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文的紙面結構與權力關系圖式

公文行文方向不同，其格式要素的數量與位置也各不相同。公文的行文方向與其格式要素的紙面布局構成一種內在的對應關系。這是民國公文紙面結構的重要特征。

1．行文方向與公文格式要素的多寡:就公文格式要素的完整性來說，自前清而民國，上行文最完整，平行文次之，下行文則很少具備上述所有要素，呈現“缺項”特征。比如公文中發文官署長官的銜名，清代公文分前銜后銜，但下行文通常只署前銜，省略后銜，而且前銜只銜姓，不銜名。至南京臨時政府，統一前銜后銜，前銜標明發文官署，不銜姓名，后銜標明發文作者，銜姓名。這一點為北洋政府部分繼承，1912年11月的《公文程式》提供的公文格式范例，除了處分令和批文的后銜只銜長官姓之外，其它下行文的后銜均須在文末靠下全銜長官姓名。但從現存檔案來看，當時有很多下行文并未按照規定全銜姓名，而是只銜姓，或者干脆省略不銜。1927年至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頒布的三個《公文程式》也指明：“公文書應記明年月日及長官姓名”。但在實踐中，仍有官署在下行文中并未署名。1941年9月行政院令發《行政機關行文署名蓋章辦法》又修正為：“平行及下行文件主管署名，不蓋章，批不署名，亦不蓋章。”[5]批文后銜仍舊只銜姓，平行文和上行文的后銜也并非一律全銜主管姓名。民國時期的慣例是，無論是咨還是公函，平行文的后銜都只銜官署名，而不銜官署長官名。上行文則全銜發文官署長官姓名，既有前銜又有后銜，格式要素最為完整。和發文官署銜名相對的是對受文官署的書寫：民國下行文通常對下級官署及職官全銜姓名，如“令某官署某官姓名”；平行文則只銜其官署名，如“此咨（致）某官署”；上行文對長官只銜姓，如“謹呈某官署某官姓”。

再如加蓋印章。南京臨時政府曾統一公文的蓋印制度，所有法定公文皆須在發文官署后銜之后加蓋長官名章。但在北洋政府時期，只有上行文遵照這一規定，平行文和下行文皆未加蓋長官印章。南京國民政府沿襲了北洋政府的慣例。1941年的行政院《行政機關行文署名蓋章辦法》，明確“上行文件主管應署名，下蓋官章，無官章時蓋私章。平行及下行文件主管署名，不蓋章”。上行文與平行文、下行文在格式要素的構成上仍然不同。事實上，南京臨時政府在出臺下行文要署名蓋印這一規定之時，即遭到很多人反對，他們認為下行文由發文官署長官署名有損“上官之尊嚴”，行文既有上下行移的區別，那么在署名上也應該有所不同。下行文署名的“缺項”與“上官之尊嚴”存在關聯，其個中緣由在于中國傳統避諱制度在公文程式上的延伸。避諱的發生本源自古人的鬼神信仰，以避名方式表達一種畏懼和尊敬的態度，之后避諱與封建專制宗法制度相結合，演成一套維護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等級秩序的禮儀，所謂“尊卑有序，以諱為首”。依吳良祚的研究，古代避名諱有“國諱”、“家諱”、“憲諱”和“圣人諱”四種。[6]在封建官僚集團內部盛行避憲諱，下屬有意空缺上官的名諱，以“官憲爵位+姓”替代。稱其官名，同時也是對上官身份地位的顯揚。下屬自稱則直接稱名，因為“名者，質賤之稱”（《禮記集解》）。另一方面，上官對其下屬，則用貶稱，直呼其名，所謂“朝廷之禮，貴不讓賤，所以明尊卑也”（《白虎通禮樂篇》）。上官自稱也空名諱，銜姓而不銜名。平級官員之間，相稱對方也以官爵替代，空其名諱，自稱亦然，所謂“諸侯相見，只可稱爵，不可稱名”（《禮記集解》）。避諱制度延伸在公文格式上，即對發文官署前銜后銜及受文官署的書寫，在不同的行移關系中各有不同的體式規范。這本是一套禮儀，但這套禮儀進入政治語境后，就成了彰顯尊嚴的行為象征。講究禮儀并不在禮儀本身，而在禮儀背后的影響、取向和態度。下屬避上官名諱，顯示的是對現實秩序、上官權威的服從和敬畏，由敬而諱。而上官可以對下屬直斥其名，彰顯的則是上官的特權和威嚴。所以徐望之說，下行文不署名，“此在專制之世，皆所以表示尊威”。[7]到了民國，孫中山等統一發文官署的署名制度后，不少官署對前清的署名傳統依舊戀戀不舍，稱謂上官仍遵照前清習慣，以官爵代替姓名。

再如公文的事由。事由分詳敘式和略敘式，上行文用詳敘式，下行文則用略敘式。上行詳敘的原因，在于下官考慮到上級“統轄各屬，綜核名實，案既紛繁，事又叢集。唯恐長官核閱，或難周至，收發摘由，不免疏簡。故為便上核閱期間，每詳摘案由于本文之首”[8]，所謂“勞下以便上”。文首詳細敘由，本可便利受文機關快速掌握全文大意，提高辦文效率，同時也便利其登記歸檔。這本是一個好辦法，但下行文并不采用這個辦法，而用略敘式事由，或者干脆不敘事由，因為上官為下級摘敘事由，“勞上以便下”，也會有損上官之尊嚴。

下行文以“缺項”來建構“上官之尊嚴”，還與傳統下行文以不正式表示輕視的做派有關。封建時代的官署下行文與上行文相比，總是缺少一些項目要素，比如皇帝諭旨以軍機處名義下發，文末不署名也不加國璽，官署下行文前幅不加官印，長官銜姓不銜名，批文“向例只寫年月，不載日期”[9]，而且斜蓋印章，批語用潦草行書，諸如此類，都是以不完備不正式的格式，表示對下級受文官署的藐視，意謂受文官署（下級）還不具備讓發文官署（上級）以正式公文對待的資格，說到底，就是以種種不正式來確立、維護行文雙方的等級高下。南京國民政府規定，上行文需要發文機關主管署名且蓋章，但平行及下行文可以不蓋主管名章，批文不用署名也不用蓋章，很難說其中沒有對前清下行文以不正式表輕視做派的承襲，不過輕重程度不同罷了。

2．行文方向與公文格式要素的位置:公文格式要素所處的文面位置，在上行文和下行文中各有不同的規范（如“圖3”、“圖4”）。從前清到民國前期，在這一點上，并無多少改進。比如發文官署與受文官署的位置比較。在下行文中的文面規范是：發文官署靠上頂格，受文官署靠下書寫。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時期的訓令格式就是：“某官署訓令第號，令某官署某官姓名”，文中“某官署”（發文官署）首列靠上書寫，“令某官署”（受文官署）于次列居中靠下書寫。上行文則截然相反：發文官署前銜可以靠上，也可不書，但后銜一律靠下書寫，受文官署則靠上頂格。民國前期的呈文格式是不標發文官署前銜的，直接以“為呈請事”開頭。上行文省略發文官署前銜，并非闕名，而是“發文官署”（下級）在紙面位置上不敢與“受文官署”（上級）比肩平行，于是干脆隱去不寫。平行文的受文官署位置和發文官署的前銜是并行的，都靠上書寫，但不得抬寫，發文官署后銜則靠下書寫。概括來說，公文格式要素在紙面布局上的構圖，一直都是上級官署及長官靠上書寫，下級官署及職官靠下書寫。

發文官署與受文官署在紙面布局上的上下構圖，或許可以用西方的社會空間理論解釋。列斐伏爾認為：空間是被社會性地生產出來的，其本質是政治性的，“空間是一種政治和政治的生產”，它不是簡單意味的幾何學與傳統地理學，而是一個社會關系的重組與社會秩序的建構過程，一個動態的實踐過程。空間是權力實施的手段和逞能的場所，權力借助空間的物理性質來發揮作用。[10]公文自上而下的書寫形式，造就了公文格式要素排布位置的上下高低，而這種上下高低在紙面上展開了一個空間。在這個空間中，上級官署和下級官署的書寫以“上—下”位置圖示了現實社會上級與下級的“令—從”政治關系，前者高高在上，發號施令，后者匍匐在下，謹遵指揮。如果說公文的紙面上形成了一個場域，那么現實的權力關系就在這個紙面場域中得以延續。可以說，公文格式的紙面結構儼然是社會空間的一個符號性置換和隱喻。

這種符號性置換不是毫無意義的。空間的功能，不僅在于把背后的社會空間（權力關系）明晰化，還在于鞏固和再生產著這個社會空間，對空間的使用者發生著作用，控制著他們的行為，并對他們恰當地發揮著權力的影響——空間生產的實質是社會關系的再生產。“空間和空間的政治組織表現了各種社會關系，但反過來又作用于這些關系。”[11]公文紙面的“上—下”符號布局，定位了每個官署所處的相對位置，并且迫使人們各居其位，遵從“上—下/令—從”關系。這個過程本身就是官署權力關系的再生產。而且，紙面布局形成一種隱秘的權力機制，這種機制會把對紙面空間的非常規使用視為挑戰社會秩序的行為，而持續不斷地進行監視和規訓。從這個意義上來講，公文的紙面空間不僅符號化了官署之間的共生關系，展示了一個權力生成圖式，還具有一種管理和控制能力，它保證權力實踐在這個場域中暢通無阻。

從行文方向與公文格式布局的對應來看，公文格式要素在紙面布局上呈現出了一個權力關系圖式。如果說這種布局是一種修辭行為的話，那么這種修辭也是以上下級官署權力關系為中心的權力修辭，充滿了威權色彩。這種權力修辭完全是對前清慣例的承襲，而這種慣例則又是封建社會尊卑高下的政治文化傳統在公文紙面結構上的反映。

公文紙面結構威權色彩的淡化

公文紙面結構的威權色彩雖然在民國時期一直存在，但較之前清，已經在逐漸淡化。在前清，“權力”成為公文格式布局的一個顯著標記，而到民國，尤其是民國后期，這個標記的典型意義，在公文紙面格式上開始呈現出消解的趨向。公文紙面結構的演進，是一個威權色彩逐步淡化的過程。

1．公文紙面結構權力標記的淡化:公文紙面結構權力標記淡化的主要表征，是公文格式不分上行平行下行，走向統一的趨向。這一點在民國公文的署名、蓋印、用紙等幾個方面皆有體現。比如署名蓋印。封建社會的下行文通常不署名，蓋印也很草率。這一點雖在實踐中為民國所承襲，但民國時期頒布的《公文程式》卻從未放棄對署名蓋印規范的強調。民國政府頒布的每一個《公文程式》，都明確公文皆須負責者署名。只是長期積累的官場積習短時間內難以清除——在官場語境中，上級長官在下行文中以缺項來維持身份官威，下級官署通常是不敢有質疑的。但經過《公文程式》的屢次強調，至20世紀40年代，公文的署名已開始不分上行平行下行，走向統一。當時一些指導公文作法的書籍，比如《保甲公文程式》，講解公文格式，不論通知、批示、通告，還是呈文、報告，抑或是函，申明后銜一律銜姓銜名。[12]至于署名的位置，前清和民國前期的慣例是下行文署在年月日之后，上行文平行文署在年月日之前。但到民國后期，許多下行文已將署名位置改在年月日之前。一些公文寫作類書籍，也認為所有公文有必要統一“署名在中頁”[13]，即在年月日之前。可知當時不管是理論上還是實踐中，公文的署名都已有統一的趨向。再如蓋印。前清的下行文，封面通常標朱代印，后幅（文底）的印章通常斜蓋，不同于上行文平行文的正印。到了民國，稍有改變，無論上行平行下行，取消標朱代印，文底皆用四平八穩的正印。用印也趨于統一。

又如公文用紙。公文用紙的顏色、圖案、紙幅大小，在中國封建社會的公文實踐中，常常作為區分不同官府等級的標識而形成一種權力修辭。進入民國，公文用紙發生革命性的變化，不再有紙色、圖案和大小之分別。袁世凱復辟時期，公文紙幅大小一度有等級分別。到了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所有官署，上至國家最高元首，下至普通官署，用紙概用白色，無圖案（任命狀作為特殊公文，尚有圖案），尺寸大小整齊劃一。如徐望之所說：“從前公文用紙，有黃，白，及紅色之別，至不一致，今則一律通用白色。”“所有紙幅，一律縱二十九公分，橫二十一公分。”不同性質的公文用紙漸趨統一，所有官署一律遵用，消解了高級官署與低級官署的差別，也消除了不同公文之間的差別，“實在公文史上開一新紀元”。

2．表格結構對公文紙面結構威權意識的消解:民國時期的20世紀30年代，公文革命的呼聲日隆，新型公文的試驗次第展開。1938年7月，三民主義青年團（三青團）中央干事會通過《公文改良要點釋例》，對公文結構體式提出新的方案：采用分項敘述，全文分事由、說明、辦法三欄；起首套語如“逕啟者”和結尾套語如“此令”、“謹呈”等字句一律刪除；公文用紙“內容格式均同”，紙面印就“文種”、“發文日期”、“送達處”、“附件”等各欄，依次填寫，“送達處”欄內“填寫受文機關團體或人名，故結尾不必再寫‘謹呈某某’或‘此致某’等字樣”，無致達語，正文左下角署發文機關負責人姓名（如“圖5”）。[15]1947年11月國防部頒布《文書手冊》，將三青團的做法在全軍推廣，對文面表格欄目進行改良和完善，規定新的軍用單行文書，文面印就“發文機關”、“文種”“事由”、“受文者”、“發文日期”、“字號”、“地點”和“附件”各欄。1949年7月行政院提出《簡化文書辦法》，規定普通公文采用分項敘述法，即三青團和軍用文書的條列式敘述法，公文紙采用國防部軍用單行公文的格式，個別欄目再做調整（如“圖6”）。表格式公文結構在行政領域逐步推廣。新式公文結構將原公文文面構成要素的紙面布局完全打亂，統一進行表格式組裝。組裝后的公文格式最大的變化是，以千篇一律的面目埋沒了上行、平行、下行文的行移差別。公文發文者與受文者的書寫，變成了填空，在文面布局上失去了上下高低對比。這種差別的消失，或者說公文要素“一致性”的建立，無形中消解了公文紙面格式中的威權意識。

總的來說，民國公文紙面結構的演進，最終呈現出的是一個由“各行規則”到“趨于一律”的過程，而“趨于一律”本身則包含了“去權力化”的色彩和意義。事實上，南京臨時政府早在1912年就制定出了“趨于一律”的程式規則，只是直到1949年，這個目標也未完全實現。表格式公文結構開始在行政領域推廣的時候，國民黨大陸政權已經敲響喪鐘。雖然民國公文紙面結構的權力標記和威權意識并未徹底清除，但這個“去權力化”的過程本身，彰顯的卻是世俗化的現代意識。（本文圖略）

本文作者：侯吉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