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化”之可能：文化與信仰的相通性與互容性

馬克思主義信仰首先是一種政治信仰，但同時也是一種文化信仰。馬克思主義信仰的科學性、終極性為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具體實現形式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自古以來,中國就具有共產主義信仰的原始因子,“大同理想”早在科學共產主義信仰傳入中國之前就已融入了中國人民的血脈之中,成為歷代廣大勞動人民夢寐以求的理想歸宿。[5]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大同理想”與共產主義信仰在部分屬性上的相通性,使馬克思主義信仰的中國化具備了濃厚的傳統文化信仰氛圍。其次,中國傳統文化及其信仰的同化力與包容性,也為馬克思主義信仰通過融合、吸收與本土化的改造和創新,轉變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為人民群眾所喜聞樂見的信仰形式提供了可能性。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就是以強大深厚的文化底蘊而折服于世界，中華民族的傳統文化之所以能夠遠播異域且經久不衰，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其所倡導的文化信仰能夠包容和同化異域文化。近代以來,外來信仰，如實用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無政府主義等成功融入中國信仰世界的歷史范例也在實踐上進一步證明了這一點。由此可見,以中國傳統文化為切入點探討馬克思主義信仰中國化，既有可能性也有必要性。馬克思主義信仰的中國化要想達到理想的目標,就必須在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融合中完成馬克思主義信仰的中國化進程。

重要實現路徑之一———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

中國的傳統哲學源遠流長，包含著中華民族數千年的文明智慧結晶，直到現代其仍然是人類寶貴的思想財富。在唯物論方面，荀子“天行有常，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的命題曾經有深遠的影響。范縝對神不滅論的批判，提出了關于形神關系的正確理論。[6]此外，王充、王夫之等也是中國歷史上提倡唯物主義的杰出代表。關于辯證法，孔子在兩千五百年前就提出了“和為貴”的思想，這是儒教文明的價值理想和價值尺度。早在西周晚期，史伯就提出了“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著名命題，認為把不同的東西結合在一起能產生新的事物，而把相同的東西結合在一起則不能產生新的東西。[7]（P49）宋代以來，陳頤明確提出“物極必反”，朱熹更講“一中有二”。到明清之際，王夫之更是提出了關于動靜、新故的深刻觀點，這些都含有豐富的辯證法思想。唯物史觀方面，《老子》的“圣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管子》的“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到《孟子》的“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這些觀點都是廣泛流傳的，至今仍有其現實意義。可以說，李大釗通過改鑄中國傳統的民本思想和西方近世的政治哲學形成了民彝史觀，而民彝史觀又使李大釗先于同時代的其他中國人，最早理解并接受了唯物史觀。因此，中國傳統的民本思想對李大釗領悟和把握唯物史觀起到了一種積極的特殊作用。毛澤東吸取了中國傳統哲學中重整體、重趨勢的特點，使之與馬克思主義哲學辯證思維相結合，他在把握錯綜復雜的社會矛盾時，往往具有高瞻遠矚的預見，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鄧小平在觀察、處理問題時，也無不體現他對傳統文化的精妙使用。如他繼承了中國古代的變法革新精神，使之與馬克思主義的實踐精神、批判精神相結合，在改革開放的關鍵時刻，大聲疾呼：“思想更解放一點，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要克服一個怕字，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正是中國傳統哲學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在部分屬性上的相通性為馬克思主義信仰中國化提供了豐富的思想資源。此外，在創新社會理想觀念上。共產主義理想雖然是西方空想社會主義者提出的，但早在我國先秦時代各家學說中，就已經有了對階級剝削抗議的訴求。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已。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8]在這里，儒家把“天下為公”的“大同”社會作為最高形態的理想社會，非常鮮明的表現出了對原始共產社會的稱贊。《札記•禮運》把“小康社會”同“大同世界”聯系起來，作為未來社會的兩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奠定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小康”理想的基礎。[9]此外，中國和諧思想也有非常悠久的歷史。《學而》中有“禮之用，和為貴”的提法；到近代，《天朝田畝制度》勾勒出了“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的理想社會模式。這些傳統的和諧思想與今天的共產主義理想不能說沒有相通之處。因此，要實現馬克思主義信仰中國化，就必須重視對傳統社會理想的創造性運用。鄧小平創造性的把“小康”理想運用于當代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實踐，在提到中國未來的發展前景“分三步走”的構想時反復提到“小康”、“小康社會”、“小康水平”等詞匯，從形式到內容都具有中國傳統文化的特色。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中央領導集體，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和諧”文化相融合，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思想。他指出，“我們所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當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可以說，這一論述不僅直接來源于中國傳統文化的和諧社會理想，而且還有新的發展，兩者之間有不可分割的繼承關系。最后，在吸取民間文化傳統上。中國的民間文化傳統，含有相當廣泛的內容，但由于沒有一個完整的理論形態，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在總結和吸取傳統文化的時候，主要是關注精英文化傳統，而對中國民間文化傳統則關注甚少。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民間文化傳統相結合，是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特殊貢獻。

在他看來，先進的知識分子必須深入到廣大民眾中去，學習和吸取這種質樸本色，才能保持同廣大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從而贏得人民群眾的支持和擁護。關于反抗精神，早在毛澤東少年時代，就已經受到農民反抗精神的影響。當毛澤東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后，便把這種反抗精神與馬克思主義相結合，高度贊揚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革命運動。如他在《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中指出：“中國紅色政權首先發生和能夠長期地存在的地方，不是那種并未經過民主革命影響的地方，……而是在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兩年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過程中工農兵士群眾曾經大大地起來過的地方。”[10]（P49）應該說，這種對中國民間傳統反抗精神的吸取，對于長期從事艱苦革命戰爭的中國共產黨人來說，起到了重要的精神支撐作用。此外，毛澤東也特別重視對民間傳統的均平思想的創造性運用。他一方面注意到均平思想的負面作用，對紅軍中存在的絕對平均主義思想進行了嚴肅的批評，如《古田會議決議》中的相關規定；另一反面又肯定了廣大農民對均平思想的合理追求，要求共產黨人加以重視和吸納。如他在《尋烏調查》中指出：“簡單的問題就是這一大片土地怎樣分配。很明顯的，以人口總數除土地總數的平田主義是最直截了當，最得多數群眾擁護的。”[11]（P235-236）從根本上說,我國社會應當以馬克思主義信仰作為主導型信仰,并在社會實踐中堅持社會主義原則。然而，傳統文化作為一種文化形態，將不斷的在適應新環境和新形勢的過程中以更加紛繁復雜的形式出現，如何辨別和提取這種“新”文化的合理成分，將直接影響到馬克思主義與之結合的實際效果。可以說，這是馬克思主義信仰中國化過程中不得不面對的一個復雜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