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程氏易傳》對于《乾》、《坤》兩卦的解釋我們不難看出，在程頤看來天地所代表的這種二元結構不僅存在于自然世界中，同時也存在于人文世界中。大到政治世界，小到家庭生活都存在這種二元結構。因此，程頤認為“乾”也不僅僅代表自然之天，還象征著政治社會中的君主和家庭倫理中的父親，他說: “乾者萬物之始，故為天、為陽、為父、為君。”而與之相對地，“坤”則代表著自然世界中的大地，象征著政治世界中的臣子和家庭生活中的母親。正因為如此，所以我們可以從程頤對于《坤》卦的解釋中找到他有關臣道的基本看法。

程頤在對《坤》卦卦爻辭的解釋中多次提及臣道，他在注釋中寫道: 主利，利萬物則主于坤，生成皆地之功也。臣道亦然，君令臣行，勞于事者臣之職也。為臣之道，當含晦其章美，有善則歸之于君，乃可常而得正。上無忌惡之心，下得柔順之道也。可貞謂可貞固守之，又可以常久而無悔咎也。或從上之事，不敢當其成功，惟奉事以守其終耳。守職以終其事，臣之道也。陰者臣道也，婦道也。臣居尊位，羿、莽是也，猶可言也。婦居尊位，女媧氏、武氏是也，非常之變，不可言也，故有黃裳之戒而不盡言也。為下之道，不居其功，含晦其章美，以從王事，代上以終其事而不敢有其成功也。猶地道代天終物，而成功則主于天也。妻道亦然。

在這里，我們看到程頤接受了《彖傳》所提供的萬物“資乾以始”、“資坤以生”的宇宙論模式，并將其擴展到政治領域，提出了“君令臣行”的政治模式，進而明確了臣子的職責是“勞于事”，這是說君主發出的號令要由臣子去完成，這與“( 萬物之) 生成皆地之功”極為相似。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政事的完成是靠臣子的努力，但程頤卻在注釋中反復強調作為臣子“不敢當其成功”，這是為什么呢?在《隨》卦九四爻的注釋中我們似乎找到了問題的答案，程頤指出: 九四以陽剛之才，處臣位之極，若于隨有獲，則雖正亦兇。有獲，謂得天下之心隨于己。為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于上，眾心皆隨于君。若人心從己，危疑之道也，故兇。居此地者奈何? 唯孚誠積于中，動為合于道，以明哲處之，則又何咎? 古之人有行之者，伊尹、周公、孔明是也，皆德及于民，而民隨之。其得民之隨，所以成其君之功，致其國之安，其至誠存乎中，是有孚也; 其所施為無不中道，在道也; 唯其明哲，故能如是以明也，復何過咎之有?是以下信而上不疑，位極而無逼上之嫌，勢重而無專強之過。非圣人大賢，則不能也。其次如唐之郭子儀，威震主而主不疑，亦由中有誠孚而處無甚失也，非明哲能如是乎?

在此段注釋中程頤不僅給出了為何臣子“不敢當其成功”的答案，并且還提出了作為有功之臣的正確做法。在程頤看來，為臣者之所以“不敢當其成功”是因為“若人心從己，危疑之道也，故兇”，而這種危險實際上來自于因威脅君權而產生的君主的猜忌。這種猜忌在君主專制的體制下是不難理解的，而在北宋時期這種君臣之間不可消除的潛在的緊張關系尤其明顯，因此程頤將為臣的基本品質規定為( 坤) 順之德是有著非常明確的政治指向和現實意義的。那么，有功之臣應該如何自處呢? 程頤認為其根本目的是要消除君主的猜疑，所謂“下信而上不疑，位極而無逼上之嫌，勢重而無專強之過”、“威震主而主不疑”，以及《坤》卦中所言“上無忌惡之心”表達的都是這個意思。至于具體的做法，程頤則指出為臣者要保持一種“誠”的狀態，即所謂“孚誠積于中，動為合于道，以明哲處之”。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程頤一方面主張臣子“不敢當其成功”，另一方面又同時強調臣子應該積極發揮自己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他說: “言為臣處下之道，不當有其功善，必含晦其美，乃正而可常; 然義所當為者，則以時而發，不有其功耳。不失其宜，乃以時也，非含藏終不為也。含而不為，不盡忠者也。”而這兩方面的內容又都可以規約于“臣之分”的概念，“分”在這里指本分或職分，與理一分殊之“分”意義相近，陳榮捷先生曾指出: “( 理一分殊一語始見于程頤的書信) 這里的分并非按其平聲意指分開，實際上這里應讀去聲，指義務、所得份、賦受”，我們看到“分”的一個重要涵義就是它常常指某種身份所伴隨的義務和責任。另外，從程頤所言“臣不可過臣之分”來看，“分”同時也意味著某種明確的、不可逾越的界限。

正因為“臣之分”同時包含著責任和界限這兩種看似矛盾的意義，因此為臣之道就常常要在二者之間尋找一種微妙的平衡，既要充分地履行自身的責任，同時又不能超越臣子的本分。而如何處理好二者的關系，在一些特殊的政治局勢中表現的尤為明顯，比如行軍打仗之時，程頤指出:居下而專制其事，唯在師則可。自古命將，閫外之事得專制之。在師專制而得中道，故吉而無咎。蓋恃專則失為下之道，不專則無成功之理，故得中為吉。……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為周公能為人臣不能為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為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為者，皆所當為也，周公乃盡其職耳。子道亦然。唯孟子為知此義，故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為有余也，蓋子之身所能為者，皆所當為也［1］734。

在這段文字中我們看到，由于在戰爭之中最容易建立大的功勛，所以程頤于興師打仗之外，特別談到了“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的問題。有關“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的典故載于《禮記•名堂位》，記云:“成王以周公為有勛勞于天下，是以封周公于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有些人據此認為周公之所以“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因為其“能為人臣不能為之功”。持此種看法的人，按照《日講禮記解義》中的說法當指王安石①。對此，程頤提出了明確的批評，他認為此種觀點是不知人臣之道。在這里我們看到了程頤對于“臣之分”所作的明確的界定，因此，前面所云為臣者“不敢當其成功”并不是說作為臣子要故作謙虛，相反是要真正認識到一切的功績不過是在臣的職分內應該履行的責任罷了，故程頤一再指出臣子所取得的功績實際上也是靠君主賦予其權力才獲得的，他說: “人臣非君寵任之，則安得專征之權，而有成功之吉?”這樣一方面，從臣下自身的角度來說，可以防止其有驕傲自滿之心; 另一方面，從君主的角度來說，則能消除君主的疑慮之心而有利于達成穩固的君臣協作關系。如上所述，我們看到程頤的思考始終是圍繞著君臣關系這一核心展開的，在君臣二元的政治結構下，坤順之德可以說是為臣的一個根本性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