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以載道觀

《風》《雅》作為儒家傳統《詩經》的重要內容，《毛詩序》中解釋《風》：風，風也，風已動之，教已化之。朱熹也從美刺教化的角度對此進行過解釋。在這里，方孝孺認為李白、杜甫就是因為學習《風》《雅》才寫出那么好的詩歌，才在詩歌史上有那么高的地位，故而學詩者也應該探究本源。這種說法不免顯示出詩人的“宗經”觀念。其次，方孝孺師從宋濂，宋濂是明代的儒學大師，其創作主張繼承韓愈、歐陽修等唐宋古文學家“文以載道”的觀點，注重“以道為文”的文道一元論。這樣實質上表現作家對生活個性化體驗和獨特文采的創作，排斥在體道之“文”以外，從而使他的文學觀念散發出濃烈的衛道氣息。所以，受其老師影響，他宣揚倫理教化，推崇“道”。什么是“道”呢？方孝孺認為：“夫道充天地，亙古今一而已矣……行之，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這個“道”包含的范圍非常大，是無所不在，無時不在的：“夫天下之至崇大者，莫過于‘道’，而卑且近者，道亦未嘗不在也……順親弟長，事非遠也，而性與天道不外焉。”又說“欲求其道乎？則凡足下之語默起居，奉上馭下，道未始不在也”。所以“道”是充塞于天地之間的。它既同于孟子的浩然正氣，也同于孔子的忠恕思想。他認為“道之于事，無乎不在古之人。自少至長，于其所在皆致謹焉。而不敢，故行跪、揖拜、飲食、言動有其。”如果不是因為受該思想的深刻影響，也不至于落得誅十族的慘淡下場。再次，方孝孺的文學思想的形成還與其家學淵源有密不可分的關系。方孝孺的父親方克勤也是一位遠近聞名的儒士，方克勤曾經感其邑人自宋以駢儷雕刻為學，沒有談周公、仲尼之道，而開始以《易》講授。在《談詩五首其四》中：“發揮道德乃成文，枝葉何曾離本根。”詩人將“道”和“文”比作“枝”和“葉”，文章的形成是由于道德的發揮，這就像枝葉的生長離不開根一樣。還有《談詩五首其五》：萬古乾坤此道存，前無端緒后無垠。詩人認為茫茫宇宙中只有“道”貫乎始終，不曾中斷。從以上的談詩中，我們可以看出詩人的思想深深地烙上了儒家正統思想觀念，其實從方孝孺的生平也可以看出，他的父親并沒有犯錯便被朱元璋誅殺，方孝孺幾經奔波呼告無果，按常理來說，他應該對皇帝失望，可是他還在朱元璋死后寫文章進行歌頌，雖然不知道是否發自內心，但可見儒家的忠君思想根深蒂固，這可能也與明代士大夫政治風氣有關。其實，他的重“道”輕“藝”思想在《談詩五首其三》中“俗末競工繁褥體，千秋精意與誰論。”中得到體現，他認為文章不要太華麗，否則文章的“道”便得不到體現，無論文章還是吟詩，其意義在于闡明道，而不是僅僅做文。

方孝孺認為：“人不能無思也，而復有言。言之而重理也，則謂之文，文而成音也，則謂之詩。茍出乎道，有益于教，而不失其法，則可以為詩矣。于世教無補焉，興趣極乎幽閉，聲律極乎精協。簡而止乎數十言，繁而至于數千言，皆茍而已，何足為詩哉？”他認為詩歌是有音律的文，合乎道，有益于教化才是真正的詩。他在《劉氏詩序》中寫道：“工興趣者超乎形器之外，其弊至于華而不實；務奇巧窘乎聲律之中，其弊至于構而無味。或已簡淡為高，或已繁艷為美，要之皆非也。”方孝孺過分偏重儒家傳統和封建綱常而片面斥責文學形式，不免有損于文學的藝術性。他在《讀朱子感興詩》中寫道：“三百篇后無詩矣，非無詩也。有之，而不得詩之道。雖謂之無，亦可也。夫詩所以列于五經者，啟章句之云哉？蓋有增乎綱常之重，關乎治亂之教者，存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非知道者。孰能為之人？孰不為詩也？而不知道。”他認為在《詩經》之后就沒有詩歌了，即使有的話，這些詩歌也沒有得到詩的“道”，因為這些詩歌不具有《詩經》的教化作用。雖然他在強調文以載道，但是他的文章也有新意，因為他認識到文與道的非同一性。在宣揚倫理政教之外，文學在社會生活中還有更客觀的描寫。

二、“文貴乎自然”觀

方孝孺重“道”輕“藝”的同時還提倡文章應該自然而不應泥古，文貴乎自然。其實這兩種觀點并不矛盾，正是因為輕“藝”，反對文章“繁褥華麗”，才主張文章貴在自然。他在《張彥輝文集序》中寫道：“其辭不泥乎古，務自己出無艱深俚陋之病，往往本乎圣賢之道，蓋庶乎斯文也已。”，之所以反古，是因為古人的話未必都是對的。在《談詩五首其一》中：“世人皆宗李杜詩，不知李杜更宗誰”，詩人指出不要泥古，做詩要探求本源，寫出自己的新意。他認為學習《風》《雅》學習儒家傳統，其實不是形式上的泥古，而是心領于神，學習古人的精神。杜甫也曾說過：“轉益多詩是汝師”。方孝孺在《答張廷壁》中更為詳細地介紹了文之自然的長處：“圣賢君子之文發乎自然，成乎無為，不求工奇而至美，自足達而不肆也，嚴而不拘也，質而不淺也，奧而不晦也，正而不窒也，變而不詭也，辨而理，淡而章，秩乎其有儀，燁乎其不枯，而文之奇至矣。”顯然，我們可以看出詩人的觀點，他認為，縱然文章沒有矯揉造作，沒有華麗的辭藻，但是確實是好文章，這是返璞歸真的那種淡美。所以，從上文，我們看出方孝孺的指導思想依然是古圣之道，學習和繼承古代大家的經驗及方法，反對文體形式泥古。這也對當時厚古薄今的風氣進行了有力批判。

三、養氣觀

方孝孺比較推崇李白、蘇軾的詩，是因為他們的詩歌充滿“氣”。對于“氣”的推崇是方孝孺的另一思想。其老師宋濂主張“養氣”，他認為天地之間最大的莫過于“氣”，只有先“養氣”，“道”才能得以明確。“道”明確之后，“氣”又能夠得到補充，“氣”補充之后才會形成好的文章。這是層層推進的過程。受宋濂影響，方孝孺主張“養氣”。他認為：“道者，氣之君，氣者，文之帥也。道明則氣昌，氣昌則辭達。”在這里，他也認為，道影響氣，氣支配文章。關于“氣”，歷來不乏文章進行闡述。劉勰在《文心雕龍》中專門講到“養氣”。鐘嶸在《詩品》中也曾談及。黃美華在其論文中認為“方孝孺的‘氣’是指成就文章的一種精神”。方孝孺之所以喜歡莊子、李白、蘇軾的文章，是因為他們的文章之氣豐沛、汪洋恣肆。方孝孺還認為天地之間充滿氣，正是因為這氣，日月星辰、花鳥蟲獸、人類都受到滋養。氣是根本，而人有差異，是因為人接受氣的程度不同。孟子曾說“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圣人之所以是圣人，在于他們能夠提高個人的修養。方孝孺也強調通過提升道德養氣。通過加強道德修養，提升品德。言行舉止要合乎儒家的禮儀規范。方孝孺的氣論中充滿著儒家的思想，但是其氣論并不是單一的，還包括其它方面的氣，如對待事物的淡然之氣，還有對待道德的執著之氣。各種氣相互影響，相互貫穿。氣是隱性的，必須通過文章來得到表現。文章要直抒胸臆，立即將自己想表達的寫出來，這樣才能夠做到文章氣勢流暢，也就是氣昌則辭達。過于宣揚倫理教化的文章不免使文章陷入衛道的氣息，但是方孝孺尚氣的思想卻淡化了這種氣息，使文章有了活力。在氣的沖淡之下，倫理教化和個人的感情能夠得到很好的融合，使文章具有倫理教化和性情的特征。這樣的倫理說教不僅不會枯燥，還會使人感覺到隱藏于其后的真情實感，更具感染力。

方孝孺的文學觀沒有脫離他的正統的儒家學者的身份，主張文以載道，有“宗經”意味，但其思想不乏真知灼見，他推崇李白，肯定自然的文風。他的詩歌也恰如其人，具有自己的個性。

本文作者：趙珊珊、王燕 單位：淮北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