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毛澤東一直對邊區鹽業工作相當重視，尤其是高度關注鹽業在邊區經濟發展中的突出地位。由于日寇的野蠻進攻和國民黨的包圍封鎖，1941年和1942年是抗日戰爭期間解放區最困難的時期。為此，陜甘寧邊區于1942年12月召開高級干部會議進行分析研究。會上，毛澤東作了《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的報告。在這一報告中，他充分肯定了鹽業在邊區經濟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和突出作用：食鹽不僅是邊區人民的一筆巨大財富，“很大富源”，邊區的主要財政來源之一。同時，鹽還是打破敵人經濟封鎖，換回外匯、物資，穩定金融、物價的主要手段，“是平衡出入口、穩定金融物價的骨干”。因此，對邊區財政經濟而言，鹽“有著非常重大的作用。”

一、邊區群眾食鹽問題迫切需要解決，只有打到國民黨反動統治才能確保邊區群眾有鹽吃

由于鹽不僅是老百姓日用必需品，而且在邊區財政收入中占有著重要的位置。因此，在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國民黨政府在加緊進攻邊區的同時，還將鹽列為物資封鎖的重點。從1932年起，對邊區的經濟封鎖更加嚴密，國民黨政府企圖建立縱深260里的封鎖網，并在邊區周圍設立食鹽公賣局，限制購鹽，規定每人每天只能買3、4錢鹽，每月累計購鹽不得超過1斤[2]283，使邊區食鹽等日常生活品十分奇缺，價格越來越高，嚴重地影響了當地群眾的生產和紅軍的給養，致使邊區經濟發展形勢嚴重惡化。

面對邊區嚴峻的軍民用鹽困境，毛澤東從關心群眾日常生活用鹽的角度出發，鮮明地提出要充分認識到解決食鹽等生活必需品的重要性與緊迫性。他在1928年11月25日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井岡山的斗爭》中指出，由于敵人的經濟封鎖，食鹽等項日常必需品在邊區相當缺乏和昂貴，致使邊區農產品也不能向外輸出，農民收入斷絕[2]69。邊區食鹽等生活必需品供應緊張、嚴重短缺的局面，已經引起當時邊區軍民生活的不安，甚至到了不得不想辦法切實加以解決的地步。邊區軍民用鹽如何得到妥善的解決，真正“值得每個黨員注意。”[2]53因為要得到群眾的擁護，就得關心群眾“鹽的問題”，“應該深刻地注意群眾生活的問題，從土地、勞動問題，到柴米油鹽問題”。

毛澤東認為，邊區群眾吃鹽困難，根本原因是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對邊區實行經濟封鎖，給邊區人民生活帶來了極大困難。1933年12月15日他在長岡鄉調查時發現，“群眾食酸菜水，說與放鹽差不多”。認為“這是國民黨的罪惡”，要解決群眾食鹽問題，“沖破封鎖才有鹽吃。”[1]1291933年，他在才溪鄉調查時，更明確地提出“不打倒國民黨無鹽吃！”[1]167改善群眾食鹽“極大的問題是打破封鎖。”[1]168“資本家把鹽藏起來沒有鹽買，這是汀州市人民群眾的實際問題，十分盼望我們幫助他們去解決”[2]123。只有解決了群眾的“柴米油鹽問題，群眾就會真正圍繞在我們的周圍，熱烈地擁護我們。”[2]122-123

二、打破敵人封鎖，滿足群眾食鹽需求的關鍵是發展邊區鹽業貿易

毛澤東認為，邊區軍民必須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用積極開展食鹽貿易和自行熬制硝鹽等方法，打破國民黨實行的食鹽封鎖，這是保證邊區軍民食鹽供應的關鍵。

1933年8月，江西南部十七縣經濟建設工作會議召開。會上，毛澤東作了《必須注意經濟工作》的演說。毛澤東在演說中，明確提出了商人通過牟取食鹽暴利來剝削老百姓，致使老百姓生活困難這一特別嚴重的問題。他以商人從梅縣買食鹽為例，在梅縣買食鹽，一塊錢可以買七斤，但是運到邊區銷售后，老百姓一塊錢只能買12兩鹽。這其中的利潤相當大。毛澤東感嘆道，“這不是嚇死人的剝削嗎？”對此，毛澤東在演說中要求邊區一定要將食鹽運輸與銷售監管起來，并納入邊區對外貿易的范疇。具體就是，通過有計劃地組織邊區軍民開展對外鹽業貿易來解決商人通過牟取食鹽暴利剝削老百姓問題。

1934年1月，第二次全國工農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召開，毛澤東在會上作了《我們的經濟政策》的報告。報告中，毛澤東提出邊區政府如何開展鹽業貿易工作的具體舉措：“我們有計劃地組織人民的對外貿易，例如食鹽和布匹的輸入，食糧和鎢砂的輸出”。在《我們的經濟政策》的報告中，毛澤東還總結了閩浙贛蘇區打破食鹽封鎖的經驗，號召其他蘇區學習，對蘇區打破食鹽封鎖起了示范和促進作用。“在閩浙贛方面，他們為了解決食鹽的缺乏，進行了硝鹽的制造”。

三、準確分析邊區食鹽形勢，在“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總方針中發展鹽業

抗戰以來，日本帝國主義在除對革命根據地進行瘋狂軍事進攻的同時，還不定期開展殘酷的“掃蕩”，加之國民黨政府實行長期的軍事包圍、物資封鎖，陜甘寧邊區出現嚴重的財政、經濟危機，軍民生活困難，食鹽等日常生活品供需緊張。為戰勝經濟困難，滿足軍需民食，確保長期抗戰的物資供應，毛澤東在分析邊區食鹽等日常生活品嚴峻形勢的基礎上，于1942年底提出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財政經濟工作總方針，號召根據地軍民依靠自身力量，克服食鹽供應困難等經濟問題，徹底粉碎敵人的物資封鎖。

毛澤東在1942年12月陜甘寧邊區高干會上詳細分析了抗戰以來邊區鹽業面臨的新形勢。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以后，因沿海各省相繼淪陷，致使原由海鹽供應的湘鄂等省食鹽來源斷絕，安徽、山西等地的鹽產也急劇萎縮，國統區用鹽主要依靠川鹽及寧夏、青海等地的鹽產。在這種情況下，邊區的鹽業地位也由此顯得重要。由于邊區政府對鹽業工作的大力扶持，鹽業運銷量呈逐年增加態勢。按每馱150斤、每斤24兩計算，1938年陜甘寧邊區出口的鹽還只有7萬馱，到了1939年就突增至19萬馱，1940年達到23萬馱。1941年，陜甘寧邊區出口的鹽又來一個突增，達到29.9068萬馱。到1942年至9月止，達到15.579萬馱，預計全年可達23—24萬馱。[1]8021938年到1942年陜甘寧邊區鹽業發展取得如此重大成績，毛澤東分析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靠根據地市場內外的需要，二是邊區軍民共同的努力[1]802。他批評了對邊區鹽業發展采取的兩種錯誤觀點：一些人不清楚邊區鹽業外運是由抗戰大形勢決定的，不了解不超過一定限度的鹽是有銷路的，主張對鹽業運銷順其自然，邊區政府不需要對鹽業運銷實行干涉的措施。還有部分人則把邊區鹽業銷量的逐年增加歸功于邊區外面市場的需要，卻不明白邊區政府對鹽運工作的督導也是邊區鹽銷特別旺盛的“一個很大的因素”[1]802-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