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也許還記憶猶新，上世紀80年代中后期，學術界曾發生了一場不大不大小的“重寫文學史”的討論。②在這場討論中，確有不少學者提出了一些啟人心竅的觀念和方法，并對若干文學史重要作家作品、文學流派及理論問題進行了反思性的探討。由此也引發了相當廣泛的討論，對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和相關學科的發展，都產生了積極作用。但也有些人耽于玄言驚世、“買空賣空”，大話說了不少，卻并不能夠平心靜氣、扎扎實實地去實踐。盡管如此，沉寂多年的學術界終于形成了“重寫文學史”的思潮。這股“思潮”非常強勁，將原來具有宣傳意味的文學史書寫很快拓展為多樣態文學史的書寫，僅就狹義的30年中國現代文學史而言，不僅有為各類大學生包括自考生服務的教科書類型的文學史，也有與教材體例明顯有別的專題史、史料選、區域文學史及文體文學史等等。而當這種重寫的欲望越來越強烈的時候，某些學者便對文學史格局表現出了前所未有的不滿，特別是在“沒有晚清，何來五四？”“沒有世界化，何來現代性？”等觀念產生重大影響的時候，立志高遠的學者們便在貫通中國近代文學、中國現代文學和中國當代文學方面進行了諸多有益的探討。有的學者認為這種傳統的文學史“三段式”體現了一種斷裂的文學觀，某種黨派政治和思維慣性使其顯示了某種文史特色，也淡化了文學史的歷史連續性以及文學史自身的某些特征，遂提出了“20世紀中國文學”概念，并有一些學者在文學史編寫層面積極進行實踐，推出了多種《20世紀中國文學史》。筆者以為，進入21世紀的我們，自然應該有更為寬廣的文學史視野，建構出更能經得住歷史檢驗的文學史框架。因此，從大歷史觀出發來思考相關問題，才能擺脫某種促狹的思維和言說方式，用“中國現代文學史”概念來統攝原來人為劃分的近代文學（部分）、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將是一個明智的選擇。數年前筆者就說過：“我贊成將剛剛成為過去的20世紀中國文學,徑直稱為‘中國現代文學’。理由固然可以說出很多,其中有一點在此不妨說明，即這其實只不過是我們對一段文學歷史的‘稱謂’,亦即我們的一個‘命名’而已,何況‘現代文學’較‘近代文學’、‘當代文學’的名頭更其響亮,也更為人知,更具有約定俗成的語言習性與語言魅力,用其概括20世紀中國文學,相對而言也最易于被人們所接受。”③這種想法如今就更加堅定了，認為除了中國文學通史意義上的國別文學史概念，在中國歷史長河中和相對意義上，對稱“中國古代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當是非常適當和平行的兩個概念。也就是說，從相對意義上說，歷史事實和現實需要都說明，言說或劃分中國古代文學和中國現代文學是必要的，可行的。同時還要進行“跨世紀”的有機整合。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視野里,我以為有個相當完整的時代主題或文化主題,這就是民族的獨立自強與個人的獨立自強的對立統一。由此也可以看出從事重寫文學史的學者們，在思維活躍、思想解放的前提下，很有必要進行多方面的包括文學史自身理論建設方面的思考。而要著手重寫文學史，自然要有新的認識和文學史書寫方法。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文學史家應首先是文學理論家。因為沒有獨到的文學理論眼光，就沒有深度和高度，文學史就容易成為“山寨文學史”或“克隆文學史”。文學史著作的核心內容就是闡釋文學作品的演變歷程，而前兩個層面都是圍繞著這個核心的。與文學創作密切相關的是文學理論、文學批評和文學鑒賞。文學理論是指導文學創作的，文學批評和文學鑒賞是文學創作完成以后在讀者中的反應。文學的發展史是文學創作和文學理論、文學批評、文學鑒賞共同推進的歷史。這并不是說要在文學史著作里加進許多文學理論、文學批評和文學鑒賞的內容，在文學理論史和批評史已經成為一門獨立學科的今天，撰寫文學史更沒有必要這樣做了。我們只是強調撰寫文學史應當關注文學思潮的發展演變，并用文學思潮來解釋文學創作，并注意文學的接受，引導讀者正確地鑒賞文學作品。

如今看來，在反思機械進化論的語境中，重寫文學史也要擺脫線性“進步”文學史觀的影響。人類精神發展的歷史告訴我們，初民們創造了神奇玄秘的“神話”，接下來，在靈魂和現實的沖突中，人們又創造了“宗教”這一拯救心靈、認識世界的重要形式；之后則又有了新的變化，人類在精神上對“真理”的期待至少和對“科學”的期待一樣重要和迫切。或許，看上去往往是后者有替代前者的趨勢，但遺憾的是，作為文化創造的精神上的東西總有其極為頑強的文化生命力，很難被替代被滅絕，反而是復合更生，多元交融，不斷創化，持續造成我們的現實和未來的“人文環境”。文學、文化的發生發展自然與此息息相關。中國文學的發展史也告訴我們，文學上的“替代”往往屬于幻覺，新舊更替其實不過是新的建構及整合，特別是讀者這位上帝的閱讀接受，將接受美學理論視野的文學史觀告白于天下，使活在讀者心中的文學泯滅了古今或新舊、中外或地域的界限，更將進步或落后的簡單的二元對立文學史觀推下了深淵。

新時期以來的30多年，是中國文學史包括現代文學史研究取得長足發展的黃金時段，在文學史觀和文學史現象研究等方面都達到了空前的廣度和深度，在文學通史、斷代文學史、分體文學史、文學接受史、性別文學史等等不同類型的文學史書寫方面，都進行了有益的嘗試，其成就也確實不容小覷。對此，有學者已經進行了很好的總結，④在此不再贅述。

這里要特別說明的是，“中國現代文學”無論作為學科概念還是作為文學史關鍵詞，都需要進行與時俱進的闡釋。原來學術界習慣用“新文學”這個概念，如周作人的《新文學的源流》、王哲甫的《中國新文學運動史》、朱自清的《中國新文學研究綱要》、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蔡儀的《中國新文學史講話》等書都使用“新文學”，直到1979年劉綬松原著，由易竹賢等修訂的《中國新文學史初稿》出版，還在使用“新文學”這個概念，在同時以及后來的內地以及香港和臺灣都有“新文學”方面的史著陸續出版發行。但同期也有錢基博的《現代中國文學史》（1930年）和丁易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略》（1952年）等史著問世，嘗試使用“現代文學”概念來統攝“近期文學”。不過在一個較長時期里，后者的名頭確實沒有前者響亮，直到1984年唐?|、嚴家炎本《中國現代文學史》出版，才使后者時來運轉，陸續出版了越來越多的以“中國現代文學”冠名的文學史著作。⑤由此看來，隨著時代的發展和文學史觀的變化，“中國現代文學”的內涵與外延也會發生變化，特別是進入21世紀之后，全球化的宏闊視野，將國別文學的斷代文學史從逼促而又狹隘的語境，進入了豐富、多元和對話的語境，對中國追求現代化的社會訴求和追求現代性的文化訴求有了整體的體認和理解，于是在“大歷史觀”的啟示下，“中國現代文學史”便成了近代以降中國文學的“大概念”，也相應出現了朱棟霖、丁帆、朱曉進聯合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⑥，程光煒、劉勇、吳曉東等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⑦等頗受歡迎的文學史。這也生動說明了我們的文學史觀已有了可喜的變化與調整。

眾所周知，文學史是研究文學的歷史現象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它和文學理論、文學批評關系密切卻各有側重。文學史主要研究的是文學發展的過程，意在總結文學發展的規律，其中包括闡述各種文學內容、文學形式、文學思潮、文學流派產生、發展和演化的歷史。尋求它們前后相承相傳、沿革嬗變的規律，揭示文學的發展與各種時代因素、社會因素(政治、經濟、軍事、哲學、宗教、道德、藝術等)的關系以及本民族文學的發展與各民族（國家）文學相互交流、影響的關系，特別是要對各個時代的重要作家作品在文學發展中的歷史地位和作用作出評述等等。這是最為“正宗”的文學史觀，主導著中國現代文學史特別是“教材型”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編纂或生產。近些年來，我國的現代文學史生產旺盛，教材型現代文學史的出版可謂風起云涌，其它類型的文學史也接踵而至，顯示了文學史研究和編纂的重要進展和不可忽視的業績。但也存在諸多問題，值得特別注意，特別是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編纂中存在明顯的忽視理論思考、淡化理論色彩的傾向，值得關注和反思。其主要表現有：

其一，從文學史編寫者的角度看，很多文學史的編寫者都沒有充分注意理論修養。事實上，要成為一個出色的文學史家，首先應是一位出色的文學理論家。但現代文學圈子里有不少人認為，中國現代文學屬于“白話文學”，且時空距離近，易于把握和理解，于是對文學理論的重視程度自動降低了，有的人甚至放棄了起碼的獨立從事理論思考的習慣，并對文學史研究動態關注不夠，自己也很少從事文學史相關問題的深入研究，所以在編寫文學史時，只能如人所熟悉的那樣，買上若干種文學史，照貓畫虎，東抄西湊，就“大功告成”了。于是“編者”成了“抄者”，連已有的文學史研究的新成果也不能及時吸納，這就造成了現代文學史“千篇一律”或“大同小異”的狀況。亂象所示，居然讓人一頭霧水，終不知誰抄誰了。筆者以為，就目前狀況看，似乎迫切需要對中國現代文學史編寫者的“從業資格”進行審核，不能因為是一個“教書匠”就能自由從事正規出版的文學史的編寫工作。一方面編輯者或出版社要嚴格選人選書，另一方面是編著文學史的作者要嚴于律己。事實上，文學史的研究和編寫本應是一項非常嚴肅的工作，也需要“十年磨一劍”的意志和精神。在如何對待教材型文學史方面，有人以為文學研究要致力于理論創新，教材編寫則只能涉寫已經取得“共識”的文史知識，凡有爭議尚無結論的文學現象包括作家作品，最好都要回避，因為考試和批改很難把握，云云，這類觀點在“圈內”非常流行。正是這種看上去很無理論色彩且很普通的觀點，卻對過去和現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編撰帶來了巨大的影響。其實，高等教育所使用的教材理應汲取國內外最前沿、最先進的學術思想，應能汲取該領域全國最優秀、最扎實的理論創新成果，既要“集萃”，更要有所“創新”。自然，也有一些有良知的學者意識到編寫文學史是一項很嚴肅的事業，有的學者也確實是積畢生學力來編寫心目中的文學史，在文學理論、文史研究和教學實踐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詣和重要的影響。由這樣的學者來從事文學史編寫工作，才可能編寫出具有創新性和啟示性的文學史。但令人感到遺憾的是，迄今為止這樣的學者和文學史還太少了，況且還往往被淹沒在泛濫的文學史潮流之中。值得注意的現象還有，近年來針對學術上自由主義的空疏散漫和主觀主義的“別有用心”，有些資深學者及其門人在憂患中開始大力提倡史料學方法和“重回歷史語境”，卻不期而然誘發了“溺于史料”的學術傾向，顯示了某種純粹客觀主義的“無所用心”。于是中國現代文學史越編越厚，而文學史編纂者的資質卻在逐漸降低，模仿西方漢學家建構的中國文學史框架而拼貼的中國現代文學史，雜以一系列舶來語匯居然就可以顯出“嶄新的面貌”。但由于缺乏文學史理論方面的獨立思考，人云亦云的表述假以“教材需要穩妥”的托詞，得以暢行無阻，尤其是在不少聯合集體（多所高校部分教師協議合作）撰寫的文學史中，更是存在著弱化“理論”或“理論”缺失的現象。

其二，從文學史使用者的角度看，也存在著淡化理論、輕視理論甚至放逐理論的傾向。從實際情況看，文學史在很多情況下是作為考試工具而被利用的，這就會造成這樣的結果：編纂者忽視了理論思考，接受者更是機械記憶不辨真偽，只求考試順利不求理論探索；即使那些打著教改旗幟的教材，也基本仍然遵循著硬塞“必考”知識給學生的思路，而不是真正為了培養創新型人才的思路。文學史包括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使用者，主要是大量的任課教師和那些意在混學分求畢業（或升學）的學子，他們常常被考試牽著鼻子走，出題者多考慮穩妥和客觀，容易判斷和批改；答題者更是希望題目越簡單越明確越好，對那些具有理論難度的比較抽象且常有爭議的文學思潮命題，常常感到難以把握，于是就不滿，就頗多微詞。這樣的信息反饋會促使教學者避難從易，加上中國現代文學史在高校多種原因的促使下，課時壓縮了許多，任課教師常常串講一下主要作家作品就匆忙結束了文學史的講授。于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理論經典論著和文學思潮以及論爭，幾乎統統被邊緣化了。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在中國高校的文學史教學中，中國現代文學理論史和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結合是很不密切的，兩者各行其是，前者常常大談西方文論，轉述多于思考；后者耽溺于作家作品，主要生平加代表作品的介紹就成了課堂上的主要內容。于是乎“中國”現代文學的理論史及其影響下的文學發展史的線索、思路變成了模糊不清的景觀，教學者說不清，學習者不探問，這種狀況對那些有心從事高水平中國現代文學史編寫的學者，無疑也會產生某種無形的壓力，即使用力寫出有關章節，也常常被忽視，在教學實踐和學習應試環節得不到重視和使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中國現代文學史撰寫的目的，不是重在理論思維訓練，給人心智上的啟發，而是實用第一，應試需要第一，羅列知識點，搞系列參考題參考書等等，如此這般，將傳授知識、把握“考點”視為關鍵，必然是“實用”壓倒“啟智”！于是機械記憶的東西必然多于機智思辨的東西，對那些知識面窄、思維能力弱卻有意于混文憑的人來說，這樣做無疑十分有利。但結果如何？事實上，即使那些被用作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研究生考試的參考書，其中的文學史也多是如此，實用性大于理論性，記憶多而清晰者多可以高居榜單前列，也許并非文學史書寫者的本意，但事實上卻是，如此年年考試過關的，絕大部分是女生，面試時在很大高校的文學專業考點，幾乎很難看到男生的身影，導師們甚至包括女導師都齊聲感嘆：男生都到哪里去了？陰盛陽衰是否只是一個假象？男教師自嘲成了“洪常青”，女教師嘆息進了“女兒國”。這里其實并不存在性別歧視問題，而只是從社會文化健康發展的角度，希望能夠在學術界、學生群體中避免出現新的性別失衡現象。所以，現當代文學史對知識體系的建構，適當增加理論色彩，加強理論思辨能力訓練是必要的，僅僅從培養高層次人才的角度看，也應當如此。再者，要加強文學史的理論色彩，就要適當拓展視野。目前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對文學史上的作家作品、文學流派及現象等進行縱向梳理的多，對作家作品及諸種文學流派、現象進行橫向比較分析的少。有“史”的垂直線索，卻少有“史”的厚重內涵，這便導致了文學史本身的單薄，缺少應有的思想力度和征服力。在這方面就要借鑒已有研究成果，如王富仁的《河流•湖泊•海灣———革命文學、京派文學、海派文學略說》、丁帆的《關于建構百年文學史的幾點意見和設想》等，既要加大文學史發展規律方面的研究，在文學史編纂方面更好地“還原”歷史，也要加大對文學生態環境或文學現象關聯方面的研究，在文學史中更好地“體現”歷史。即如王富仁把現代文學史上著名的三大文學流派革命文學、京派文學和海派文學比喻為河流、湖泊和海灣，既形象而又深刻地揭示了三大文學流派的主要特征及其三派之間的生態關系。這里還想說明：文學史提升理論水準的重要途徑之一，就是密切關注學術前沿，除了編者獨立的思考判斷之外，努力將重要的有價值的文學史研究成果吸納和融匯，這也是建構中國現代文學史理論品格的重要途徑之一。

其三，從文學史生產或出版的角度看，骨子里特別看重經濟效益的生產目的，導致了文學史經濟鏈的形成。可以說，在經濟社會，大量的教材型文學史生產都與所謂經濟效益掛起鉤來，編纂者追求，出版者更追求，于是疊床架屋、爭相編寫和出版。于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史的編寫出現大量東拼西湊的現象，甚至被人譏為“垃圾化”或“假冒偽劣”現象。從而有了騙錢的嫌疑。即使那些為了職稱和課題而撰寫的文學史固然多少也有嚴肅的一面，但也成了功利化的產品，基本很難成為具有原創性或創新性的文學史。試想，跡近垃圾的所謂教材如何能夠教化出高水平的大學生和研究生？在這種情形下，那種借“國學”或新國學（中國學術）來培養所謂“大師”的喧囂或呼吁，聽起來很美，其實不過是“浮云”而已。前幾年在德國漢學家顧彬的新書發布會上，曾爆出“現存于世的中國文學史多達6000多部，其中中國現當代文學史達1000多部”的消息，經報道后激起強烈反響。顧彬言論時有夸張（包括中國當代文學垃圾說等），這里所說的文學史也許在數字上亦有明顯夸張，但劣質文學史生產過剩卻是一種事實，讓人感到強烈不滿卻又常常感到無奈。章培恒教授曾表示，我國近年誕生了眾多中國文學史的現象確實存在，這肯定是不合理的。學校擁有選擇教材的權利自然無可非議，可由此也產生一定的問題，比如經濟利益和學術標準孰先孰后的問題就很難解決好。眾所周知，教材的數量是相當可觀的，如果教材編寫者能夠打通學校的銷售渠道，其經濟效益也一定相當可觀。正因為如此，一些高校老師比較熱衷于編寫教材。⑧這是揭秘性質的分析，值得深思，或可引以為戒。

其四，從文學史編纂形式上看，則出現了比較嚴重的模式化現象。編寫這種模式化文學史幾乎談不上理論思考及文學史研究，而“文學史研究成果的一個重要價值在于，是否能以獨特的思路和史識（包括歷史的眼光）對文學歷史、文學現象有獨特的發現，即通過文學史研究得出文學歷史現象獨特而有意義的見解”。⑨沒有獨特的文學史觀念或膽識，根本談不上創新意義上的“重寫文學史”。特別是，中國現代文學史由于意識形態或黨派爭端等原因，再加上曾經發生的運動留下的后遺癥和心理恐怖等潛在原因，從事中國現代文學史編纂較之于古代文學史編纂的“危險”系數似乎大一些，于是下筆謹慎，樂于依循現有敘述模式便成了一個“特點”。很多編纂者習慣上都在套用現有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既定的敘述模式，諸如以建國為分水嶺、以現實主義為主流正宗、以10位左右的大家為一流代表作家、以政治需要或時代特征為言說背景等等，輔以個人熟悉的材料有所增刪，在不長的時間里即可以從容自如地編排時代背景，講述作家生平，揭示作品主題，欣賞藝術特色。各章節字數甚至也預先設定，參編者按部就班、駕輕就熟地操作一番，就可以完稿交差了。難免有的海外學者會詫異于中國內地“生產”文學史著作的“多快好省”。

其五，由于文學史理論建構的缺陷，遂有意無意造成了我國現代文學史文本的某些缺失或薄弱環節。由于顯意識或潛意識中存在著某些歧視、輕視、忽視等問題，使我們的總體性現代文學史存在著不少弱點或缺失，如自有特色的少數民族文學、舊體文學、民間文學、通俗文學、兒童文學、山水文學及臺港澳文學、民國“主流文學”等，在我們的現代文學史中都若隱若現或基本隱形，仿佛這些文學都無足輕重，于是現代文學史的豐富性受到了嚴重的遮蔽。不僅不夠重視莫言等作家，而且不夠重視女性作家及女性化作品；不僅不夠重視人性文學、生態文學，而且不夠重視邊緣文學和網絡文學。有一些文學史撰寫者基本沒什么理論水平，也無心無能去發現有價值的文學現象和作家作品，遂導致“真正的文學創作”可能走在理論之前，也走在文學史文本之外的現象不斷發生；有一些文學史撰寫者或“崇洋”或“媚政”，不是妄自菲薄貶低現代文學，就是妄自尊大抬高現代文學，遂導致遮蔽或失準、輕視與忽視等文學史書寫的現象接踵而至。有的文學史家已經關注到這些現象，如黃修己在《中國新文學史編纂史》⑩中就曾介紹過1995年以前少數民族現代文學史編纂的一些情況。他指出已出版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著，基本上是漢族的文學史。正是由于我們崇尚的這種名為中國現代文學史實則為中國漢族或漢語文學史，且往往只關注宏大敘事、重大題材、主要流派的代表性作家作品，于是就留下了許多“現代文學史”外的文學史海，依然風光無限，令人流連駐足，且必能有滿意的收獲。遺憾的是，現在我們似乎又走向了另一極端，使文學無限泛化，而這種相對主義的過分泛化的文學觀念也會給文學史的研究與寫作帶來混亂，并且形成其無法擺脫的悖論性的困境：如果一切皆文學，文學無邊界，那么文學史寫作就幾乎無法進行。文學史研究要重視對具體文學現象的研究，但絕不能止于對個別現象的孤立研究。文學史既要與一般的政治史、哲學史或思想史區分開來，使之具有“文學”史的意味，同時又“要與孤立的作家傳記以及個別作品的鑒賞加以比較和區分，使其成為文學史的研究”。為了更好地研究文學和撰寫文學史，拓展理論視野、提高理論水平仍是必要的，如從王富仁《“新國學”論綱》等長文提示的理論視野，以及“新人學”（包括文學人類學、文學文化學等）提示的寬闊思路，即可重審新文學，整合多元素，重寫文學史。這種“新國學”思想的整合取向和學術激情也明顯刺激了許多學者開始自覺從事相關論域的“開發”或“掘進”式思考與探索，在文學史研究和實踐領域也具有重要的意義。事實上，由于理論視野的不斷拓展，對文學史與文化史的互動、文學史上的作品出版與文學的互動、教新式育與文學發生發展的互動等文化運演機制等便給予了越來越深入細致的研究。

其六，基于前述的這些原因，新時期以來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撰寫在取得歷史性重要進展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值得注意和反思的新情況，其中，理論缺失或弱化理論而造成的淺薄、狹隘、失準、機械、堆砌、克隆等形態的文學史紛紛出籠，呈現出一種“學科輕化”綜合癥。由于現代文學史這一支撐本學科的“頂梁柱”沒有足夠的分量，導致很多專業教師和學生都看不起現代文學專業。有的知名學者和研究生都曾嘆息過“誤入歧途”，游離學科、專業的想法揮之不去。筆者曾從“文學文化學”的角度，將一味貶低、哀悼中國現代文學或20世紀中國文學的思想傾向及態度稱之為“新虛無主義”，并從文學創作、文化創造的角度認定中國現代文學是“大現代文學”，也有自己的“文學大師”和堪稱輝煌的文學業績，樹立了不朽的文學世紀豐碑。盡管存在的新舊問題仍有許多，但都不能否認這種起碼的現實和事實。而在正視時代變遷和文化發展的背景上，我們來看中國現代文學，就可以坦然自若地承認它與世界文學的接軌不是自掉身價，更不是自我泯滅；就可以理直氣壯地宣告中國現代文學已經實現了現代轉型，并在發展中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文學風格，取得了不可輕視的文學成就。賈植芳先生曾明確指出：“正像我國的古典文學曾對世界文學的總體構成產生過重大影響并作出巨大貢獻一樣，我國的現代文學也是世界現代文學總體構成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不僅表現為它曾經以‘拿來主義’的態度接受過馬克思主義與其他外來思潮、理論和文學樣式，同時還表現為它以輝煌的文學成就向全世界宣告了一個東方古老民族在文化上的新生。”誠然，這樣的評說并非夸張，相信事實（文學傳播與國力增長往往成正比以及文學的國際獲獎等）會越來越有力地證明這點。因此，從文學史書寫與學科建設的角度來看，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理論品格建構也確是非常必要的和迫切的。

這也就是說，盡管筆者在此羅列了上述諸多“不良現象”，對其原因也有所分析，但過去在中國現代文學史編纂方面取得的業績也畢竟是相當突出的。雖然有龍混雜、泥沙俱下，但我們仍然需要積極借鑒諸位文史名家如王瑤、唐?|、嚴家炎、黃修己、黃曼君、吳福輝、孔范今、朱德發、陳思和、陸耀東、朱棟霖等等所取得的寶貴經驗，努力像他們那樣做到深有學養、造詣精深、理論水平高且念念在乎有所創新，并在此基礎上編寫出新的能夠反映學術新進展的具有理論品格的學者型文學史。同時也要努力向境外漢學家（如夏志清、李歐梵、孫康宜和顧彬等等）學習，盡管他們編纂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也存在某些問題，但因其獨立思考的特點非常明顯、文學本體意識較強，所以也還是有較大的借鑒價值和啟示意義。特別是在“莫言現象”或“莫言事件”發生之后，我們都應從更高更寬的理論視野來思考山東地域文學、中國現代文學（即包括通常所說的近代文學、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及其與世界文學的關聯，思考與之相關的文學史價值、意義。這也可以說明，盡管我們應該排拒克隆性、拼貼型、淺薄化的現代文學史，但我們依然需要多樣多元的現代文學史世界。特別需要理論含金量高而且極其富有啟發性的文學史，需要原創性強、理論水平高的文學史。

思考是無盡的，理論之樹常青。圍繞中國大現代文學史的言說也會持續下去。筆者在本文最后僅就如何增強中國現代文學史理論色彩和創新性簡單提出兩點設想：一是亟待完善相關思考，進行“跨世紀”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有機整合，使之具有學科、專業建設的意義。過去的“中國現代文學史”曾經僅僅局限于民國“三十年”，如今則一定要進行“跨世紀”的縱向貫通，將19世紀末、20世紀及21世紀初的文學發展規律研究和整合書寫視為當務之急，從而確立宏大的中國現代文學史觀（即“大現代”文學史），超越此前的三段式或“20世紀中國文學史”等斷代方式，并積極帶動相應的文學史編纂實踐，成功建構新的也是名副其實的中國大現代文學“通史”；二是要從理論層面深刻把握住“現代性”的“兼容”特征，既要注意文學史撰寫的多樣化、實證化、個性化、人性化乃至“生命化”的優勢和局限，更要注意在總體中國現代文學史敘述中進行適當的擴容，即不僅要進行上述的縱向性的歷史整合，還要在世界文化交流和中華文化語境中，致力于打破“文體歧視”、“雅俗對立”、“民族歧視”等，從而努力聯通新舊文體、貫通雅俗文學、融通各族文學，以此達至文學史編纂的“三通境界”，進行最為有效的橫向整合，從而“磨合”或創編出恢弘大氣、富含啟示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并對文學發展及文學教育等產生積極而又重要的影響。

本文作者：李繼凱 單位：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