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吳昊 單位：沈陽音樂學院聲樂系

筆者認為，“早期聯曲體結構”歌劇中的宣敘調，對其后無論哪個時期的歌劇的結構力發展，都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也是此后歌劇宣敘調發展與衍變的參照物。在此后歌劇的發展軌跡中，可以說，宣敘調在“早期聯曲體結構”形態基礎上的衍變，宣敘調與詠嘆調的相互滲透、彼此模糊、融合直至再分離，基本決定了歌劇的時代風格。所以，對“早期聯曲體結構”歌劇中宣敘調的研究，是學習各種類型歌劇宣敘調及大型聲樂作品宣敘調的重要過程與堅實基礎，具有基礎性意義，也是本文選題的理論基礎。筆者并不否認居其宏教授對“早期聯曲體結構”歌劇創作群體歷史斷代的界定———“從格魯克起，中經莫扎特、羅西尼、貝多芬，直到柴可夫斯基，威爾第及瓦格納兩人的中前期，差不多橫亙了整個古典主義時期和大半個浪漫主義時期”［1］(P177)，以此界定，亨德爾并不屬于該創作群體，但其歌劇《賽爾斯(Xerxes)》的詠嘆調《綠樹成蔭(Ombramaifu)》及其宣敘調(譜例1、4)，從結構特性來看，符合居其宏教授對“早期聯曲體結構”歌劇結構特點的歸納:“它的主要構筑材料是相對完整的音樂段落”［2］(P178)，“除了一部分宣敘性的短句之外，一般都有較為完整的曲體結構和一定的時間長度，它們各自在展開過程中都必須遵循自己的陳述規律，而且往往有一個收束性的結尾以獲得自身的完整感”［3］(P178)。筆者認為，對該類型作品的界定要以作品本身為考察依據，其意義遠大于以作曲家時代為衡量標準，故將其也歸為“早期聯曲體結構”歌劇，加之其在日常教學中作為基礎教材的廣泛使用，因此將其選用。而莫扎特《費加羅的婚禮(LeNozzeDiFigaro)》(譜例2、3、5、6、7)則是典型的“早期聯曲體結構”歌劇，其宣敘調訓練具有廣泛的代表性，故重點引用。

中國人學習宣敘調的羈絆與困難

我們為什么唱不好宣敘調，或者說宣敘調與詠嘆調的演唱水平相差過大，究其原因，筆者認為，首先是觀念問題。作為外國藝術的歌劇以及其他聲樂作品，我們在接觸、審視、學習它們的最初階段，最容易引起關注的自然是其中宏大、光輝、令人印象深刻的部分，即能表現歌唱技術技巧或者需要歌唱技術技巧來表現的部分(這也正是美聲唱法在歌劇中的主要任務之一)，這使得我們在這一時期便被動式地“怠慢”了宣敘調。此外，由于我們自身音樂文化、審美習慣中對旋律的偏愛(詠嘆調往往更具有令人難忘的旋律性)，也決定了我們對詠嘆調的更多關注，而這種關注甚至幾乎是我們對歌劇及大型聲樂作品理解的全部，這又是我們對宣敘調的“主動式的”放棄。綜上所述，在長久的“偏見”過程中，我們過多地重視了詠嘆調，忽視了宣敘調，人為地將其分割開來，造成了對外國大型聲樂作品的誤讀。其次，宣敘調雖然是語言在音樂框架內的進行，但無論哪個時期的宣敘調，歸根結底還是“說話”，是音樂中人物的對話或角色的語言表達，是語言的進行，因此，語言的問題也是羈絆我們學習外國聲樂作品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宣敘調(特別是早期聯曲體時期)在歌劇及大型聲樂作品中主要承擔的是對戲劇結構與發展的表意、承接、延續作用，所以，如果不能準確地理解語言的語義以及語言背后的文化背景，將很難完整深入地演繹整部作品。而詠嘆調強烈的音樂性，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其中語言的作用，更便于演唱，這也是國內聲樂界將教學與實踐的重點主要集中于詠嘆調而忽視了宣敘調的主要原因。可以說，我們在面對這個問題時，是躲著問題走、繞著問題行。

從鋼琴聲樂藝術指導角度研究宣敘調的訓練與教學

改革開放以來，通過我國聲樂界人士不斷的對外交流與學習，請進來、走出去，我們的美聲觀念與教學、實踐水平得到了極大提高，我們已經擁有了一大批具有世界水平的優秀歌唱家，而更多的聲樂專業與鋼琴藝術指導專業留學生的回國，也帶來了國外先進的理念與理論以及語言、技術方面的方法與經驗，優秀的人才成為推動我國聲樂事業發展的重要力量。理論工具書籍、著作的翻譯、編撰與出版，多媒體及網絡的普及也為我們對外國大型聲樂作品的研究提供了支持與方便。《西洋歌劇名作解說》(張弦、徐國弼、申文凱、安紹石譯)、《作為戲劇的歌劇》(約瑟夫•科爾曼著，楊燕迪譯)等大批著作的出版，建構與完善了我國的歌劇理論研究，而《著名西洋歌劇詠嘆調250首字對字譯詞》(李維渤、趙慶潤編譯)等著作以及豐富的聲樂專業專用意大利語、德語語音類著作的出版、作品總譜的不斷引入等，都為實踐提供了音樂材料上的有力支持與參照、參考。學術界以及出版界所有的努力及成績，使得我們沖破傳統羈絆具備了條件與可行性，我們需要做的是充分利用與借鑒這些成果，將其綜合起來，最大限度地發揮這些資料的理論研究作用。

1．對節奏、節拍問題的研究

雖然我們在理論研究方面已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更多面臨的還是語言不通、語義不明情況下的宣敘調教學與演唱。面對一部陌生作品，語言不通，該怎么辦?筆者認為，問題的突破點首先在于:宣敘調是作曲家在“語言”基礎上的“音樂”創作，是語言與音樂的結合，只有緊緊抓住“音樂”這條線索，嚴格遵循“音樂”的要求與規律，反方向推導，該問題的解決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找到突破口，即使這種“模糊”研究的結果與事物本原會存在一定的差異。在此章節中，筆者將通過對宣敘調中幾個重要音樂材料要素的分析，研究其內部音樂材料與語言材料的相互關系以及音樂材料對語言材料的影響，對語言條件相對缺乏下的宣敘調訓練與教學進行提示。(1)“音樂時間”問題———“打拍子”“音樂時間”問題是音樂哲學理論研究中的重點部分，也是西方哲學在音樂研究中的重要實踐陣地，本文對“音樂時間”問題的討論，其研究出發點類似于《音樂節奏結構的形態與功能》一書中對此問題的討論，“雖然我們不會對‘音樂時間’這一說法做非常深入的討論，即不涉及到‘時間’的本質以及相關方面的問題，但這一說法本身卻暗示了對于節奏研究的一種態度，即把節奏作為一種動態的音樂要素來進行研究，在研究的過程中充分考慮節奏時間與音樂其他要素之間的關聯”［4］(P10)。伯格森認為，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時間，即鐘表時間和人通過直覺體驗到的時間，也即所謂的“延綿”(du-ree)”［5］(P152)。簡單來說，“音樂時間”在不同的考察維度上，獨立存在與同時存在了以上兩種時間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