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部曲》作者治史著書的價值追求是“讓學術研究的成果為大眾所共享”，“力求義理、考據、辭章兼備，思想性、科學性、可讀性三者統一，寫出有新材料、新觀點，有吸引力、感染力的歷史著作”。就是要編寫出普及與提高相結合的歷史著作，以便于對干部、群眾和青年進行國史 教育，提高國民素質。這樣的價值追求，不僅是研究國史應有的，也是研究其他歷史所應有的。思想性、科學性、可讀性統一，理論價值、學術價值、社會普及價值兼備，這樣的著作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研究中并不多見。有的著作，思想水平高，而學術性、可讀性略遜；有的著作，學術價值高，而可讀性略遜（也有思想性略遜的）；有的著作，可讀性強，但思想性、學術性略遜（如有些戲說類、紀實文學類的書，史實錯誤不少）。而《三部曲》在思想性、科學性、可讀性統一，理論價值、學術價值、社會普及價值兼備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值得彰顯。《三部曲》的理論價值、學術價值可另文探討，以下只說其可讀性、社會普及價值的成績，以窺學術著作普及路徑。

圖文并茂

書中大量采用了百姓大眾喜聞樂見的資料照片，題材、內容豐富，一覽即可從中獲得一定的感性認識。如，毛澤東同鄧小平親切握手的照片，鄧小平、汪東興在主席客廳里的照片。從這些照片中，可以領略鄧小平復出初期以及其他幾位領導人的精神風貌，乃至從中體味這些歷史人物在當時的關系。

與《三部曲》差不多時間出版的圖文并刊的書還有幾種，比較起來，《三部曲》無論內容和圖片都豐富多了。如《三部曲》的第一部《前奏》篇幅３００余頁，采用照片５０余張，文字２２萬，這自然有助于把“文革”時期鄧小平領導全面整頓這段歷史反映得更全面、更深入、更詳盡。而且《前奏》中有些照片是很多書中所沒有的，如“周恩來起草的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２２日中共中央關于鄧小平任職決定的通知”（第１４頁）、“姚雪垠１９７７年寫給胡喬木的信”（第１９９頁）等。《三部曲》其他卷中也有一些照片，如《決戰》第３０頁“１９７６年３月１０日，毛澤東對華國鋒關于是否•３１•印發江青講話的請示報告的批語”，第１９５頁“華國鋒給鄧崗的手令（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６日）”等照片，《新路》第７８頁“鄧小平為陶鑄平反的批示”，第８１頁“１９７８年５月７日，胡耀邦對溫濟澤要求平反報告的批示”，第２４７頁“胡喬木起草的《歷史決議》手稿”等照片，也是已經出版的一些書中沒有的。以上這些照片不僅史料價值很高，從中還可以看到毛澤東、周恩來、華國鋒、鄧小平、胡耀邦、胡喬木、姚雪垠等人的書寫真跡，起到見字如見人的效用，還可以作書法的欣賞。

注重寫史事的細節、情節、場景

讀者有身臨其事之感，引人入勝。如《前奏》寫鄧小平“文革”時期復出，第一次在宴會上露面：這是他自１９６７年銷聲匿跡以后，第一次在公開場合同中外人士會見。雖然他坐的位置并不顯眼，卻吸引了全場的目光。他沒有說一句話，甚至還顯得有點孤單，但無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都感覺到他重新登上中國政治舞臺的分量。

對鄧小平及場景寥寥數語的細節刻畫，一讀就使人油然產生一種興奮和驚喜，不斷回味。又如對周總理追悼大會的記述，《決戰》寫道：鄧小平致悼詞時表情凝重，聲音低沉悲痛。當讀到“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都為失掉了我們的總理而感到深切的悲痛”這句時，他聲音顫抖，眼含淚水，稍事停頓，極力抑制著自己的巨大悲傷。這時會場上一片哭泣、嗚咽……

注重細節刻畫，使《決戰》對周恩來追悼大會的描寫，一下子躍然紙上。再如《決戰》寫解決“四人幫”后連夜在玉泉山９號樓葉劍英住處開政治局會議，是按照當事人周啟才回憶寫的，并作了一些加工：周啟才（中辦秘書局局長）被引進葉帥臥室。這時華、葉正并肩坐在葉帥床沿商議事情。見周啟才進來，華說：老周，情況你知道了吧……華說：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就在葉帥會客廳召開，你去安排布置一下。周說：好。周啟才到客廳，同葉帥秘書、警衛和服務人員一起動手，把客廳布置成政治局會議的形式。因減少了“四人幫”四個座位，客廳原有的沙發也夠用了。按照新的情況，面向會場并排擺了兩張沙發，每個沙發前放一個茶幾，供華國鋒和葉帥使用。……將近十時，周啟才向汪東興報告，出席會議的政治局成員已全部到齊，原定開會時間已到。汪指示周去葉帥臥室報告一下，請示華、葉是否按時開會。周向華、葉報告后，華看看葉帥，葉帥說：人到齊了，就按時開會。咱們去會場吧！沒談完的事，還可以在會上談。華國鋒先在床沿上站起，并伸手攙扶葉帥慢慢站起來。出臥室門時，華國鋒請葉帥先走，葉帥讓華先走。最后是兩人手挽著手，肩并著肩，同步走出臥室，面帶微笑，進入會客廳，分別在正中并排擺放的沙發上就坐。面對會場，華居左，葉居右……

以上將玉泉山會議的布置、開會前片刻的情景栩栩如生地展現紙上，十分精彩，扣人心弦。讀以上細節和場景的描寫，真有身臨其會之感。“一位女政治局候補委員自言自語地說：沙發座位不夠啊！”寫出了解決“四人幫”行動的機密性，政治局的人并非都事先知情。華國鋒、葉劍英手挽著手，肩并著肩，面帶微笑，進入會客廳，寫出了華、葉二人的勝利喜悅，寫出了二人在粉碎“四人幫”中的關鍵作用。以上的細節、情節、場景描寫，不僅在一些學術著作中沒有，就連一些紀實文學書中也沒有。《三部曲》之所以具有較強的可讀性和吸引力，能夠抓住人，就在于每一卷都十分注重細節、場景的描寫。

胡華１９８６年談到中共黨史人物傳記的寫作時指出：“文字生動，就是在符合真實情況的原則下，對一些壯麗的場面，人物的性格，人物的形象，可以作一些刻畫和描述的。但不要作夸張的過多的文藝描寫，也不要把傳記寫得太呆板枯燥，用語太概念化，使讀者想象不出傳主是什么樣子，想象不出一些歷史場面的情景。”后來胡繩也說：“關于中共黨史，已經有了許多書，但缺乏具體形象的描述。我們寫這本書，要有一些特寫，要有點形象。我們的歷史著作往往概念化，講得很籠統，叫人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例如講科舉考試，就說士子們去參加考試，到底科舉考試具體是怎么考法，沒有說明，讀者還以為科舉考試和現在考大學一樣。倒是外國人寫中國歷史注意講明細節。現在的人，特別是年輕人，很多都不知道歷史上許多事究竟是怎么回事，應當讓他們弄清楚。舉例說，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敗后，黨在許多地方組織農民暴動，究竟怎樣搞暴動，現在的讀者不知道。雖然不可能一個一個暴動都去具體講述，但要選擇一兩個典型的，具體地加以描述，講清楚頭尾始末，成功的，失敗的，都可以，即使是小規模的不著名的暴動，只要是典型的，就可以講，不能光講井岡山。這是寫作方法上要注意的一點。”都強調了要寫細節，要有場景描述，要形象化，這是文字生動需要的，更是講清楚歷史事實需要的。這是歷史研究及寫作、中共黨史研究及寫作的經驗教訓的一個不可忽視的總結，對于學術著作走向人民群眾、走近人民群眾，被人民群眾接受、認可，有重要的指導意義。而《三部曲》正是在這方面作出了可喜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