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蔣國保 單位：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日本哲學家西周于1867年在其著《百一新論》中首先使用“哲學”一詞。而“哲學”一詞由日本輸入中國，具體年代不詳，大約在19世紀最初幾年。至于“中國哲學”一語，最初在我國使用是在1906年，證據是那一年劉師培(劉光漢)在《國粹學報》上發表了《中國哲學起源考》。劉師培堅持“以子通經”的學術取向，其眼中的“中國哲學”，主要指中國傳統學術范疇中的子學與經學。劉氏的這一認識，大體反映了他生活的那個時代的學人對中國哲學的普遍認識。丁寶銓為山西巡撫，他于宣統三年(1911)為傅山《霜紅龕集》作序，在該序中，他也是將“近日之哲學”與中國固有“諸子道釋”并提，以為中國之“諸子道釋”學說就相當于西學范疇之“哲學”:“國初巨儒，學宗漢宋，旁及地志、算術而已。究心子部者少，況乃二氏。嗇廬生際其時，岳岳兀兀，昌言子學，過精二藏，乾嘉以后，遂成風氣。治子名其家者有人(如汪畢諸著述)，通釋入于儒者有人(如羅臺山諸人)。中西大通，益抉其樊，諸子道釋，一以貫之，名曰哲學。其大無外，其細無間，由是以言近日之哲學，①實嗇廬氏之支流與其余裔也。綜是而論，一二緒余，精誼所結，演繹成家，此余所謂嗇廬之學斷非博士文人拘儒所能略窺其津涯者也。”

將中國固有的“諸子道釋”之學與西學范疇之“哲學”并提，并不等于“中國哲學”已確立為一門獨立學科，實際上“中國哲學”從傳統經學、子學、史學中獨立出來，成為現代學術意義上的獨立學科，在1906年之后，大約又經歷了10來年的時間。這10來年間的最初幾年情況已難了解清楚，現今根據馮友蘭《三松堂自序》中的回憶，大體可以了解北京大學在1915年已開設了“中國哲學”課程。一般地說，一個大學開設某課程，即意味著該課程所講之學問，已成熟為學科范疇的學問，標志著該學科已創立。但北京大學于那時(1915、1916年)正式開講的“中國哲學史”課程所講的內容，實際上仍然屬于經學范疇。這個斷言非臆斷，有堅實的依據，其依據就是馮友蘭《三松堂自序》中的這么一段敘說:“給我們講中國哲學史的那位教授，從三皇五帝講起，講了半年，才講到周公。我們問他，照這樣的速度講下去，什么時候可以講完。他說‘無所謂講完講不完。若說講不完，那就永遠講不完。’”②在北京大學開“中國哲學”課程一年后，中國第一部《中國哲學史》專著正式出版。這就是1916年9月由上海中華書局出版的謝無量著《中國哲學史》。謝氏的這部《中國哲學史》，嚴格地講，算不上現代學術意義上的《中國哲學史》，則它的出版，同樣不能作為“中國哲學”已成為現代學科的標志。標志著“中國哲學”已成為現代學科者，應是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該著雖然只涉及先秦時期的中國哲學思想，不包括秦漢之際直至晚清的中國哲學思想，但從以新方法系統地闡述中國哲學的意義上講，它的確算得上中國哲學史學科已創立的標志。正因為它是第一部現代學術意義的中國哲學史，所以在它剛問世時，便受到以舊眼光看中國哲學的學究的批評與嘲諷。馮友蘭曾提及這一點，他說那位從“三皇五帝”開始講中國哲學的教授，拿著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講義，在課堂上笑不可抑，對他們三年級學生說:“我說胡適不通，果然就不通，只看他的講義的名稱，就知道他不通。哲學史本來就是哲學的大綱，說中國哲學史大綱，豈不成了大綱的大綱了嗎?”③

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正式出版在1919年。10年后，鐘泰的《中國哲學史》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鐘泰為該著列“凡例”10條，其中有云:“中西學術，各有系統，強為比附，轉失本真。此書命名釋義，一用舊文。近人影響牽扯之談，多為葛藤，不敢妄和。”從這條著述原則可以看出，鐘泰的《中國哲學史》，應是不認同胡適的中西哲學相比附的做法、而特意與胡適唱反調的產物，盡管他在書中沒有提及胡適的名以及胡適的書。鐘泰的《中國哲學史》出版2年后，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④上卷于1931年由神州國光社出版，而上下2卷本一并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則時在1934年。馮友蘭的2卷本《中國哲學史》，同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相比，它不是有頭無尾之作，而是對中國古代哲學之整體作系統闡述之作;同謝無量的《中國哲學史》、鐘泰的《中國哲學史》相比，它之優長，不僅體現在它在量上遠遠超過謝、鐘氏二著的篇幅，而且體現在它突破了謝、鐘二氏傳統的敘述方式，屬于運用現代哲學方法來闡述中國哲學發展歷程之作。因此有學者高度評價它的價值，稱之為“用現代哲學方法編寫的第一部中國哲學通史著作，對中國哲學史成為一門獨立學科有一定的開拓性意義”①。1933年，范壽康在武漢大學編成“中國哲學史”講義，以為教學用。該講義修改成書后，于1936年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出版時取名為《中國哲學史通論》。

范氏在此書“付印題記”中寫道:“就內容言，疏漏錯誤，自知不免;即間有所得，亦多采自當代著作家之說，出諸自創者蓋鮮。而余在是書之編撰上最受其補益者，厥推武內義雄、宇野哲人、境野黃洋、小柳司氣太、河上肇及梁啟超、周予同、胡適、馮友蘭、雷海宗諸家。余固不敢掠人之美也。”從范氏這一申明可以看出，他的這部中國哲學史，是兼收中日當代著作家學術成果的產物，而他所吸收的那些成果，在內容上固然多屬于中國哲學史方面的成果，但也當包括中國之經學史、儒學史、思想史方面的成果。在范氏《中國哲學史通論》出版的前一年，張岱年開始寫《中國哲學大綱》。該著于1937年寫出初稿，直至1943年才首次在北平私立中國大學印為講義，后交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盡管在新中國建立以前，已制版，但因故推遲至1958年才由商務印書館照原制版出版，出版時，署名宇同。這是中國第一部從中國哲學固有問題出發撰寫的中國哲學史。由于它的寫作與出版，跨越舊中國新中國兩個性質迥異的時代，其對于我們今天研究“中國哲學史”學科創立初期的實踐與方法來說，就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代表“中國哲學史”學科創立初期之實踐的6部著作之間，存在著復雜的關系，但大致可以區分為三種情況:一是繼承關系，二是對立關系，三是超越關系。這都是從如何著述的動機上說的。也就是說，就如何著述這一考慮來說，這6部著作，有的重在考慮如何在繼承的同時豐富之、推進之，有的基于反對的立場來考慮如何結構與展開，有的則基于超越的立場來考慮如何結構與展開。現在不妨稍作具體分析。先看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與謝無量的《中國哲學史》的關系。這是最難說得清楚的問題，因為斷然否定或肯定胡適受謝無量的影響都有可懷疑的地方。說胡適未受謝無量的影響，為大多數學者所相信，但他們的這一相信，是建立在“先見”之上的，其“先見”就是:謝無量的《中國哲學史》是對日本諸“支那哲學史”的販賣，沒有新意，而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則屬于以西方現代哲學方法研究中國哲學的“第一部”，有新意是它的根本價值所在，兩者因此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瓜葛。我在沒看到謝無量的《中國哲學史》之前也相信這種看法，后來看到了它，對此看法就產生了一些懷疑。其中最值得發問的是:胡適關于中國哲學史的斷代，是否承襲謝無量的斷代?謝無量的《中國哲學史》將中國哲學發展史斷為三代，依次稱為“上古”、“中古”、“近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