出于生活上的需要，至于所以能持續存在，則是出于享受美好生活的愿望。……這就很明顯，城市國家是自然的產物，而人類則天生是政治動物。”[11]5－6在亞里士多德看來，所謂政治，就是集體之事、國家之事，而個人是非常自覺地參與到集體之事、國家之事中去的;家政管理是與國家管理相統一的，個體經濟自然就是國家經濟的一部分。此時，政治學與經濟學天然統一，個體研究與群體研究天然統一。

三、古典時代的政治經濟學概念

“政治經濟學”(politicaleconomy)這一術語最初出現于17世紀初期的法國，1611年，L．deMay-erne－Turquet在一本論政府的著作中首先使用了“政治經濟學”。[12]13這一術語是針對亞里士多德的“經濟學”概念而提出的，更確切地說，是對亞里士多德的城邦經濟學、國家經濟學概念的引申和強調。在法語中，“政治的”含有宏觀的、宏大的含義，此時的“政治經濟學對于國家等于家庭經濟學對于家庭。”[13]1又如麥克庫洛赫的解釋，“經濟(Economy)一詞是從希臘字(家或家庭)和(規律)兩字演變而來的，意思就是家庭的管理。因此可以說政治經濟學之于國家，正如家政學之于一個家庭。”[14]3由此可知，古典經濟學家使用“政治經濟學”一詞，主要是為了強調其所分析的是與國家管理相關的經濟問題。翻閱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的著作，類似的說法俯拾皆是，可以說這是一個基本的“共識”。在古典經濟學時代，經濟學幾乎專指與國家資源相聯系的財富的生產和分配的學問，或者說是研究國民財富的學問。在古典經濟學時代，經濟學還未從政治學、倫理學和歷史學中分離出來，在古典經濟學家的觀念中，政治經濟學并非是從政治的角度去理解經濟學，更不是政治問題的經濟分析，他們所強調的是宏觀的、整體的經濟問題研究，這既是經濟的、也是政治的。如同巴里•克拉克所說:“政治經濟學是原初的社會科學。亞當•斯密、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卡爾•馬克思等人均是以廣闊的視野研究社會體系。直到19世紀下半葉，政治經濟學才開始裂變為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社會史、社會心理學以及社會哲學等學科。”[15]1在斯密時代的政治經濟學，實際上尚未形成自己獨特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因此還在大量借鑒其他學科、尤其是歷史學的研究方法，也正是在此意義上，早期經濟學家只能在道德哲學、歷史學、倫理學的課程體系里謀求教職并講授經濟學。正是基于多學科雜糅的研究方法，古典政治經濟學始終將實證研究和規范研究融于一體，既表現出嚴謹的科學求真態度，同時又抱有強烈的社會變革理想，馬克思的《資本論》，可以看作是古典時期實證研究與規范研究相統一的典范之作。馬克思把自己的政治經濟學著作《資本論》的研究對象界定為“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旨在揭示一個特定的社會經濟形態即資本主義的產生、發展和變化(滅亡)的規律。馬克思有關商品、價值、貨幣、勞動力商品、資本、剩余價值、利潤、生產價格、地租、利息等范疇的分析和演變，無疑是采用了從抽象上升到具體、矛盾分析、中介分析以及一般特殊個別分析等實證分析方法;而有關資本主義發展趨勢以及對未來社會的預想，則明顯帶有規范分析的色彩。正如馬克思的一句名言所說:“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解釋世界主要靠實證分析，而要改造世界，就必須做規范分析。也正如已故著名政治經濟學家周守正教授所說:馬克思的《資本論》既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三個組成部分的統一，又是認識論、邏輯學和辯證法的統一。[16]研究對象為國家和社會的整體性經濟問題(財富的增長與分配)、研究領域體現多學科交叉與融合、研究方法以實證研究和規范研究相統一，以上三點，共同構成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范式與理論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