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后的頭30年，馬克思主義被確定為意識形態，成為指導一切學術研究的理論。馬克思主義史學雖然也是新史學的一支，但在對政治史的重視上與傳統史學并無大的差別。馬克思本人寫出的唯一一部可以當作史學著作看待的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就是一部典型的政治史著作。新中國初期的史學在唯物史觀指引下，強調歷史就是階級斗爭史，著意書寫革命，關注重心也還在政治。可以認為，直到1980年代中期，第一波新史學浪潮對于以政治史為重心的傳統史學的沖擊，效果并不明顯。

新史學對政治史的第二波沖擊力度相對較大。這波“新史學”浪潮為大陸史學界感知始于1980年代。從世界范圍看，這一波新史學浪潮早在1929年法國《年鑒》雜志創刊時便已涌起，只因學術交通不暢，其對中國史學的影響出現了時差而已。1980年代以后大陸學人認知的“新史學”主要是第三期年鑒史學以及“二戰”后在美國興起的新文化史。新文化史關系語言轉向(linguisticturn)，有其特殊學術理路，姑不具論。年鑒學派在其存在的80余年時間里主張前后殊異。第一、二兩期的領軍人物布洛赫、布羅代爾等或強調整體史，致力于不同歷史元素的整合，忽略屬于偶然性的“事件”，或注重長時段、大空間以及“人類”而非具體“人物”的宏觀觀察，經濟及社會史成為言說重心。第三期年鑒史學放棄對于整體史的追求，試圖以剝奪人類在歷史上的中心位置的方式掀起史學領域里的“哥白尼革命”。這一代年鑒學人以超脫于社會的“心態史”以及不甚講求因果關聯的“系列史”肢解了年鑒先驅建構的多少偏重系統性的史學軀體，在取得多元化成就的同時，也帶來了史學“碎片化”的問題。

盡管如此，在對政治史的態度上，先后幾代年鑒學人并無異同。幾乎所有年鑒學人都在強調自己特定關懷的同時排斥政治史。“把政治史趕下王位，這是《年鑒》的首要目標，也是新史學最關心的問題之一。”②《年鑒》排斥政治的傾向從政治類文章在其創刊后近50年全部論文中的比例一直不到6%，最低時僅占2．1%可以清楚窺見。這樣做固然有學理方面的考慮，③但歷史研究的原動力乃是影響歷史論說的現實關懷，歷史家的論域選擇總是與特定的時代需求發生聯系。排斥政治的《年鑒》及年鑒學派誕生于1929年這一世界經濟危機發生的年份，洵非偶然。盡管強調多元，但對經濟與社會的高度關注則成為布洛赫、費弗爾、布羅代爾等兩代《年鑒》派代表人物提倡的“新史學”的重要特征。作為歷史學家，布羅代爾對經濟現象及變化規律的認知讓許多權威經濟學者望塵莫及，以至于雅克•阿塔利提議將197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他。④很明顯，擺脫世界經濟危機的需求是促使年鑒學派遠離政治的重要原因。

除了經濟原因之外，年鑒派學人疏遠政治還與西方國家的政制大多已趨向穩定，政治的內涵已發生變化有關。雖然對什么是“政治”會有不同的解釋，但建設和管理國家應是政治的基本意蘊。建設關系國家基本制度建構，管理涉及制度運作，兩者均與權力分配及與權力相關的利益分割相連接。西方國家政制建構經過兩百余年調適，動蕩期多暫告結束，這一層面的政治至少在他們看來已不成其為問題。而運作層面的“政治”則異化為諸如反恐、環境保護、世界范圍內的人權保障一類與通常理解的政治不同質的政府行為。在這樣的變化語境中，西方史學家不再關注傳統意義上的“政治”實在是情理中的事。

中國歷史學家面臨的問題則不同。近代以來，政制建設與運作的問題一直沒有很好解決。整個民國38年，國家人民歷經磨難，所爭均在于此。即便是在今天，政治改革問題仍然處于不斷探索之中。彼岸不認為是問題的政治在此岸卻一直是國人期待解決的牽動全局的重大問題。俗話說“飽漢不知餓漢饑”，已然溫飽的西方史學界的學術關懷不包含對中國國情的認知固無可指責，處于“饑餓”狀態的中國學人也不知道自己的需求，而盲目以西方學者的學術關懷為時尚，以年鑒學派基于自身需求提出的主張作為思想及學術食糧，不關注政治史的取向蔚然成風，也就有些不可思議了。

這一風氣造成了嚴重的問題。首先是致使民國政治史特別是北洋政治史的研究成果數量呈下降趨勢，在全部民國史研究中所占比例也與其重要性不成正比。以歷史學科重要刊物《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1期至2011年第4期刊載的文章為例。12年間該刊登載涉及民國史的各類文章共計471篇。其中政治類86篇，外交類34篇，思想學術類58篇，經濟類53篇，社會類51篇，軍事類22篇，教育類11篇，宗教類4篇，學術綜述109篇，書評36篇，其它7篇。在全部民國史的文章中政治類86篇，占18．3%，而北洋政治僅8篇，占政治類的9．3%，占民初及北洋史研究全部102篇文章的7．8%。從數量和比例上看，雖然較之政治史占絕對統治地位的時代，18．3%的比例已有所下降，但與同期其它類別的研究相比，還是處于相對優勢。然而涉及民初及北洋時期政治的研究成果則明顯偏少。民國在大陸存在共38年，民初及北洋時期15年，已占到將近40%的時段，但在民國政治類所占的比例僅有9．3%，這是極不相稱的比例。這樣的比例顯示，民初及北洋時期政治史在整個民國政治中的重要地位已被極大低估，而同期的中國南北對峙，以北洋為統系的北方政治更是被嚴重忽略。

在政治史研究成果已經不多的情況下，中共黨史這一本屬政治史的研究領域因被帶有政治色彩的學科分類法劃到政治法律類，又進一步減少了民國政治史研究成果的數量與比例。即便從純統計學意義上將黨史學界的研究成果也算成民國政治史的成果，但在既有的學科分類法已使許多從事黨史研究的人在學科認同上“異化”的情況下，他們的研究也很難進入歷史學者的學術視野。所以今后中共黨史研究要得到歷史學的學科承認，也還有個重新確定自己學科認同的問題。楊奎松教授曾呼吁改變中共黨史的學科分類，使之真正成為歷史研究的一部分，是很有見地的。

對于具有“整體史”抱負的民國史研究學人而言，不重視政治史無論如何是說不過去的。民初及北洋時期是民國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的奠基時期，很多基本的制度都在這一時期奠定，很多根本性的變化也是在這一時期發生。民國歷史上許多重大問題，如果不從這一時期開始探尋，將根本不可能說清楚。比如，中國為什么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就經歷了由“帝國”而“民國”而“黨國”的嬗變，而軍隊也隨之發生由“皇軍”變成“民軍”再變成“黨軍”后來則標榜為“國軍”的衍化?為什么自清季以來國人孜孜以求的議會民主制度，實踐不過10余年的工夫便被宣布死刑，而代之以帶有“狄克推多”(Dictador)色彩的政黨式集權統治?為什么從長時段觀察，外交上徘徊不定的英美路線、日德路線、帝俄路線最終被赤色的蘇俄路線所取代，且國、共兩黨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都選擇蘇俄軍政體制來改造中國?為什么被描繪得最為黑暗、最無法律秩序的北洋時期卻成了近代中國法律制度建設最具成效的時期，近代中國很多重要的法律制度都是在這一時期奠基，以至由外國人所作意存挑剔的法權調查亦承認北洋政府這方面的成就?為什么人們的歷史記憶中軍閥肆虐的北伐前10余年卻呈現出中國近代以來思想、文化、教育最為自由多元的現象，就是影響至今的揭橥“科學、民主”旗幟的新文化運動也只是(甚至只能)在這一時期出現?對這些問題的回答，離不開民初及北洋時期政治史的研究，惜乎學界對這方面的研究著力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