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段玲? 單位：四川外語學院應用外語學院

本文期望根據社會文化理論中的四個核心理念構建一個適合語用習得研究的理論模式。國內在該領域的研究處于起步階段，相關研究比較少見。本文首先綜述社會文化理論在二語習得領域以及語用習得的研究狀況，然后從中找出社會文化理論與語用習得的契合點，嘗試建立一個理論模式，以便在語言實踐中可以更有效地操作，從而達到對所提出的理論模式進行驗證的目的。

社會文化理論與二語習得領域、語用習得的研究動態

早在２０世紀８０和９０年代Ｊａｍｅｓ　Ｌａｎｔｏｌｆ和他的同事Ｆｒａｗｌｅｙ（１９８５）以及Ａｌｊａａｆｒｅｈ（１９９４）就開始致力于將Ｖｙｇｏｔｓｋｙ的理論引入二語習得領域。２０００年Ｌａｎｔｏｌｆ編輯了第一本關于社會文化理論的探討論文集，著重討論社會文化理論與互動論、輸出假設以及交際教學法的區別。如，Ｏｈｔａ使用最近發展區理論探討二語語法的習得，從而重新思考互動論；Ｓｗａｉｎ通過對話教學討論中介的作用，并比較輸出假設的理念等［３］。２００８年，Ｌａｎｔｏｌｆ與Ｐｏｅｈｎｅｒ又編輯出版了專門論文集，以實證研究報告為主題，重點報告了社會文化理論中的調節論和最近發展區理論在聽說寫及評估方面的實際運用效果。如，Ａｂｌｅｅｖａ的二語聽力的動態評估效果；Ｈａｕｇｈｔ和ＭｃＣａｆｆｅｒｔｙ的戲劇和最近發展區理論在二語課堂中的運用以及Ｍａｈｎ的使用對話式教學教二語寫作等［４］。國內學者主要以實證研究為主，有一些理論層面探討和介紹的論文，如，馬俊波（２００８）從社會文化視角討論二語習得研究［５］；韓亞文（２００９）討論最近發展區理論對二語習得研究的啟示［６］。文秋芳（２００８）分析了二語習得領域的認知派和社會派兩大陣營的爭論，肯定了社會派的新范式作用［７］；高一虹、周燕（２００９）則把社會文化理論稱為“新維果茨基派”，是二語習得的社會文化派的興起［８］；賈冠杰（２０１０）討論二語習得社會文化論大家庭中的新成員“活動論”，認為活動論重視社會文化因素，強調學習者內部和外部因素的相互作用，是一種近幾年來剛剛引起我國部分學者重視的二語習得理論［９］。

尹洪山（２０１１）由社會文化理論分析了二語習得研究的社會學轉向［１０］。實證研究主要探討支架概念和最近發展區理念在實際教學中的運用，如，彭元玲（２００８）［１１］，賈光茂、方宗祥（２００９）［１２］等。關于中介理論、活動理論和內化理論的探討，理論和實證層面的研究比較少，如，高艷（２００８）［１３］，張劍鋒、李雪飛（２００９）［１４］，朱靜靜（２００８）［１５］。自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以來，語用能力的習得研究一直是中外語用習得研究者的熱門課題。研究者對們主要關注語用能力的可教性，研究是否可以通過有計劃的教學干預使學習者獲得語用能力（Ｋａｓｐｅｒ　＆Ｒｏｓｅ，２００２：２３７）［１６］。國外研究者在教學效果、教學方法、理論背景、學習目標語、研究設計和測量工具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進展，并且已證明語用能力的可教性，主要理論依據是認知理論，特別運用于對“注意假設”的驗證，成果主要發表在Ｒｏｓｅ　＆Ｋａｓｐｅｒ（２００１）［１７］主編的論文集中，其他可見Ｆｕｋｕｙａ　＆Ｚｈａｎｇ（２００２）［１８］、Ｓｉｌｖａ（２００３［１９］以及Ｋｏｉｋｅ　＆Ｐｅａｒｓｏｎ（２００５）［２０］等。國內語用習得研究主要是在介紹和總結層面，如，戴煒棟、陳莉萍（２００５）［２１］分析了語用能力、語法能力以及它們的發展與學習生活環境的關系；劉潤清、劉思（２００５）［２２］對語用習得的認知特性和影響因素進行了分析；段玲?（２００７）對語用能力的可教性進行了文獻評述［２３］；毛眺源（２００９）語用習得研究理論進行了評述［２４］；還有少量相關語用習得的實證研究，如，段玲?（２００８［２５］，２００９［２６］）。到了２０世紀初，除了認知理論外，語用習得的理論框架又引入三種模式：文化移入模式、社會文化理論、語言社會化，其中社會文化理論的研究路徑已引起語用習得研究者的關注，Ｋａｓｐｅｒ　＆Ｒｏｓｅ（２００２）認為社會文化理論，如支架概念，還有語言社交化理論也是語用能力可教性研究的最有潛力的理論依據。在語用能力的觀察研究中有少量成果，但在教學干預中幾乎沒有使用。Ｏｈｔａ（２００５）［２７］建議研究者使用Ｖｙｇｏｔｓｋｙ的最近發展區理論來研究教學中教授語用能力的教學效果，他使用了支架（ｓｃａｆｆｏｌｄｉｎｇ）概念，通過老師對學生的幫助與學生和學生的相互幫助的教學和學習方式來分析和觀察學習者的學習效果。

社會文化理論與語用習得結合的理論模式

根據Ｊａｍｅｓ　Ｌａｎｔｏｌｆ和Ｓｔｅｖｅｎ　Ｔｈｏｒｎｅ（２００６），社會文化理論核心由四個部分組成：調節論（又譯為中介）（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內化論（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活動理論（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ｈｅｏｒｙ）、最近發展區理論（ｔｈｅｚｏｎｅ　ｏｆ　ｐｒｏｘｉｍ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牛瑞英，２００７）［２８］。調節論是社會文化理論的中心概念，指人類意識或大腦的活動是由文化構建的輔助工具來調節的，這種調節作用是社會關聯、社會合作和集體行為以及文化傳統交織在一起的龐大系統，主要包括物體調控（ｏｂｊｅｃｔ－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他人調控（ｏｔｈｅｒ－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和自我調控（ｓｅｌｆ－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其中物體調節，如圖表、電腦等，以及他人調節，如教師或同學的指點，可稱為明示調節（ｅｘｐｌｉｃｉｔ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而自我調節是暗示調節（ｉｍｐｌｉｃｉｔ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的主要方式（Ｌａｎｔｏｌｆ　＆Ｔｈｏｒｎｅ，２００６；Ｌａｎｔｏｌｆ　＆Ｐｏｅｈ－ｎｅｒ，２００８）。語言是最基本的調節工具，社會言語（ｓｏｃｉａｌ　ｓｐｅｅｃｈ）、自我中心言語（ｅｇｏｃｅｎｔｒｉｃ　ｓｐｅｅｃｈ）、私語（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ｐｅｅｃｈ）、內在言語（ｉｎｎｅｒ－ｓｐｅｅｃｈ）和手勢語（ｇｅｓｔｕｒｅ）是人類獲取知識的必要工具，其中內在言語、私語和手勢語的運用是二語學習中的重要調節方式（牛瑞英，２００７）。內化論認為人類認知的發展是生物因素（內因）和社會文化因素（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這種結果是人類把社會文化的概念融入思維活動的結果，是對大腦自然發展的控制結果，是最終形成內化的結果（Ｌａｎｔｏｌｆ　＆Ｔｈｏｒｎｅ，２００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