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4-9 | 歷史研究論文
《三部曲》作者治史著書的價值追求是“讓學術研究的成果為大眾所共享”,“力求義理、考據、辭章兼備,思想性、科學性、可讀性三者統一,寫出有新材料、新觀點,有吸引力、感染力的歷史著作”。就是要編寫出普及與提高相結合的歷史著作,以便于對干部、群眾和青年進行國史 教育,提高國民素質。這樣的價值追求,不僅是研究國史應有的,也是研究其他歷史所應有的。思想性、科學性、可讀性統一,理論價值、學術價值、社會普及價值兼備,這樣的著作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研究中并不多見。有的著作,思想水平高,而學術性、可讀性略遜;有的著作,學術價值高,而可讀性略遜(也有思想性略遜的);有的著作,可讀性強,但思想性、學術性略遜(如有些戲說類、紀實文學類的書,史實錯誤不少)。而《三部曲》在思想性、科學性、可讀性統一,理論價值、學術價值、社會普及價值兼備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值得彰顯。《三部曲》的理論價值、學術價值可另文探討,以下只說其可讀性、社會普及價值的成績,以窺學術著作普及路徑。
圖文并茂
書中大量采用了百姓大眾喜聞樂見的資料照片,題材、內容豐富,一覽即可從中獲得一定的感性認識。如,毛澤東同鄧小平親切握手的照片,鄧小平、汪東興在主席客廳里的照片。從這些照片中,可以領略鄧小平復出初期以及其他幾位領導人的精神風貌,乃至從中體味這些歷史人物在當時的關系。
與《三部曲》差不多時間出版的圖文并刊的書還有幾種,比較起來,《三部曲》無論內容和圖片都豐富多了。如《三部曲》的第一部《前奏》篇幅300余頁,采用照片50余張,文字22萬,這自然有助于把“文革”時期鄧小平領導全面整頓這段歷史反映得更全面、更深入、更詳盡。而且《前奏》中有些照片是很多書中所沒有的,如“周恩來起草的1973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關于鄧小平任職決定的通知”(第14頁)、“姚雪垠1977年寫給胡喬木的信”(第199頁)等。《三部曲》其他卷中也有一些照片,如《決戰》第30頁“1976年3月10日,毛澤東對華國鋒關于是否•31•印發江青講話的請示報告的批語”,第195頁“華國鋒給鄧崗的手令(1976年10月6日)”等照片,《新路》第78頁“鄧小平為陶鑄平反的批示”,第81頁“1978年5月7日,胡耀邦對溫濟澤要求平反報告的批示”,第247頁“胡喬木起草的《歷史決議》手稿”等照片,也是已經出版的一些書中沒有的。以上這些照片不僅史料價值很高,從中還可以看到毛澤東、周恩來、華國鋒、鄧小平、胡耀邦、胡喬木、姚雪垠等人的書寫真跡,起到見字如見人的效用,還可以作書法的欣賞。
注重寫史事的細節、情節、場景
讀者有身臨其事之感,引人入勝。如《前奏》寫鄧小平“文革”時期復出,第一次在宴會上露面:這是他自1967年銷聲匿跡以后,第一次在公開場合同中外人士會見。雖然他坐的位置并不顯眼,卻吸引了全場的目光。他沒有說一句話,甚至還顯得有點孤單,但無論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都感覺到他重新登上中國政治舞臺的分量。
對鄧小平及場景寥寥數語的細節刻畫,一讀就使人油然產生一種興奮和驚喜,不斷回味。又如對周總理追悼大會的記述,《決戰》寫道:鄧小平致悼詞時表情凝重,聲音低沉悲痛。當讀到“全黨、全軍、全國人民都為失掉了我們的總理而感到深切的悲痛”這句時,他聲音顫抖,眼含淚水,稍事停頓,極力抑制著自己的巨大悲傷。這時會場上一片哭泣、嗚咽……
注重細節刻畫,使《決戰》對周恩來追悼大會的描寫,一下子躍然紙上。再如《決戰》寫解決“四人幫”后連夜在玉泉山9號樓葉劍英住處開政治局會議,是按照當事人周啟才回憶寫的,并作了一些加工:周啟才(中辦秘書局局長)被引進葉帥臥室。這時華、葉正并肩坐在葉帥床沿商議事情。見周啟才進來,華說:老周,情況你知道了吧……華說:中央政治局緊急會議,就在葉帥會客廳召開,你去安排布置一下。周說:好。周啟才到客廳,同葉帥秘書、警衛和服務人員一起動手,把客廳布置成政治局會議的形式。因減少了“四人幫”四個座位,客廳原有的沙發也夠用了。按照新的情況,面向會場并排擺了兩張沙發,每個沙發前放一個茶幾,供華國鋒和葉帥使用。……將近十時,周啟才向汪東興報告,出席會議的政治局成員已全部到齊,原定開會時間已到。汪指示周去葉帥臥室報告一下,請示華、葉是否按時開會。周向華、葉報告后,華看看葉帥,葉帥說:人到齊了,就按時開會。咱們去會場吧!沒談完的事,還可以在會上談。華國鋒先在床沿上站起,并伸手攙扶葉帥慢慢站起來。出臥室門時,華國鋒請葉帥先走,葉帥讓華先走。最后是兩人手挽著手,肩并著肩,同步走出臥室,面帶微笑,進入會客廳,分別在正中并排擺放的沙發上就坐。面對會場,華居左,葉居右……
以上將玉泉山會議的布置、開會前片刻的情景栩栩如生地展現紙上,十分精彩,扣人心弦。讀以上細節和場景的描寫,真有身臨其會之感。“一位女政治局候補委員自言自語地說:沙發座位不夠啊!”寫出了解決“四人幫”行動的機密性,政治局的人并非都事先知情。華國鋒、葉劍英手挽著手,肩并著肩,面帶微笑,進入會客廳,寫出了華、葉二人的勝利喜悅,寫出了二人在粉碎“四人幫”中的關鍵作用。以上的細節、情節、場景描寫,不僅在一些學術著作中沒有,就連一些紀實文學書中也沒有。《三部曲》之所以具有較強的可讀性和吸引力,能夠抓住人,就在于每一卷都十分注重細節、場景的描寫。
胡華1986年談到中共黨史人物傳記的寫作時指出:“文字生動,就是在符合真實情況的原則下,對一些壯麗的場面,人物的性格,人物的形象,可以作一些刻畫和描述的。但不要作夸張的過多的文藝描寫,也不要把傳記寫得太呆板枯燥,用語太概念化,使讀者想象不出傳主是什么樣子,想象不出一些歷史場面的情景。”后來胡繩也說:“關于中共黨史,已經有了許多書,但缺乏具體形象的描述。我們寫這本書,要有一些特寫,要有點形象。我們的歷史著作往往概念化,講得很籠統,叫人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例如講科舉考試,就說士子們去參加考試,到底科舉考試具體是怎么考法,沒有說明,讀者還以為科舉考試和現在考大學一樣。倒是外國人寫中國歷史注意講明細節。現在的人,特別是年輕人,很多都不知道歷史上許多事究竟是怎么回事,應當讓他們弄清楚。舉例說,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黨在許多地方組織農民暴動,究竟怎樣搞暴動,現在的讀者不知道。雖然不可能一個一個暴動都去具體講述,但要選擇一兩個典型的,具體地加以描述,講清楚頭尾始末,成功的,失敗的,都可以,即使是小規模的不著名的暴動,只要是典型的,就可以講,不能光講井岡山。這是寫作方法上要注意的一點。”都強調了要寫細節,要有場景描述,要形象化,這是文字生動需要的,更是講清楚歷史事實需要的。這是歷史研究及寫作、中共黨史研究及寫作的經驗教訓的一個不可忽視的總結,對于學術著作走向人民群眾、走近人民群眾,被人民群眾接受、認可,有重要的指導意義。而《三部曲》正是在這方面作出了可喜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