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辛亥革命這一標志著中國歷史大轉折的社會事件中，體現農民的愚昧、麻木以及他們對待社會變革的遲鈍態度，是魯迅小說創作的重要內容。《風波》中的七斤在城里被革命黨剪去辮子，張勛復辟的消息傳來后，他和家人擔驚受怕，只是擔心沒了辮子，皇帝是否會抓他去殺頭。待復辟鬧劇偃旗息鼓后，魯鎮又復歸往日死水般的平靜。帝制還是共和制，對于七斤們來說，不過是一場是否需要辮子的風波罷了。社會變革，民族存亡，都與這里的人們無關。《藥》中的革命者夏瑜為民眾獻出生命，他的血竟成了民眾用來治癆病的“藥”。革命要解救的對象和革命的對象竟攜手合力，共同壓制革命。民眾不關心變革，不理解變革，甚至害怕變革，害怕失去既定的生活秩序和做穩了的奴隸地位。《阿Ｑ正傳》中寫革命發生的消息傳來，未莊農民十分不安，現出“慌張的神情”，露出“驚懼的眼光”，迎著阿Ｑ叫“老Ｑ”，一副討好獻媚的神情，生怕革命革到自己身上。如果發生了暴政，也只愿暴在他人頭上，自己充當快意的看客。“暴政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只愿暴政暴在他人的頭上，他卻看著高興，拿‘殘酷’做娛樂，拿‘他人的苦’做賞玩，做慰安。自己的本領只是‘幸免’。”農民們即使向往革命，發生的也只能是阿Ｑ式的投機革命：“革命也好罷，革這伙媽媽的的命，太可惡！太可恨”，“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歡喜誰就是誰”。革命就是報仇泄憤，趁火打劫，有利可圖，本質上是一種“奴才式的破壞”。對待變革，要么作冷漠的壁上觀，要么發泄暴民意識，這是農民在政治生活中的群像。農民的政治就是國民的變革態度，國民的守舊、因循、頑固的本性，是民族進步的最大障礙，因而也是魯迅最為焦灼的。他借剖析農民政治態度來剖析他們的保守封閉、愚昧麻木以及狹隘自私等特性，流露出“哀其不幸”的悲心和“怒其不爭”的痛心。

賽珍珠對中國農民政治態度的觀察和再現與魯迅大致相似。寫于１９２７年的短篇小說《王龍》的故事背景也在辛亥革命前后。農民王龍像七斤一樣，每天進城賣菜，聽城里的年輕人宣傳革命推翻皇帝，建立共和，就是讓“財主變窮漢，窮漢變財主”。王龍聽了很受用，主動剪掉辮子，被村里人叫做“王革命黨”。后來那些革命黨遭到鎮壓，王龍又整天提心吊膽，擔心自己被砍頭。紛亂中匪徒搶劫大戶，王龍也跟著去撈了一塊銀洋。這些情節顯然受到了《風波》、《阿Ｑ正傳》等作品的影響，表現農民對革命的隔膜、誤解、投機的態度，不過賽珍珠沒有魯迅的憂憤情緒和直擊真相的犀利目光，只是以略帶嘲諷的口吻講述了一個“革命滑稽劇”。在《大地》第一部中，王龍在政治上的遲鈍體現在他患貧、患災，而不“患不均”，他在城里聽關于革命的演講，關心的不是分富人的東西，而是富人有何辦法讓老天爺按時下雨，好讓田地不再發生災荒。他最關心的政治是自然意義上的“天”，社會變革不在他的興趣范疇之內。當小兒子告訴他自己要去當兵，參加為國家贏得“自由”的革命時，王龍困惑地說：“我們國家已經自由了———所有我們的好地都是自由的。我愿意租給誰就租給誰。它給我們帶來銀錢和上好的糧食。你吃的和穿的都靠這土地。我不知道你還要什么自由”。賽珍珠生動而精到地反映了中國農民對于政治和革命的心態：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他們只關心與個人生機密切相關的實際利益，而不會離此去思考抽象的人權、平等、體制等問題，政治和革命如果游離于眼前的實際生活之外，則絲毫不能引發其興趣。在準確把握農民政治心態這一點上，賽珍珠已十分接近魯迅。所不同的是，對現代中國救亡圖存的迫切任務缺少了解和認同的賽珍珠并不認為這是缺陷，相反，她認為這是源自中國農民的傳統信念：自治，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他們信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沈德潛《古詩源》），因而認為這種態度是合理的甚至是值得欣賞的。

（一）揭示農民的宗教意識

中國國民對于宗教的態度，可以借用南懷瑾先生的比喻來認識：儒教是糧食店，提供不可或缺的生活必備品；道教是藥店，有病了才需進來治病、調養；佛教是百貨店，各種商品琳瑯滿目，滿足人的不時之需。中國農民在行為上恪守古已訓之的儒家倫理道德觀念，而缺少嚴格意義的宗教信仰，他們對宗教的態度更多體現為一種迷信，而沒有達到提升精神、寄托靈魂的高度。對此，魯迅和賽珍珠都作了比較準確的揭示。

魯迅在書寫農民的宗教意識時，注重揭示人在無路可走時的自我麻醉以及宗教對人精神的鉗制和毒害。受艱難時事折磨，“苦得象一個木偶人”，對現實毫無變更或反抗的念頭和能力的閏土，向“我”索要香爐和燭臺，只能按照慣例在香煙的彌漫和偶像的崇拜中尋找一點他自己也未必全信的微茫的希望。祥林嫂被逼再嫁再寡后，不僅在現實中忍受喪夫失子的巨大悲痛，承受人們鄙夷輕蔑的目光，還被死后將遭兩個丈夫瓜分的恐懼壓迫著，只能寄希望于廟里的一條木門檻，神權成了壓在她精神上的磐石并最終將她壓扁。她關心靈魂的有無，既希望能有一家團圓的機會，又恐懼死后被肢解的懲處。在魯鎮的人們舉行祝福大禮之際，“……天地圣眾歆享了牲醴和香煙，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蹣跚，豫備給魯鎮的人們以無限的幸福”，這些酒足飯飽的神靈哪一個能拯救祥林嫂于萬分苦惱之中？魯迅對農民的宗教意識著墨不多，但聊聊數筆，卻揭示出宗教對于弱者不僅無助無益，有時還是催命的符?。

賽珍珠對中國農民宗教觀的概括是以功利性、變易性和混雜性為特點的。比如王龍，在他的觀念中，他與神靈的關系就是以功利為目的的交易關系，彼此遵循我敬你愛的互惠規則，他禮敬神靈，索取的則是現世回報。而他對神靈的態度是依據所求是否靈驗而變易的。他獲得豐收，又年年得子，便不斷燒香拜神；可一旦遭遇厄運和災難，則對神憤恨而蔑視，認為神靈違背了人神之間的潛規則。王龍的宗教信仰并不固定，既拜土地神、財神，又拜觀音菩薩，誰對自己有用就拜誰，盡量燒好每一爐香，不厚此薄彼。宗教信仰的功利性、變易性和混雜性又都體現為世俗性，天地神靈都是按照人間標準來衡量和調遣的，是人們謀求現世利益和福樂的工具。這種敬神行為與其說是信仰，毋寧說是迷信。賽珍珠沒有像魯迅那樣直接表露自己的立場，她讓人物以自己的言行說話，至多對農民這種迥異于西方人的宗教意識略加善意的調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