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洪炳文的散文藝術

洪炳文存世的散文大致分為紀傳、銘序、疏議與抒情四類，體現出不同的藝術風貌。

（一）紀傳類：以史補漢，秉筆直書

從現有資料來看，紀傳類作品除個人自傳外，其他多與農民起義有關，部分寫起義軍的首領，部分寫鎮壓農民起義的將領。洪炳文深受永嘉學派經世致用之說影響，在紀傳類作品中注重考據，秉筆直書，體現了傳統文人在著述領域應有的品格。如《義士孫君稷民別傳》有云：咸豐辛酉八月，錢匪事起，茂才募臺勇二百人，為諸援兵先。……明年正月，會匪平，復率所部防白沙嶺，久之。二月十四日，方遣所部休去，而粵賊忽以十六日度嶺，時閩師猶在平陽。急夜召民兵為御賊。明日，賊益深，……忽見一大漢負刀至，迎面劈稷民，稷民格以矛，矛中斷，遂遇害。

洪炳文認為孫貽谷（字稷民）卒于咸豐辛酉年（1861年）之后一年即1862年的2月17日，此前錢匪（按：與下文“會匪”同指金錢會起義軍）已平，導致其死亡的是粵賊。洪炳文曾就此致函張??，張??卻借用其父張慶葵的記載不留情面地批評了洪炳文：“此記系先君遺著，又先君親歷之事，何以舛錯如此，或睽隔三十余年，老人事久遺忘，故所記年月有訛耶？”[4]在孫貽谷陣亡的問題上，孫貽谷的父親孫衣言的記載應更具說服力，其《亡兒貽谷殯志》載：“咸豐十一年八月，平陽會匪數千人將為亂。……明年正月二日破石步，后二日，遂破金谷山，會匪遂平。……二月十四日，……兒亦以是日歸，方遣所部休去。而賊忽以十六日度白沙嶺。……明日，賊益深。……兒且戰且走，被重創，遂死。”[5]可見，張慶葵所記必誤，張??的批評顯然有失公允。
雖然在孫貽谷的問題上和孫衣言保持一致，但在《紀張觀察援瑞事》一文上，洪炳文與一代大儒的視角迥異，據事直書。對此，洪炳文作了如此解釋：夫孫太仆之碑記，史氏之筆也。史家主鋪張揚厲，潤色鴻業，勒之金石，以垂后世。義取乎文，否則烏得謂之功？予之所記，劉氏私家之筆也，劉氏在圍城中，目見耳聞，據事直書，不為曲筆，義取乎質，否則烏得謂之紀？……予亦嘗訪諸父老矣，皆言觀察援瑞無大功，遇寇即逃避。及觀劉之紀，則與父老之言大率相合。

在洪炳文看來，紀實文學與史氏之筆截然不同：史氏之筆由于受到體裁的影響，允許在人物的功業方面適當加以潤色；而紀實文學更要注重調查，依據事實。在總的創作態度上，即便是前輩名儒，也不可迷信盲從，要根據創作實際恰當地處理題材。可以說，這是一種非常開明的文學觀念，與永嘉學派典型的“以史學補漢學”的傳統是頗為一致的。此外，值得注意的是3篇農民起義領袖的傳記。雖然稱對方為匪，但在洪炳文筆下，白承恩、趙啟、蔡華等人并不僅僅是殺人不眨眼的惡魔，還是個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如《偽封通天王白承恩小傳》有云：“聞白為人善馭下，不斗力而斗智，性不喜殺人，多為之用。”與戲曲作品《白桃花》中的白承恩形象一脈相傳，互為補充。洪炳文還善于抓住現實事件的矛盾沖突，結合很有感染力的細節，使得情節跌宕起伏，人物形象豐滿可感。

（二）銘序類：情文并茂，不落俗套

此類作品，稍稍不慎，便會贅語連篇，不忍卒讀。但洪炳文卻很好地避免這一弊端。《孫止園師八十壽序丙申》略云：蓋聞壽為福之首，以八千歲為春；儒以道得民，如七十子之服。而況值左禹右皋之日，薦歷詞垣，以葆真養性之功，悠游林下。有不膺多福享遐齡精氣延洪神明竺厚者乎？如我師止園學士孫公，為獨懋焉！公少掇巍科，長登侍從，金?刮目，既校藝于文壇；?弓尚筋，復儲材于武庫。未幾，擁桂林之節，乘博望之槎。夾袋搜羅，焚香推薦，所得之士，后多通顯①。

恩師孫鏘鳴八十大壽自是喜事，但寫恩師壽序時既要注重對對方的一生作簡要總結，又要著重指出對方桃李滿天下的事實。洪炳文僅僅用了136個字就包含了以上幾層含義。既頌揚得體，又真誠感人；既無曲意虛美之辭，亦無假意奉迎之態：可稱壽文中的精品。

1909年，王雪博去世，洪炳文為他寫了挽聯、誄詞。其中挽王雪博的誄辭前半段詳寫王雪博從醫的歷程和從醫后為鄉里所作的貢獻，后半段有云：君之卒也，無親戚遠近聞者，皆為之嘆息。戚友吊唁致祭無虛日。城東城南里人，制匾額挽軸，公送者一百余名。郡尊吳公、邑尊朱公聞君義行，亦致賻挽。嗚呼！即此可見直道之在人心，雖有財勢不能招而致也。世之橫加訾議者，知之不可以自返矣。方今朝廷變法自強，帖括已廢，崇尚新學，凡能制新器、可為軍事實業之用者，例有獎勵。君自以僻處海隅，交通未便，招工購料，事事掣肘，又為醫事所累。年來英華消阻，已不能如昔時之專精矣。而世之稱君者，率以醫而謂，能知君之志乎哉？此文為君惜，而不僅為君惜也。

時年洪炳文61歲，被授予浙江余姚縣的教諭兼訓導，懷揣強國強兵夢想的他在高魯《空中航行術》的引導之下，完成了《空中飛行原理》一書。本欲在晚年繼續為國家強盛而努力的他接到了老友王雪博去世的噩耗。王雪博以醫生身份開辦實業，在此過程中，他遇到很大困難，再加上年歲日增，漸漸熱情也有所消退。可以說，朝廷所謂的變法自強和崇尚新學在瑞安城很難真正得以落實。而最大的悲哀是，王雪博的志向并沒有多少人能理解。洪炳文與王雪博志趣相投，朋友之悲亦自己之悲，為朋友惋惜，亦是為自己惋惜，同時何嘗不是對國家命運的沉痛惋惜！本文文辭樸實，無稍稍溢美之詞，但能在平靜的敘述中概括王雪博平凡而又坎坷的一生，又有在樸實的字句中深蘊極度的悲傷，且后半部分立意深遠，不獨為朋友之殤而悲，更為國家之痛而哀。可以說，本篇誄辭已超越了一般意義上的哀悼之文，放至散文經典系列亦無愧色！

（三）疏議類：縱橫捭闔，析理透辟

疏議類作品是洪炳文散文創作中的重要組成部分，關注的多是地方事務和富國強兵策略。雖然此類作品重于議論，缺乏相應的文學性，但仍一定程度上體現出洪炳文的創作特色。思想性和實用性構成了此類作品的共同特點。

洪炳文《文人戒詩新律宜破除說——答符笑拈大令》一文中，面對老友符璋，毫不留情，廣征博引，直指“言詩有戒，非謂戒詩，戒詩之律，于古無聞”。批駁有度，縱橫捭闔，瀟灑自如。《勾踐滅吳論》結合歷史發展的規律，思路清晰有序，語言整飭得體，指出“英雄欲成大事，惟斷乃成”①，頗有政論家風范。此外，他還撰寫了相當數量的有關國防以及禁煙方面的文章，直指清政府統治下的關鍵問題，頗為高瞻遠矚。如《預為籌防說》結合中國當時國情，敏銳地指出：“為今之計，雖有雄獅屯于海上，不如炮臺之扼于要也；雖有技擊之夫鎮于郡邑，不如炮船之哨于洋也；召募游手以為勇，不如精煉炮兵也；精煉炮兵不如延請洋人為之教習，方能命中也。”②《浙海形勢要害議》對浙江海域的地理位置進行合理分析，對其軍事意義予以充分關注。《論中國宜于軍械局附設航空學校以備人材而資軍用說》從科學解釋入手，結合國際軍事局勢和中國軍事史，指出設航空學校之利端、之迫切、之方法，言辭剴切，層次明晰。文中，他頗具前瞻性地預測：“獨至天空之戰爭，為二十世紀以來所未有。”他最為擔心的是：“己不講求，以讓人以獨步，臨時始議，構造仿用，已瞠乎其后矣，豈非失策之甚耶？”可惜，混亂的時局并沒有讓洪炳文的理想在他有生之年成為現實。

（四）抒情類：文采華美，寄意深遠

洪炳文的散文作品中，篇幅最長、最值得關注的是作于光緒戊戌年（1898年）七月的《適園記》（下文凡引于此，均不再另注）①，也是他存世的唯一一篇抒情散文。洪炳文開篇坦言，他所描繪的適園只不過是他心中的理想幻境罷了。夢境之中，場景紛繁，現略舉一二：

講武臺中，“我”結識一位名叫凌云漢的少俠，他魁梧奇特，勇猛過人。當“我”聽到他介紹一位劍客可以“于百萬軍中取上將之首如探囊取物”時，提出“挽之出山，勉為世用”的要求，遭到了凌云漢的否定。凌云漢認為，“雖然若輩有大將之材，無大將之福耳”，如同“州縣之幕友，其案例每勝于東道，而不敢加捐候補者，以其有州縣之材而無州縣之福”一樣。通過此句，我們可以隱約感受到洪炳文對自身境遇的無奈。早在1896年，洪炳文就曾赴江西余干出任從侄洪錦標的幕府；1897年春，至貴溪從兄洪海籌處，但也只是作短暫停留。兩次出游，讓他近距離地接觸官場，真實地了解官場內幕，并下定不“加捐候補”的決心，因此在這里所發出的“有州縣之材而無州縣之福”感慨并非空穴來風。凌云漢接著又說：“天佑圣清，中興應運，若輩或入大將之幕，可以為敵營之偵探，庶幾勝任矣。”英雄如有用武之地，讓“我”意稍解。然英雄有用武之地，何嘗容易。在凌云漢高談一番兵法之后，“我”說：“若等深通兵法，何不出山為國驅馳？”而對方只是笑而不答。凌云漢的笑中無外乎兩層含義，要么是不屑，要么是不能。不屑，是個人國家意識的缺乏；不能則是緣于國家對人才的拋棄。如結合前文的“若輩或入大將之幕”，不難得出，笑中的深意應指向國家對人才的漠視，而絕非對國家征召的拒絕。這與洪炳文的一世蹉跎之感是何等吻合。從《適園記》的落款時間“光緒戊戌孟秋望后五日（1898年9月5日）”來看，本篇恰恰寫于維新運動的高峰期。但在適園之中，“熱鬧非凡”的預備立憲也只是作者冷靜觀照的對象。恰知天命之年的洪炳文心力交瘁，對清政府已然徹底失去了信心！

除此之外，洪炳文還在《適園記》中構造了一個名為“桃源勝景”的鄉村，村中無賭博、嫖娼、吸食鴉片等陋習，大家自食其力，無人不詩。尤其是兩位女史，一名懺紅，一名蘅香，她們詩藝過人，格調非凡。總之，適園中建筑古雅，水流湯湯，有仙鹿靈龜之聚，無毒蟲蛇蝎之擾；所到之處風景宜人，如臨畫境，皆豪邁有識之士，或能詩善曲之才。正如王岳崧在跋語中所言：“山水之清奇，人物之秀逸，書籍之繁富，與夫怡耳悅目，淑性陶情之具，無美不備。”

如果僅僅是一場事出偶然的夢，《適園記》也就僅僅是一片文詞華美、想象奇特的文章而已。《適園記》主旨到底為何？沈不沉先生在《花信樓題圖詩錄•題記》中明言：“（《適園記》）其蘊含的主旨，不外乎佛經中所謂的‘色空’思想及老莊哲學中的‘莊生夢蝶’所引伸出來的物我無境界的精神世界。”此說顯然忽視了《適園記》創作的外部環境，低估了該文在洪炳文散文中的地位。
眾所周知，現實世界中未能實現的理想、旨趣常常被夢境世界所利用，成為夢境世界的圖景。適園之夢便是一場凸顯胸中之志的夢，一場無法成為現實的夢，與現實之間存在極大反差甚至對立的夢。而現實中的夢境與夢境中的現實，界限僅在于夢中和夢醒而已。孰為真，孰為幻，其奧妙恐怕無法辨明。文章開篇直接以“幻境”和“妄想”給適園之夢定性，但結尾處，作者似乎游離于現實與幻境之間，難以進行抉擇。這種處理方式無疑擴大了文章的解讀空間，增添了迷離的效果。在紛繁復雜、變化無常的世事面前，行年半百的洪炳文感受到了多方“不適”，身心俱疲。即便在夢境中描繪了一系列理想圖景，他也沒有為此欣喜不已，而是冷靜地告誡自己，這一切的一切僅僅是一場夢而已，唯有心態適然，才能擁有這段美好的夢境。《適園記》就是一彎架在不適與適然之間虛無縹緲的浮橋。雖然洪炳文不可能在讓他疲憊的現實中通過適園一夢到達適然的彼岸，但內心深處能在此岸尋得一方適然的樂土，足矣！這才是《適園記》的最終指向。

二、結語

洪炳文在散文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雖然無法與他在戲曲創作領域的成就相提并論，但在題材以及所傳達出的思想方面，二者是頗為一致并互為補充的。《適園記》在一定程度上啟發了《電球游》創作靈感，后者則在思想上實現了對前者的超越。《偽封通天王白承恩小傳》與《白桃花》題材一致，思想傾向頗為一致，二者互為啟發。因此，研究洪炳文的戲曲作品，其散文亦是不可忽視的切入口；綜合研究洪炳文的文學成就，其散文更是不可遺漏的重要組成部分。

洪炳文的散文風格呈多樣化傾向。紀傳類作品在確保事實的基礎上，適當加入情節，跌宕起伏，引人入勝。尤其在對象的選取上，洪炳文不拘泥于成見，能結合事實給對象一個公正的評價和恰如其分的描繪。銘序類作品不落俗套，或文辭華美，或寄意頗深，超越此類作品的傳統。疏議類作品觀點新穎，常發他人之未見，言辭中深蘊對時事和國家命運的擔憂。抒情類作品《適園記》更是一把開啟洪炳文中年時期思想的鑰匙，蘊哲理、想象、文辭、理想于一體，代表了他散文創作的最高峰，堪與當時其他一流的散文家媲美。

本文作者：姚大懷 單位：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 安徽科技學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