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啟蒙文學史觀

學界繁復治史和百年新文學歷史的荒蕪形成明顯反差，主要原因在于，大多史家雖然不乏學識，但缺少史識。正如丁帆指出的那樣，很多人“缺‘骨’少‘血’”，既無對文學的忠誠，又無對真理的堅守。丁帆在當代大陸文學史歷史主義的幽靈中尋找自己的治史方向。他對文學史的興趣萌發于醞釀“重寫文學史”的20世紀80年代，由早期的現實主義的鄉土美學建構，到富有啟蒙精神的歷史和現實語境勘探，再到知識分子立場的不懈追問，他逐漸形成了歷史主義的文學史觀，選擇了一條看似老套的啟蒙主義的文學史路線圖。自覺的啟蒙意識使他秉承思想先行的文學史理念——文學史首先應是智識史，其次才是文學史。丁帆的文學史觀存在歷史與美學兩大精神要素，與他文學史研究中的啟蒙思想有密切關系：“我贊同用發展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辯證法來解析一切文學史的問題，那就必須設置一個有恒久生命力的治史價值原則。我以為被馬克思主義肯定過了的啟蒙主義的價值觀應該成為文學史恒定的價值原則，它既然已經成為人類普遍的人文價值共識，我們就沒有理由去拒絕它，尤其是中國現代文學的治史觀念和原則更應遵循這個被實踐證明了的普遍真理——人、人性和人道主義的歷史內涵是其評價體系的核心；審美的和表現的工具層面是其評價體系的第二原則。‘人的文學’仍然適用于我們的治史原則。”曾有兩位西方學者系統表述過對歷史主義思想譜系的不同看法，他們分別是英國的卡爾•波普爾和德國的弗里德里希•梅尼克。波普爾將歷史主義看成極權主義的前奏，看成了“個體零星工程”的敵人。無論亞里士多德的歷史主義，還是卡爾馬克思的歷史主義，都受到了波普爾的激烈質問。梅尼克則令人信服地闡明，啟蒙運動作為歷史主義興起的重要條件，二者之間存有很多共同點，啟蒙歷史學中的“精神力量和渴望歷史知識的力量”在歷史主義的起源中扮演重要角色。而“歷史主義的核心”并非是有可能俘虜人類的精神和靈魂的“普遍化的觀察”，而是一種“把嶄新的生命原則應用于歷史世界”的“個體化的觀察”。丁帆顯然采取了梅尼克的歷史認知方式。雖然他也激烈地抨擊極權政治對文學個性的扼殺，但他一直在自己的話語可能性之內認可歷史主義，甚至為某些現象援引馬克思的歷史美學：“如果用一種傳統文化的中庸方法來解析這種現象（保爾形象的經典化，引者注），便可以‘歷史的和美學的’一次二律悖反作答”。

丁帆刻意要在歷史主義真正到來之前，在文學史中嵌入啟蒙精神。一些發生在中國大陸歷史事實也證明，未經啟蒙精神熏陶的歷史主義是行之不遠的。1960年代初翦伯贊的歷史校正，1970年代末熱血青年們短暫溢出政策邊界的歷史糾偏，1980年代末的“重寫文學史”的眾聲喧嘩，都成為歷史求真精神的曇花一現。在歷史蒙蔽還未破除的當代中國，放棄啟蒙，片面追求歷史主義，只能更加快速地逼良為娼，將文學史捆綁在專制的歷史權力秩序內。很多啟蒙斗士已經在各種“后學”中改弦易轍，但丁帆從未放棄過對歷史言說權力的爭奪。作為一名對文學制度保持醒覺的學者，丁帆對在制度中發生變形的文學史逐一勘察和校正。他以歷史與美學為雙翼，以文學中豐富多變的人性為人文依據，也能兼及文學的形式問題。他以鄉土文學、女性文學、自然文學等文學門類的研究表達美學見解，對文學史研究領域則投注了啟蒙者持久的思想注意力。他預言了一個文學的病態語境“思潮”消失的可怕：“思潮、流派以及個性化創作的嚴重缺位,這種樣式的文學將消失于二十一世紀的文學史之中。”這是一位啟蒙主義文學家的思之惑。早在1980年代中期，丁帆就提醒自己規避有“術”無“學”的學術研究，稱頌文學批評的獨立品格，并恪守至今。唯其如此，才能在治史中客觀求實，拂去文學的專制塵埃，還文學史以自由本真的面目，也為文學的現實問題找到歷史根源或形成歷史鏡像。這種啟蒙主義的文學史觀，注重歷史認知的祛魅、祛蔽，讓歷史主體在思想光照中走出無名之境。比如，丁帆提出“民國文學”的概念，并對“民國文學風范”的文學史認知價值進行了初步闡述。他大刀闊斧地將纏繞百年文學的藤蔓斬斷，以“民國文學”為經線，重新拉起漢語文學發展的復線結構。這等于他已經為大陸文學的美學困局找到了頗有價值的現實參照：大陸文學的一部分歷史正在以讓人親切的現實面目走在不遠的對面。盡管他為自己“閃爍其詞、詞不達意、欲言又止”的文風深感自責，但還是成功揭示出，“從1912年肇始的‘民國文學’一直延伸到1949年，進入臺灣后，開始從一個正統的地位逐步進入一個被邊緣化的過程，乃至于最后被林林總總的文學潮流和現象所遮蔽和覆蓋”。

丁帆認為，文學史家故意將新文學開啟時間提前與延后的治史行為與“國體”與“政體”為參照的慣常做法相悖，這種“無視或貶抑辛亥革命歷史價值”的錯訛舉動，與上世紀思想界的“五四”權屬風波有相似之處——人們的歷史意識在這一點上似乎并無半點進步。在丁帆看來，對1912至1919這七年的遺漏，與對“十七年”文學與“文革”文學歷史內容的刪減，就史家而言都是對真相的故意遮蔽，屬于同一治史誤區。“今為辛卯，何為辛亥？”正是一個啟蒙主義文學史家典型的歷史追問，其意涵深刻，精神史在歷史慣性中的蛻變也不言自明。這種洞見是在長期思想鋪墊的基礎上實現的。1990年代末，對知識分子身份認同、價值立場問題的研究曾是丁帆文化研究的主要內容。在這個學術行程中，他對知識分子的身份、批判精神和道德立場的嶄新認知也刷新了他的文學史觀。社會轉型期知識分子的文化選擇投射出他們的精神史。用思想喚醒歷史，利用地域文化的他者反觀自身，更全面和清醒的文學省察意識開始形成。爾后，對“文革”的認知促使他發現極權文化的暗影，并對文學史進行了更加全面的思想清點和審美審視，與此同時，民間話語立場作為獨立思想的價值得到了關注。這同時也得益于丁帆對“十七年文學”和“文革”文學研究的成果——他從這樣的研究獲取的成果并不是歷史知識，而是重疊的問題和精神悖謬，是有待闡明的思想原相。《中國當代文學史新稿》《中國新文學史》等文學史的治史實踐，也錘煉和升華了這種啟蒙文學史觀。

二、以斷代作為治史的結構要素

對丁帆在中國百年新文學研究中形成的啟蒙文學史觀進行結構分析，可以發現一些與這個學科密切相關的、結構性的思維元素，“斷代”即是其中之一。與斷代相關的“節點”“語境”“轉型”等概念，在丁帆的啟蒙文學史觀中是不可或缺的歷史語素。“斷代”，這個歷史描述中的一個相對獨立的單位是作為動詞使用的，指治史者對歷史客體在一定歷史觀念下的區分。考察一位當代文學史家的史識，可以通過分析他的斷代觀念來完成。

在晦暗的文學史面前，充當啟蒙者的文學史家要行使個體主動權，他面對體現出時間特性的歷史客體，要進行重新分區和整理，以確定文學史描述的對象和單位。一切當代史的斷代都會對治史者形成治史品格的考驗。中國新文學史的斷代更讓人覺得棘手，種種因素導致這一問題不能安然作為純粹的學術課題加以探討。文學史因政體問題形成了文化分野，對大陸學者而言，治史有制度藩籬，包含一定程度的禁忌。像丁帆這樣以啟蒙為歷史之眼的文學史家，對文學史斷代問題體現出濃厚的興趣，構成他文學史觀的基本要素。與大多學者規避政體和文化分野、將文學史納入客觀編年的做法不同，丁帆對百年新文學斷代問題的思考較多。他認為，“文學史的斷代不能依據當代人的好惡來隨意進行時間的放大和拉伸”，他主張選擇朝代更迭和社會轉型作為新文學的斷代依據。這種選擇體現出一種直面的品質。特別是他基于“朝代”的斷代意識，對乖張的規避行為提出種種質疑，打開了一個類似于阿倫特所言的“黑色大陸的幻影世界”：一切偽飾都被還原，那種類似于上流社會制造的“罪孽周圍”的“高尚氣氛”將在這樣的文學史行動面前煙消云散。文學史斷代思維的重中之重是對歷史節點的把握。百年中國新文學中的重要歷史節點被他一個一個找出來：“辛亥”是一個被人為遮蔽的文學斷代盲點；1949年作為“十七年”文學的轉折點，其史學意義也被闡明；由對“文革”的關注前探到1949年，再反觀當下，再閃回到辛亥革命——這種節點意識表現出他對文學史經線的反復尋找，尋找在文學史中起關鍵作用的“文學風范”的前因后果。這種文學史斷代意識在丁帆的啟蒙文學史觀中，有時體現為割裂和舍棄，如他對兩岸鄉土小說異質話語的解剖與拆分，但更多時候則體現為文學的整合和歸納。文學史發展的不均衡性與歷史整一性在斷代的兩種策略中凸顯出來。這種斷代觀念對應的歷史建筑行為十分清晰：治史者不但對文學演進中審美特征作歷時勾連，也對文學意識形態差異進行共時區分。丁帆主張在歷史描述中打通古今文學隔膜，對“現代”和“當代”的人為割裂作了史家的自省。他善于描述文學在轉型期的狀貌，中國鄉土小說于世紀之交的轉型，新舊文學的分化，都進入了他文學分析和歷史描述的視野。尤其值得稱道的是，基于現代性與后現代性互滲理論，他對新世紀文學語境和存在本質作了準確的歷史分析。

在文學史研究中，類似的理論探索和現實勘察經常出現，沒有清醒的文學史觀是無法做到的。丁帆還是較早看到“十七年”文學歷史實質的學者，他打通“十七年”與“文革”的歷史割裂，破壞了這個一向安全的文學史單元。進而，他用現代文化理論解析“文革文學”的錯位，展示“十七年”文學與“文革”文學緊密的歷史關聯，為進一步論述文學三個三十年斷代創造了理論策動點。丁帆連續對當代文學史的關鍵點進行審察，形成多元化、多視角的文學史觀。斷代的共時區分則促成了丁帆文學史觀中獨特的比照史學，比如，對中國大陸與臺灣鄉土小說的歷史比照為身居文化分野中的漢語文學研究提供了成功范例。另外，對文學現實文化語境的分析則進一步形成深刻的歷史醒覺，在其中，知識分子的價值立場得以不斷重申，思想和審美在歷史觀念中的存在格局也在不斷調整中。一座新文學的歷史建筑，從斷代方法可以看出它的建筑法則和建筑者的魄力。丁帆比平庸的建筑師們更愿意背著當代文學史結構中“一個重重的問號”前行，并愿意為此付出“十分沉重的非學術性代價”。

三、浪漫主義情懷與文學史活性

丁帆的文學史觀充滿人性關懷，人性思索的深層意識貫穿他的治史過程。歷史主體的覺醒，可貴的自由精神和現代審美意識，這些品質使他能夠“正視理想主義與浪漫主義這一不可逾越的人類精神標高”，并把它們作為啟蒙史學的原動力。由于丁帆把浪漫主義作為啟蒙文學史觀的精神支撐，他的文學史描述往往充滿人文活性。在丁帆的歷史視域中，分布著一些游離于歷史時間之外的存在物：永遠能獲得審美眷顧的那些鄉土美學、男性文化視閾無法抵達的一部分女性寫作、能帶來生命炫麗圖景的都市欲望，都一遍遍幫助他在歷史權力的較量中保持恒定的美學立場，保持恒定的文學史整體觀。因存在審美和人性的多視角，他的啟蒙主義的文學史對歷史本文保持敏銳的觀察力，歷史并不為思想性而削弱文學性。他對鄉土小說多元與無序格局的歷史描述，正是以人性在都市欲望中的痛感為著眼點的。浪漫主義情懷與啟蒙思想者的立場催生了丁帆富有特色的女性文學、鄉土文學與自然文學的研究，它們是文化批判與浪漫主義的美學趣味充分融合后產生的文學史景觀。丁帆對浪漫主義的終結和女性話語的困惑一直憂心忡忡，在文學與歷史中尋覓美的和人性的存在，并因此不憚于思想的裸奔。因此他能夠將鄉土文學的歷史考察拓展到文化形態比照的領域，也能考量現代西部文學的美學價值。21世紀第一個十年的文學研究，可以看到啟蒙文學史觀對丁帆學術和精神的回饋：他對鄉土文學研究的再度介入，對新的論域的拓展，都顯示出一位具有理想主義情懷和較高審美能力的文學史家的學術活力。他對人性與生態、人性與文明之間的悖論在文學史中的呈現了如指掌，不斷從容回答著怎樣以文化批判者的獨立精神面對歷史和審美之類的文學難題。

丁帆也許已經意識到，只有保持類似于以賽亞•柏林那樣的對專制和藝術的雙重敏感，才不至于在歷史描述中錯過在專制體制下的藝術繁榮，或錯失對一種藝術繁榮的可能性的培育。啟蒙史觀這種梅尼克式的作為前奏的“中庸”的歷史主義，在柏林那里又成為關于浪漫主義和自由主義的自由概念，歷史理性和自由精神中包含的藝術的“必然性”相混合，形成啟蒙意識與浪漫主義相反相成的“歷史意識”——也許只有這樣，文學的歷史才真正能成為一場風味悲壯的音樂會。因此，丁帆的文學史往往是既有強壯的思想骨架，也有豐滿的藝術血肉的活體。在《中國鄉土文學史》中，我們看到的正是啟蒙視域中鄉土浪漫主義的一次美學延伸，作家作品妥帖安居于這個至今依然有生長點的歷史有機體；在《中國新時期小說主潮》中，思想之潮與人性之潮、審美之潮共同奔涌，讓這部斷代史具有歷史理性與個體激情共生的風格；《中國當代文學新稿》在同期同類編著中的歷史活性也十分明顯，清醒的洞見和審美的片刻迷醉都能從中覓得。如今，啟蒙揭橥與浪漫情懷共同支撐的文學研究還在丁帆的學術生命中延伸：對中國現代文學制度史的專門研究，對鄉土文學學術史的整理，對系列中國新文學史觀的重新踐行，都是值得期待的學術研究進程。思想史觀與文學審美史觀在丁帆的文學研究中得到了啟蒙情懷和理想主義的營養，從未偏廢，他因此能夠看到思想史與文學史的互動，能在文學史斷代中對乖戾的歷史封建保持清醒，在維護文學史生長根基的同時把握紛繁多變的文學現實。民國文學作為重要的文學資源，也必將在知性與審美對這些研究進程作雙重滲透。丁帆對文化制度的不懈質詢是以歷史的整體觀為前提的，民國文學史觀對中國現代文學制度史研究的影響將在他的新著中不斷呈現出來。與此同時，鄉土文學的衍生研究領域也必將繼續承擔對歷史痼疾的美學撬動，人性史觀也保證了中國新文學史中薄弱的人性意識被充分陳述和鍍亮。

在當下，一位文學史家要做一個清醒的歷史見證者，在某種意義上就是思想革新者。對于沉陷在“小文學史”中的各種研究誤區，丁帆直諫不諱。他探索并洞悉文學史觀中的軟骨病，拒絕對西方歷史策略的簡單對接，但他與先進的文學史觀之間并無難以逾越的隔閡。這些已經被理論眩惑的青年學者拋棄的啟蒙話語，幫助丁帆找到了屬于自己的歷久彌新的歷史標點。他并非是蠶食他人的文學史據地，而是對沉浸在文學的其他歷史興味中的蒙蔽之態和封建力量深感痛心，進行了不斷的棒喝與警策。他因此清點出被庸俗歷史學埋葬的很多文學史進程的關鍵節點，尤其對于民國文學史源點的考證幾乎到了錙銖必較的地步。對于那些關于歷史主義、甚至新歷史主義的散漫常識，他的態度尖銳而直接。啟蒙使他從不離開現實理性，但他的啟蒙史觀又充滿理想主義色彩。在啟蒙史觀的急促表達中，丁帆在復雜的歷史霧靄中透露出一名當代知識分子清醒的見證力。當然，任何一名當代治史者，都不可能對整個百年文學進行在場的細描——丁帆需要同行者，在多種文化力量拉鋸戰式的混亂格局中，一起為蟄伏在不遠處的歷史主義文學史觀補啟蒙這一課。雖然他以中國當代啟蒙者的滿腔誠意向以賽亞•柏林等學者致敬，體會到了浪漫主義的真正用途：一個較真的啟蒙主義文學史家往往滿目瘡痍，但他們卻可能懷有完美的理想主義。這不影響他看到那些文過飾非的文學史中還有一些留待校正的錯訛、必須揭橥的真相。

當然，丁帆的啟蒙史觀在當代龐大的新文學歷史構建中也只是探索了一個思想前提。他至少提示人們，如果當代學者對百年文學史見證力有所缺失，這并非是因為他們缺少歷史理論，或沒有占據文學史料，而是因為治史者的歷史意識出了問題。

本文作者：傅元峰 單位：南京大學中國新文學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