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成都戲劇期刊的演進特點

民國時期成都戲劇期刊的演進與同時期各種戲劇運動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民國不同的歷史階段中，成都的戲劇期刊承擔了不同的角色任務、與各種戲劇運動結合的程度也不盡相同，呈現出不同的特點與規律。

（一）從分布時段上來看，抗戰時期成都涌現出的戲劇期刊最多，而之前或之后的戲劇期刊則較少。從概述中可看出，在共計24種戲劇期刊中，抗戰之前為5種，抗戰之后為4種，分布時段以抗戰時期最為鼎盛，共15種之多，可以說整個抗戰時期是成都（乃至四川）戲劇發展的鼎盛階段和黃金時代。對此，耿祥偉有較為詳細的論述，他說：“與以上城市不同，四川與重慶的期刊發展呈現橄欖型的特點，從分布上來看，該時期正好覆蓋整個抗戰階段。其主要原因在于，這兩個地區一直處于后方，沒有淪陷，也相對較為穩定，同時，該地區一直又是抗戰爆發后政治和文化活動的中心地帶，為戲劇期刊的發展提供了溫潤的土壤。因此，將成都和重慶說成是整個抗戰階段中國戲劇期刊發展的“雙塔”，亦不為過。”

（二）從編輯和作者群來看，民國時成都戲劇期刊的編輯和作者人數眾多，和分布時段一樣，也呈現出中間大、兩頭小的趨勢（即抗戰時期編輯和作者人數最多），其中不乏翹楚之才。從編輯群來看，先后有劉念渠、劉振美、徐昌霖、熊佛西、周人、冷然、王徐、龔圣俞、劉明揚、費文兆等人，他們大多熱愛戲劇或直接進行戲劇創作。劉念渠曾是山東省立劇院的教師，撰寫有《一九三五年國內劇壇》，1943年4月《戲劇月報》第1卷第4期曾刊有他的《論歷史劇》一文，重慶圖書館現在仍藏有1940年由中央青年劇社出版的他的作品《北地狼煙》。劉振美在“一二九”學生運動中，投身抗日反蔣愛國斗爭，被反動當局無理逮捕。1936年回川，從事進步文化宣傳活動，寫了不少充滿愛國熱情和革命精神的詩歌、小說、戲劇、文藝評論等作品。1939年10月，考入四川省立戲劇教育實驗學校，不久，又創辦《戲劇教育》月刊，任編委主任委員。1945年到江安，任國立戲劇學校講師和省立江安中學教員。徐昌霖被認為是中國影視導演、評論家。生于杭州，就讀于杭州三江大學（1937）、成都劇校（1940）。歷任重慶中國電影制片廠編輯（1940），上海中電三廠編劇導演（1947）。著有：《向民族文藝探勝求寶》、《電影的蒙太奇與詩的賦比興》、《電影民族形式探勝》、《論早期中國電影的民族風格》。龔圣俞是四川大學的教授尤以打鼓板著稱，亦是文藝界名人。劉明揚民國六年（1917年）考入國立北京大學文學院史學系，民國九年（1920年），學成返川，任成都省立第一中學教務主任，歷史教員。民國廿七年（1938年），在重慶籌建抗戰建國協進會。其中最有名者當推熊佛西，他是中國話劇的拓荒者和奠基人之一。1924年，他赴美國哈佛大學研究戲劇文學，后獲得碩士學位。回國后，擔任北京國立藝術專科學校戲劇系主任、兼燕京大學教授，后進北京大學藝術學院，任戲劇系主任。1932年前后，在河北省定縣主持了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的農村戲劇實驗，并舉辦了戲劇學習班，成立了數十個農民劇團。“盧溝橋”事變之后，他率領師生奔赴長沙成立了抗戰劇團，進行抗戰宣傳，并赴多地巡回演出。1939年初他在成都創辦了四川省立戲劇教育實驗學校，并出任校長，為抗戰戲劇運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從作者群來看，先后有郭沫若、老舍、茅盾、丁玲、蕭紅、曹禺、陳白塵、夏衍、吳祖光、洪深、熊佛西、田漢、宋之的等大家的參與。以《戲劇新聞》為例，在1938年5月至1939年1月間，洪深就寫有《戲劇的突擊》和《導演<李秀成之死>的片段意見》兩文、田漢發有《第三期抗戰與戲劇》、老舍寫有《照樣兒辦吧》、宋之的寫有《懷鄉曲》和《關于“全民總動員”》。抗戰爆發后，正是由于大批劇作家來到成都，他們不僅帶來了早期創作的優秀劇目，而且在成都期間也創作了許多好的戲劇作品，使當時成都的劇作家隊伍的面貌得到改觀，使這期間成都的戲劇作品質量、樣式、品種等許多方面都獲得了飛躍，成都戲劇舞臺也出現了一派繁榮的景象。

（三）從刊物的審美傾向、內容、性質來看，民國時成都戲劇期刊在其演進過程中也表現出不同的特點。從審美傾向來看，抗戰前成都的戲劇期刊苑囿于本地意識，其俗野之氣更濃，對川劇的關注更多一些。像《戲劇周刊》主要登載影劇雜談類作品；《戲劇新聞》主要刊戲劇消息與評論；《陽春小報》主要刊戲劇電影研討與評述，其中第3版主要刊登川劇消息（有演員藝聞、演員軼聞，演員小傳、新編及修改的川劇劇本或唱段等欄目）；《蓉風三日刊》主要刊登川劇新聞。這些總是同蜀地的生活、習俗、語言、審美趣味等緊密地聯系在一起，表現著川人的意識和情感。抗戰爆發后成都的戲劇期刊趨于文雅。如《戰時戲劇》刊載戲劇理論文章占主要篇幅，劇本較少；《戲劇戰線》則“主要發表短小劇本，兼及戲劇動態報道、評論及演出知識，共發表各種形式的劇本近50個，從各個不同側面反映抗戰主題．代表作有《飛》、《未死的人》、《牧師之家》、《戰時婚姻》(契訶夫著)等。該刊以戲劇為武器，以抗日為目的，以鼓勵人們投入抗日洪流為己任，具有鮮明的進步性。”[8]從刊物的內容來看，抗戰前成都的戲劇期刊較為輕松活潑，有的專發愉悅性的劇本，有的登軼聞掌故；抗戰后的戲劇期刊偏重于戲曲理論的探討，更多地關注各地的抗戰劇運，承擔了更多的抗戰宣傳任務。從刊物的性質來看，抗戰前成都的戲劇期刊中純戲曲刊物居多，像《陽春小報》和《蓉風三日刊》更多地關注于川劇；抗戰后的戲劇期刊更傾向于辦綜合性的文藝期刊，常常將電影、戲劇、文學、娛樂融于一體。像《戲劇精英》雜志研究戲劇理論、探討戲劇各流派的藝術手法，介紹戲劇舞臺百科知識，報道戲劇界動態消息和藝人的生活，刊載劇本并發表分析評論。以川劇為主，也涉及平劇、昆劇等其他劇種。欄目有劇藝知識、特寫雜述、劇本等。

民國時期成都戲劇期刊的貢獻

民國時期成都戲劇期刊是當時四川乃至全國的戲劇創作和戲劇批評的主要陣地，是當時戲劇文化傳承、戲劇藝術積淀和戲劇信息傳播的有效載體，在抗戰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它的貢獻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豐富繁榮了四川的戲劇創作。戲劇創作和戲劇期刊之間有著一種密不可分的共生互動關系,共同展示著中國戲劇從古典走向現代的歷程。民國時期四川戲劇的蓬勃發展和創作高峰的出現,都是以當時戲劇報刊的大量涌現作為重要基礎和前提的,假如沒有戲劇期刊的傳播,就不可能有民國四川戲劇的全面發展和高度繁榮；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民國時期四川戲劇的繁榮,又成為戲劇期刊發展成熟的重要表征之一。民國時期成都戲劇期刊對四川戲劇創作的繁榮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當時的戲劇期刊發表了一批受大眾歡迎的、有影響的作品，這些作品以話劇為主，兼及川劇、京劇等，其中獨幕劇占大多數。像《戲劇戰線》就發表有董每戡的多幕劇《敵》、李束絲的多幕劇《墮落性瓦斯》等，獨幕劇較多，且多為無名青年所作。另一方面，民國時期成都戲劇期刊對四川戲劇創作的繁榮還表現在對戲劇活動的關注上。以川劇為例，20世紀30年代,劉懷敘《光復圖》、《川路血》等現代戲,因反映現實生活頗具特色,得到當時文藝副刊（戲劇類）的熱議，在民眾中激起了巨大的反響。抗戰時期,許多川劇藝術家都投身到了抗日宣傳活動之中。在成都,著名的川劇演員肖楷成、劇作家周慕謙把傳統的川劇《濟公傳》進行了改編,加入了抗日救亡的新內容,取得了良好的宣傳效果。后來,像楊鶴鳴、萼英創作的《皮匠愛國》、肖楷成改編的《姑蘇臺》等抗戰戲曲也受到民眾的熱烈歡迎。話劇的創作也得到了迅猛的發展，1926年，王怡庵以“美化社”為基礎，創建了“四川戲劇協社”，將話劇中先進的表演理念與技巧等引進了四川話劇界，促成了四川話劇表演的進步，推動了四川話劇藝術的普及。30年代成都成立了“摩登劇社”，演員達五十余人，在成都享有盛譽，由該劇社編輯的《戲劇特刊》對話劇的普及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可以說，整個抗戰時期就是話劇在四川的大發展時期，在川的各個抗日救亡團體都排演了不少的街頭劇、活報劇。據不完全統計，從1937年10月開始，先后涌現出以白楊、陳白塵為首的“上海影人劇團”、以熊佛西為首的“農村抗戰劇團”、以王肇湮、吳雪為首的“四川旅外人抗敵演劇隊”、由趙丹、魏鶴齡率領的“上海業余劇人協會”、由余上沅率領的“國立藝術專科學校”；另外還有中國電影制片廠領導的“怒潮劇社”、中國電影攝制場領導的“中電劇團”、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領導的“孩子劇團”等八個話劇團。他們分別從香港、上海、南京、武漢等地到蓉，在四川各地進行了巡回演出，極大地促進了四川話劇的發展。對上述戲劇運動的開展，當時的戲劇期刊都給予了及時的關注與報道。其中《戲劇新聞》在1938年5月至1939年1月間就刊載了董每戡的《最近的長沙劇壇》和《長沙劇壇的五月動員》、未然的《評友聯劇團公演》、抗敵劇團的《抗戰戲劇在徐州》、無名氏的《五月宣傳周的戲劇總動員》、安娥的《介紹長沙兒童劇團》、季紫劍的《戲劇在宿遷》、董新珉的《溫州的救亡演劇》、齊魯山的《戰區學生抗敵移動劇團概況》、何鵬的《長沙白雪劇團》、嚴明的《孤島劇訊》、筆克的《話劇在汝南》、嘉德的《開封的戲劇運動》、黎放的《在拓荒中的中華劇協第七隊》、陳卓猷的《廣州抗戰的戲劇》等共計26篇文章，對全國各地的戲劇運動作了宣傳報道。可以說當時的成都戲劇期刊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各地劇運的信息庫。

（二）提升和構建了戲劇理論與實踐的平臺。戲劇理論和戲劇實踐是戲劇發展的“鳥之雙翼，車之雙輪”，他們相互促進，相輔相成。沒有科學的戲劇理論就不可能有健康發展的戲劇實踐。民國時期成都戲劇期刊的編輯們將探索和構建現代戲劇理論作為自己創刊的使命，因此，在創設欄目、策劃研討話題、安排版面與篇幅上，都對戲劇理論和實踐給予了高度的關注，刊發了一批有影響的理論文章。這里仍以《戲劇新聞》和《戲劇戰線》為例來做一分析。首先是對歷史劇探討。抗戰時期，整個戲劇界掀起了歷史劇創作高潮，從而產生了一批有影響的歷史劇作品，但在創作中出現了歪曲歷史真實的創作現象，對“劇本常作不必要的穿鑿”等問題。《戲劇新聞》以翰笙的歷史劇《李秀成之死》為例展開了論爭，分別發表了袁牧之的《“舊形式新內容”與“舊史實新觀點”》、常任俠的《<李秀成之死>的演出》、洪深的《導演<李秀成之死>的片段意見》、唐槐秋的《寫在<李秀成之死>上演之前》等系列文章對歷史劇問題進行了的討論。其次是對國外現實主義戲劇理論的譯介。這時期國外戲劇理論的譯介主要集中于與中國傳統的審美習慣以及現實精神相近的現實主義戲劇理論的引進，表現在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的推崇。《戲劇新聞》發表有華實的《關于史坦尼斯拉夫斯基》、金韻之的《史氏的演員訓練方法》、華羚的《戲劇在蘇聯》等文章，它們從多層面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進行了系統的介紹。而《戲劇戰線》刊載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我的藝術生活》首尾兩章，也對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體系進行了宣介。第三是對舊劇改進問題的大討論。戲劇大師田漢，作為舊劇改革積極的實踐者曾認為：“要爭取抗戰勝利，必須動員廣大軍民。而廣大軍民最熟悉的藝術形式便是舊劇。因而改革舊劇使適合當前需要成為迫切之課題。”[9]《戲劇新聞》曾召開了舊劇改進問題座談會，發表了系列文章，如劉念渠的《演劇宣傳與舊型戲劇》和《舊型戲劇簡論》、蘇靈的《舊劇的新生》、李一菲的《舊劇的整理與運用》等。這些文章或從題材的取舍，或從史實的利用，或從情節的改造等多個方面就舊劇改進問題進行了討論。第四是對戲劇實踐問題的討論。像《戲劇戰線》對舞臺藝術問題作了研討，分別發表了侯楓的《戰地演劇論》、田禽的《舞臺論》和《燈光論》以及黃治的《戰地舞臺技術報道》等討論舞臺藝術理論的文章。周蔥秀在《中國近現代文化期刊史》中曾認為：“它的主要影響是在舞臺藝術理論方面。當時，舞臺藝術理論是較為貧乏的。該刊所發表的理論文章，對當時的舞臺藝術實踐有著某種指導的作用”[10]民國時期成都戲劇期刊的理論性與批評性文章都以現實為出發點，這對促進戲劇理論觀念的現代化與民族化的融合，對構建現實主義的戲劇理論與實踐，對提升演員們的舞臺表演技藝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三）推進了戲劇運動（尤其是抗戰戲劇運動）的蓬勃發展。民國時期成都戲劇期刊由于能夠強調戲劇藝術的大眾化、民族化問題，緊扣戲劇與群眾的結合問題，在利用戲劇教育民眾、喚醒民眾，組織民眾投身到抗日救亡運動中去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說成都在抗戰戲劇運動中能夠取得豐碩的成果，一方面是因為它具有得天獨厚的、穩定的社會文化環境，另一方面也與戲劇期刊的發展、與大量劇團及演劇人員的陸續匯集是分不開的。在此基礎上，此時的成都戲劇期刊開辟了一片能生長、發芽、開花的溫潤土壤，推動了戲劇運動的蓬勃發展。同時也在動態地反映、參與著全國的抗戰戲劇運動。民國時期成都戲劇期刊從稚嫩發展到成熟，一直伴隨著戲劇運動的開展，并對其推進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它們不僅見證著整個民國戲劇運動開展的情況，而且積極地參與其中，由早期的邊緣地位走到了戲劇舞臺的中心，為中國戲劇的發展抹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其意義是非常重大的。

結語

總之，民國時期的成都戲劇期刊不但是民國時期戲劇人的言論空間，也是他們為推進成都（乃至四川）戲劇運動發展、構建具有地方特色的現代戲劇理論與實踐的平臺。在整個演進中，不但對戲劇理論（尤其是抗戰戲劇理論）進行了深入的探索，及時糾正了戲劇運動中存在的不良習氣，促成了現實主義戲劇理論與表演體系的構建，而且還真實地記錄了成都（乃至四川）戲劇創作的成就與四川各地的戲劇運動、戲劇演出活動的成果，既為我們展示了國統區戲劇創作發展的演進軌跡，又給我們留下了彌足珍貴的文獻資料，對引導和促進四川乃至整個國統區抗戰戲劇運動的蓬勃發展，對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戲劇理論與實踐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本文作者：唐海宏 單位：隴南師范高等專科學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