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空演繹下的文化維度

從工業遺址景觀的屬性看，通常涉及兩個主要的限定：工業廢棄地和景觀。前者代表自18世紀后半葉機器生產鼎盛時期向20世紀后半葉科技與信息、服務產業發端的轉變過程。因此，工業遺址景觀設計帶有強烈的“進程”的烙印，也表示對被遺失、低估和忘卻的事物的重新發現。于是乎，歷史滄桑中古老的工廠、碼頭、礦山、鐵路、設施等遺跡連同其所依存的場地都成為這些變遷的見證者和策源地。這其中，對文化層面的挖掘與重構是工業遺址景觀設計的目標和主線，在秉承地域性場地特質的基礎上，將衰敗、荒廢的工業廢棄場地改造成為具有多重價值的景觀，表現了廣泛的文化維度。

1.歷史與現實的雙向審視

在工業遺址景觀設計中，歷史因素無疑是一個永恒的主題。景觀重塑中，在空間場所與形式要素中加入歷史元素，再現歷史情節，可以使游人或觀賞者置身于時空的穿梭，重新體驗昔日的輝煌與工業印記，同時在現世與歷史的場景對比中，思索、感懷時境的變遷。瑞士北部溫特圖爾（Winterthur）蘇爾澤（Sulzer）工業區傳統上是瑞士19世紀～20世紀著名的工業聚集區，100多年間見證了該地區區從興旺到沒落再到向現代文化之都轉變的完整歷史。在工業遺址保護區入口處，赫然高懸的門式起重機作為強烈的視覺沖擊元素，強化了入口廣場的環境特征。（圖1）矗立兩旁用于停車的廠房和被改造加層的寫字樓圍合出一個風格竣冷，蘊含了豐富歷史記憶的灰色開放空間——卡瑟琳娜—蘇爾譯（KatharinaSulzer)廣場，成為進入遺址區的第一印象。其后的園區中，廠房、倉庫及鐵軌等工業設施被完整保留下來，混雜于一處處新建的建筑組群和社區當中。（圖2）在初步形成的新功能帶中，歷史元素成為整個區域聯系的重要節點，并成為公共走道的一部分，為游客和使用者提供散步，慢跑閑坐茶飲或者是懷舊的絕佳空間。

2.現代藝術的演繹與介入

景觀設計執著于藝術創新的真諦，不斷地通過對空間與形式要素的構筑，建立人對于場地的依托和意義。工業遺址景觀設計同樣體現了這種精神。景觀設計作為一種空間藝術，在其通過外在形體元素追求感性認知和精神力量時，“美”不再是藝術的目的和評判藝術的標準[7],景觀設計從其它藝術形式，如繪畫、雕塑、電影、舞蹈、建筑中獲得了藝術概念和創作靈感，尤其是二十世紀初的先鋒派藝術，構成主義、未來主義、立體派，達達主義、超現實主義、波普藝術以及當代的極簡主義和裝置藝術等藝術思潮和手法，都極大地滲透到景觀藝術創作中。工業遺址景觀之所以吸引了眾人的關注，首先還在于其生動、鮮明的視覺沖擊。工業廠房及其構筑物龐大的尺度、特殊的形式和紋理，獨立于環境的色彩，礦區中起伏的山丘、空曠的山野和神秘的井穴等，都為早已乏味于城市環境中的參觀者帶來一絲新奇。因此，在工業遺址景觀的塑造中，煙囪、燈塔、桁架廠房與龍門吊梁都成為設計中烘托的重點，以此形成具有控制力的主景。作為第二層面的考慮，工業廢棄地中的各種材質的幾何構形元素，在形狀、色彩、光感、肌理以及韻律等方面被設計師組織、運用，在環境中創造出千變萬化般對立或融合的關系。（圖4）在此，藝術無疑是最豐富的創作源泉。

3.后工業社會的多元與個體實現

景觀設計作為全面反映社會價值觀與生活時尚的藝術活動，在信息時代和全球化背景下，后工業社會意識、實用主義、后現代藝術創作思潮都浸潤其中，并對工業遺址景觀設計產生了深刻影響。作為對現代社會的各種危機的應對，后現代主義景觀設計以一種批評性或反思性的思維方式，尋求對現代主義理性至上和統一教條的否定或超越，鼓吹在設計中采用拼貼、折衷、混合、復雜、曖昧的手法，其作品多具有隨意性及調侃、諷刺、隱喻的特性[8]。這種設計取向無意中迎合了工業遺址景觀的特征和開發需要，其設計注重世俗生活的體驗和人的參與，并成為藝術家個性化創新的調色板。

4.自然機理與生態融入

鑒于工業遺址與工業生產和由此而來的環境污染不可分割的聯系，在工業廢棄地的景觀重塑中，對前工業社會田園式自然環境的向往以及對當前蔚然興起的生態學技術的崇尚，使得現代景觀設計不僅關注對世外桃源美景的編織，更執著于生態恢復與藝術的結合，就像魯爾地區為數眾多的露天礦區的生態恢復，在公眾注視下降質的環境被一點點修復，這本身就是工業遺址景觀最花園具價值，也是最為吸引人的特性。對工業廢棄地的改造，就如科納所描述的，“景觀構成中的藝術和生態之間的平衡”[9]，在哈格里夫斯一系列恢宏尺度的作品里得到巧妙的體現。占地23.5英畝的美國田納西州查塔努加田納西河北岸的復興公園，原為一個廚具工廠，搪瓷燒制過程的金屬熔塊給土地造成了污染。哈格里夫斯在設計中采取了雙重步驟，將土壤保持與雨水處理結合起來，創造了系列自由排布的條形堰臺，在狹長的人工濕地中圍合出“之”字形間歇的溪流，優雅地點綴在周圍的草坡和綠樹叢中，（圖7）頗具大地藝術的神韻。公園利用濕地挖掘過程中的土方進行再填充，為兒童娛樂創造了富有趣味性的地貌和場地，并沿河岸走向，采取了敘事性的空間組織方式，通過象征“淚痕”的零碎片段組成的路徑，空間進程導向一片林中空地，寓意本土印第安人遭受摧殘的歷史，也暗示了工業化過程給自然環境帶來的災難[10]。

5.變化中的恒常與圓融

當代景觀設計哲學中，空間游戲與形式上的唯美已退居其次，中心、軸線、秩序與幾何圖案讓位于虛無、曖昧、變化等不盡言之或大象無形的意境追求和時空體驗，在工業遺址余輝的籠罩下，“易”成為一個永恒的“主題”。信息時代語境下虛擬技術與去工業化傾向，城市化進程與現代逃避主義的交織，使得景觀演變成一個不斷交換的媒介，在不同時期、不同社會的虛擬和實質的實踐中袁漢和演變的介質[7]。在此，真實世界的物象在不同的審視中喚起人們心中變換的映像，工業遺址景觀中豐厚的歷史性和文化積淀，在景觀創新中，不可避免地增加了變化的豐富性和極限。許多工業廢棄地景觀重塑案例，在符號提煉和場景再現的展示中，環境的復蘇的過程被刻意突出，當地居民和定期造訪的游客可以參與、觀察到環境的逐漸改良以及由此帶來的景觀豐富變化。這一藝術觀念顛覆了傳統景觀設計的角色及關于“形”的追求，轉而關注景觀如何為社會注入活力和促進公眾的自主參與意識。例如，瑞士蘇黎世厄利克公園（OerlikerPark）設計，在對昔日工業污染地帶的改造過程中，在2hm2砂石層上，種植了1000株橡膠樹、樺樹、野櫻桃和泡桐樹幼苗，提供了一個開滿野花的室外“樹廳”[11]。與傳統景觀設計理念不同，厄利克公園的景觀塑造沒有致力于精巧的情景圖像，而是創造了平凡但不斷生長、變化的圖景。那些經常光顧于此的居民將會親眼見證這片林木成長、修正、更換，直至枝繁葉茂的自然進程。

結論

工業遺址景觀設計的方法與實踐都結合不同視角、根植于工業廢棄場址的環境特征進行創作，不僅使工業廢棄地獲得了新生和活力，也尋找到新的藝術表達途徑。在這種多視角的藝術形式演繹中，多種文化維度得到深度挖掘，展現了工業遺址景觀重塑的無限潛力。后工業時代西方工業遺址景觀設計實踐表明，深入挖掘場地特征，注重工業歷史景觀開發中的生態、社會、歷史及美學多重效益和價值體現，是激發工業遺址景觀活力，帶動城市更新和地區復興的有力手段。在歷史、地域與時代的新舊文化融合中，景觀作為人類認知、塑造環境的重要媒介，才能更加具有藝術創造的無限魅力。（本文圖略）

本文作者：李同予 鄒廣天 單位：哈爾濱工業大學 建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