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琦珂 曹幸穗 單位：南京農業大學人文學院 中國農業博物館

游牧畜牧業階段社會經濟的發展為第一次社會分工準備了條件，出現專以畜牧為業、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畜牧業。如果說馴化野生動物使之家畜化，是人類與牲畜關系的開始，那么，游牧則是人與牲畜關系發展的新階段。隨著飼養牲畜數量的日益增加，居住區周圍的空間便顯得有些逼仄局促，馴養者只好早晨把畜群趕到有水草的地方去放牧，晚上再趕回來。隨著畜群數量的進一步增加，一個日程范圍內的草地遠遠不夠牲畜采食了，馴養者不得不攜其家庭成員趕著畜群逐水草而居，游牧畜牧業便產生了。東北地區的游牧畜牧業，是畜牧經濟日益發展、草畜矛盾不斷激化的產物。放牧牲畜的時候，行走范圍一旦超過了人類步行所能達到的極限，畜群就會面臨饑荒的危險。馬能夠提供遠大于人的速度與耐力，可以使牲畜吃到更遠處更新鮮的青草，獲取更大范圍的水草資源。馬的馴化可以讓人類擁有新的生態空間，讓人類第一次真正有可能全面利用草原環境，這也正是草原地帶馬業興盛的主要原因。馬是游牧畜牧業階段的重要牲畜。符拉基米爾佐夫曾指出：在游牧民族中，“馬比一切更受重視，馬群是古代蒙古人的主要財富，沒有馬，草原經濟便無法經營。馬是蒙古人的交通工具，用于戰爭與圍獵，并賴以供給馬乳，蒙古人吃馬的肉，用它的皮和毛”［９］。牛也是游牧民主要的家畜。草原部族飲牛乳，食牛肉，制作奶油、酸奶、奶塊等食品，但更主要的是，用它做運輸工具。史載，蒙古“草地之牛純是黃牛，其大與江南等，最能走，既不耕犁，只是拽車，多不穿鼻”［１０］。游牧民族逐水草而遷徙，經常地變換牧地。每到一處，牧民們搭起帳篷，草原上便炊煙四起，牧歌悠揚；若要更換牧地，就要把帳篷連同牧民的生活用品一并帶走，這就需要牛來作為挽畜，拉起草原特有的轤轤車，游走四方，浪跡天涯。豬雖然可以放牧，但并不適于大規模的游牧，養豬應與定居農業相表里。因而在游牧畜牧業階段，與定居農業共生豬的飼養，逐漸退居次要地位。此時，人們對馬、牛、羊產生了高度的依賴，因為它們不僅能夠提供人類衣食所需（如肉、乳、皮），而且還可當役畜使用（如馬、牛、駝）。

定牧畜牧業階段游牧畜牧業是一種高度專業化的不完全經濟，是社會生產和物品交換發展到相當程度后的產物，它不能完全脫離種植業而獨立存在。游牧大遷徙使游牧民族與農耕民族經濟交流逐漸頻繁起來：游牧民需要從農耕居民那里換取糧食，滿足自己的果腹之需；而農耕居民也需要從游牧民那里獲取肉、乳等高蛋白食物，補充營養。久而久之，兩個民族建立了持久的經濟聯系，形成了互助合作關系。其結果是，一些游牧民開始發展種植業，經營農牧并重的經濟生活。這種農牧兼營的經濟方式，再也不容牧民四方游走，到處遷徙，他們的牲畜放牧，往往被局限在以種植區域為中心的一定范圍之內。在這一階段，家畜從單純作為人類的食物來源，逐漸轉化為勞動工具和生產手段。牲畜使用價值和生產效益的不斷增長，刺激了人們飼養的積極性，促進了畜牧業的進一步發展。進入定牧畜牧業階段之后，馬、牛的飼養已退居次要地位，羊則占據了畜群的主導地位。這一方面是因為羊的品種特別多，能夠廣泛分布在多樣生態的草地，另一方面，羊的繁殖力極強，能夠為牧民提供更多的肉與乳。因而在東北西部草原部落所牧養的肉畜中，羊是數量最多的一種牲畜，每一部落的羊群數量都十分可觀。從覓食習慣上講，羊的生態適應性比馬、牛更強一些，因而也更適合在高寒地帶生存。冬季的到來，對于放牧于東北西部草原上的畜群，可能是最嚴峻的生存考驗。這個時候，馬能夠以蹄踢、蹄刨的方式，打開冰層，覓食冰層下面的冬草。雖然綿羊也能用蹄刨開雪，吃到下面的冬草，但對于已凍成冰的雪層，有時也只能徒喚奈何，只能啃咬馬兒打開的吃剩的草根。長期的生存競爭，造就羊超強的生態適應能力。因其品種較多，食譜范圍較廣，東北地區羊的生態適應性很強。山羊與綿羊，都有其特殊食性。綿羊基本上是草食動物，它們只吃青草，山羊雖也吃草，但它們也啃食嫩枝、嫩葉。山羊的這種可兼容各種植物資源的食性，使得它們非常適合在多石、高山、干旱而富于灌木叢的環境中生存。定牧畜牧業階段的放牧方式，和農業上的精耕細作一樣，非常講究，不同季節怎么放，不同牲畜如何搭配，有一整套的辦法。例如在放牧牲畜時，馬、牛、羊一般是分開放牧的。馬善奔跑，行走速度快，可以迅速到距離較遠的地方覓草；而牛行動緩慢，與馬不可能同群；羊行走速度與馬牛不同，所以羊也不與馬牛混放。還有一種不能算是畜產，但人類不可或缺的動物，那便是狗。狗在人類馴養野生動物的歷史上有其特殊地位。遙想在遠古時期，東北先民以捕魚打獵為生，成群的野狗跟著游獵的人群移動，撿食他們丟棄的動物殘骨，并在人類進行狩獵時幫忙圍趕獸群，夜間則保護著人類的領地及財產。長期以來，狗便成為人類的朋友。不管是在游牧畜牧階段，還是在定居畜牧階段，它們都忠誠地守望著人類的領地，協助人類保護、管理牧畜。

定居家畜業階段農耕與游牧這兩種經濟形態，具有不同的能量轉換機制和環境適應方式。在食物能量及生產效率方面，農耕方式要高于游牧方式，所能養活的人口也更多一些。進入內地的游牧民族之所以放棄逐水草而牧畜的游牧生活，轉而接受定居的農耕生產和生活方式，不僅與生存環境的變遷有關，還會受到農牧政策的嚴重影響。清代以來的草原放墾政策，使得豐饒草原變成農莊田野，迫使許多牧民放棄游牧業，從事定居農耕活動，即便保留有畜牧經濟，也僅以家庭養殖業的形式存在。進入定居家畜業階段之后，畜牧經濟退居次要地位，僅與農耕經濟互補共生。因此期仍然是農耕與畜牧并重，東北地區牲畜飼養的種類與比例，即使在同一時期的不同區域，也多有差異。東北南部地區以農耕為主業，家畜多飼養豬、牛、羊，家禽多為雞、鵝、鴨（靠近水邊的地方）；東北西部地區，歷史上多為游牧民族的畜牧區，多豢養馬、狗、牛、羊；東北北部的漁獵民族，多飼養鹿和狗，史稱“使犬部”、“使鹿部”；東北東部的居民早期以山居漁獵為主業，除了飼養豬、牛、羊，往往還把鹿和鷹作為漁獵的助手。馬依然是定居家畜業階段的必備牲畜，主要用于拉車耕田。使役牲畜，除馬之外，還有驢、騾、駱駝。驢，適合于輕便農作和騎乘。騾，是馬和驢相交配而生，體軀大，負重多，善拉車。駱駝，主要產地為大興安嶺以北、呼倫貝爾草原一帶，鄂溫克、達斡爾、蒙古等民族多有飼養。豬為經營定居牧民所常畜。史載挹婁人“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涂身，厚數分，以御風寒”。挹婁人對豬的偏好，也體現在當時的葬俗中：“死者其子即葬之于郊野，交木作小槨殺豬積其上，以為死者之糧”［１１］。在定居家畜牧業階段，養豬雖可為人類增添肉食，但豬也消耗人類的食物；兩相抵消，養豬并沒有為人類增加多少食物；在生存資源極度匱乏的情況下，豬甚至是人類的食物競爭者。盡管如此，豬仍是東北農耕民族的必飼家畜。雞、鵝、鴨等也是東北農家常畜之物。方拱乾《絕域紀略》云：“雞豚鵝鴨視所畜，客至而操刀而割，豕墮地即充庖丁焉”，“伏雞曰抱，爵子及雞雛皆謂彀，其卵伏而未孚始化謂之涅”。能夠鑒別雞卵的公母，說明定居家畜業階段，雞的飼養已相當普遍。東北民戶普遍養狗以守夜。黑龍江、松花江下游地方的赫哲人，其所養之犬，大如驢，可以拉扒犁，馳于冰上，行走如飛，作用等同牛馬。此外，東北地區西北部少數民族多飼養馴鹿。鄂溫克人、鄂倫春人養馴鹿，主要是食其肉、乳、脂肪，并用來做為馱物、拉雪橇的交通工具。此外，他們還飼養白花鹿，“取者養于家，以取奶，名曰鹿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