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代社會政治環境對龍泉青瓷審美文化的影響

宋代經濟的富足與軍事的積弱，直接影響了文人士大夫的群體性格，使宋人失去了漢唐那種博大開闊的眼界與奮發向上的理想，代之而起的是寄情山水、游戲人生的享樂型思想觀念與生活方式。因此，宋代從皇帝到士大夫，皆集風雅詞客為一身，入世做官，出世做仙，品茶斗酒，吟詩作畫，可以說，他們一生都沉淫于享樂文化之中。于是，宋人的審美文化也就在享樂型的生活方式與社會環境中逐漸形成。相對于唐朝國強軍壯、名震四海，宋代則是國弱軍疲，偏安一隅。由此，唐宋兩代生發出的審美文化截然不同：唐人崇尚的是強者的激情，以及表現出氣吞云夢、雄壯豪邁的陽剛之美；宋人抒發的則是弱者的憂思，他們更喜好淡泊閑適、寧靜優雅的陰柔之美。隨著宋代經濟的發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社會上出現競相收藏名人字畫、精美瓷器之風尚。為適應和迎合當時以“尚韻”為美的審美需求，各地瓷窯競相模仿、創新，以致新的釉色、造型和裝飾手法層出不窮。龍泉窯在這一大環境下，通過對坯料、釉料及燒造工藝的改革，燒出了著名的粉青釉和梅子青釉兩大品種，形成了含蓄典雅、端莊雋永的藝術風格。龍泉青瓷這種能媲美翡翠的審美特征和素雅簡練的造型，正符合了宋代文人士大夫溫文儒雅、沉穩內斂的心理需求，所以大受社會有閑階層的歡迎和厚愛，龍泉窯也迎來了歷史發展的巔峰時期。

二、宋代禪宗思想對龍泉青瓷審美文化的影響

禪宗是印度佛教與中國傳統儒道思想相結合的產物，是中國化的佛教思想，它興于唐卻盛于宋。禪宗對宋代文人的行為方式、藝術思想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南宗慧能大師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這首偈語詩道出的正是“頓悟成佛”的禪宗思想，提倡人要“凈心”觀照宇宙萬物，才能體悟萬物之本質和生命之意義。人“成佛”還是“成凡夫”都在一念間，有與無、彼與此都沒有絕對的差異和界限。所以，一念間之轉換，便能領悟到人生之真諦。這種境界，對宋代文人斷除煩惱，獲得心靈的寧靜與和諧，無疑是極好的歸宿，因此，參禪悟道很快就被他們所接受，并盛行一時。受禪宗思想影響，宋文人困頓之心豁然開朗，于是寄情于山水，游藝于書畫，疲憊之心終于得到徹底的宣泄和放松。禪宗思想深入到了宋代文人的心靈深處，不但影響了他們的生活態度，更影響到了他們的意趣愛好與審美情趣，從而逐漸建立起簡約、淡雅的審美觀。以粉青、梅子青為貴的龍泉青瓷，色澤柔和、清澈透明，給人以寧靜、悠閑、舒適的心理感受，這正與禪家“空靈”“虛靜”的審美境界相契合，是禪宗所提倡和追求的心境。中國美術學院陳淞賢說，“龍泉青瓷是一門‘禪’的藝術，它的審美移情，并不完全依賴于視覺，而更多的依靠心覺，甚至是聽覺、觸覺，它主要是通過‘心悟’進入審美境界，因此，它排斥一切有損于成色的人為加工。”②的確，許多宋代龍泉青瓷常素面無紋，價值卻像玉器一樣，只在于其形制、顏色，以及那種圓潤的觸覺，看似為普通的生活器物，卻帶有深刻的精神內涵與藝術韻味，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文人進入禪道的境界，是其理想的化身。禪宗是東方文化的奇葩，集中國儒釋道思想之精華，其講求韻味與余情、空靈與疏淡的審美思想，對宋代文學、書畫甚至工藝美術的發展影響深遠。龍泉青瓷能在宋代大放異彩，達到歷史高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是禪宗美學思想選擇的必然結果。

三、宋代文人畫對龍泉青瓷審美文化的影響

藝術是現實生活的高度概括，如果說宗教畫反映了初唐社會幻想極樂世界的精神面貌，“仕女畫”代表了盛唐上層社會繁榮富貴的審美風尚，③那么，宋代文人畫則表達了當時文人士大夫乘興揮寫、游戲筆墨的審美情趣。蘇軾是當之無愧的大文豪與藝術巨匠，是宋代尚意新風的領袖人物，他在《書朱象先畫后》云，“能文而不求舉，善畫而不求售，文以達吾心，畫以適吾意而已。”蘇軾強調繪畫的非功利性和娛樂作用，他認為作畫要不媚俗于人，不逢迎于市，逸筆草草，不求形似，他崇尚的是清雅悠遠的意境與天趣自然的內在精神。蘇軾認為只要有內在精神，有天然意蘊，“凡物皆有可觀”，山石花草、杯碗盤碟，都可以寄托情懷，慰藉心靈。他在《超然臺記》中提出，“凡物皆有可觀，茍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怪奇偉麗者也……彼游于物之內，而不游于物之外。”蘇軾審美觀是宋代文人審美思想的代表，這種強調器物內在意蘊與天趣自然的審美理念，不但對宋代文學、書畫藝術的風格影響巨大，甚至對宋代工藝美術的發展也有不可忽略的影響，使這些姊妹藝術之間保持著相近的美學旨趣。杭間曾說：“即便如陶藝等技術性很強，純由匠人運作的門類，也能較好地體現同時代以文人為主流的審美思潮，并與繪畫結合，與藝術潮流保持同步，可以說在整個中國古代工藝美學思想史中，宋代的工藝美學思想是與同時代的哲學、美學思想步伐最一致的一個朝代。”④“將宋瓷置于文化的背景下審視，我們體會出一種意味之美……它蘊含在宋瓷中，也表現在宋代文人畫和宋瓷里”。⑤正因為文學、書畫與工藝美術有著相近的美學“意味”，這些姊妹藝術之間必然相互影響、相互滲透。從書畫與工藝美術的影響上看，宋代文人畫對龍泉青瓷裝飾風格的影響顯得尤為直接與深刻。如南宋龍泉青瓷圖案裝飾就以筆簡意足、疏淡簡遠為主要特征，寥寥數筆，極為生動而富有韻味。對此，朱伯謙在《龍泉青瓷簡史》中寫道：“寥寥幾筆就是一尾搖鰭擺尾活躍于水草中的游魚，或是幾朵含苞欲放的蓮花和迎風搖曳的荷葉。……這一幅幅生動逼真、栩栩如生的畫面，說明本期（南宋）瓷器的裝飾，已由以前呆板的圖案轉變為生動活潑的寫意畫。”⑥雖然龍泉窯的能工巧匠與同時代的文人士大夫相比，在文化涵養上有文野、精粗之分，但那些青瓷畫工的審美理念與繪畫技法，或直接，或間接，但必然會受到文人畫家的影響，因為他們很清楚哪些產品更易受到藏家的歡迎與喜愛。從實物上看，龍泉青瓷裝飾繪畫風格，由北宋時的繁復、呆板變成南宋時的簡潔、生動，與文人畫所追求的疏淡簡遠、流暢寫意的審美思想是一致的。

四、宋代對外貿易的發展對龍泉青瓷審美文化的影響

宋代朝廷一直重視海外貿易，推出了許多有利對外貿易的政策措施，先后在廣州、泉州等處設立對外貿易機構，并派內侍到海外招徠貢市貿易，以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尤其是“靖康之難”后宋室南渡，建都臨安，經濟實力很弱，急需重建社會秩序，為補充經濟不足，大力發展陶瓷對外貿易，加上龍泉地處東南，受戰爭破壞小，水上交通運輸方便，以及航運技術的發展，產品通過甌江直抵溫州，再由海運出口，可銷往亞、非、歐三大洲，這些因素都大大促進了龍泉青瓷對外貿易的發展。宋代龍泉青瓷熱銷日本、韓國及東南亞國家，其深層原因離不開中國文化的因素。這些國家無論從其歷史淵源、人文理念還是生活習慣上，都與中國有著緊密的聯系，都深受中國古代文化的影響。“日本人在崇尚自然美的同時，一方面受中國的影響，具有東方的美學思想；另一方面，或許由于其內心潛在著灰心、膽怯、心中無底，對人對物都懷有某種歉疚的潛意識，使日本人對悲傷、痛苦、失望、淪落寄予了較深的理解和同情，進而表現出對自省、寂寞、孤獨的偏愛。因此，自然、閑靜、幽玄的情緒綜合構成了日本審美的主要情調”。⑦日本人“灰心、膽怯”與宋代文人的心境有些相似，他們崇尚的“自然、閑靜、幽玄”之意趣，正是龍泉青瓷所傳達的審美精神。所以，日本人對宋代寧靜優雅的龍泉青瓷倍感親切，喜愛有加。對此，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研究士金英美先生說，南宋在社會文化方面對日本的影響非常大，“當時社會領導者引領了這種對中國文物的收集，日本許多文字記載中，都有關于龍泉窯青瓷的。在日本許多縣及首里城等地都發現了大量古代流傳下來的龍泉青瓷，反映了當時日本人特別喜愛龍泉青瓷”。⑧又如，古代韓國人的審美思想與宋人極為相似。韓國前博物館館長鄭良謨在《高麗青瓷》一書中說，“古代韓國人認為所有一切都屬大自然，神也包括在內。任何表面的粉飾和虛華都將在大自然的樸實中黯然失色。人與自然的完美的結合，才是美的至上”。⑨古代韓國人對青瓷的審美追求，幾乎就是宋代龍泉青瓷的樣式風格，“韓國美術在單純、簡潔的表現中追求美。這個單純簡潔不僅在造型上，而且在陰刻、陽刻、附著的裝飾物及顏料的效果上也是一樣”。⑩所以，簡潔典雅的龍泉青瓷在韓國大受歡迎，與宋代同一時期的韓國青瓷，甚至就以龍泉青瓷為審美參照。而遠離中國的波斯、埃及等非洲諸國，雖然在文化與審美習慣上與中國相去甚遠，但富有東方特色的龍泉青瓷，亦大受其君王及人民的喜愛。其原因，日本陶瓷專家三上次男在《陶瓷之路》中分析道：“中國陶瓷之所以被重視，當然是因為它確實是優質品，并且相當珍貴。至于數量巨大的仿制品的產生適應了當時人們的喜好，受到普遍的歡迎，這完全說明在當時的埃及興起了中國熱，中國式樣在埃及盛行。”而且，“陶瓷器方面的中國風格的流行，是波及整個中東地區的”。所以，各階層人士無不把龍泉青瓷作為最珍貴的藝術品來欣賞與收藏。由此可見，不管是近鄰之日本、韓國，還是遠離中國的波斯、埃及，都非常喜歡龍泉青瓷，尤其是對龍泉青瓷青翠欲滴、通透如玉的審美特征，都持高度認可與欣賞的態度。海外人民對龍泉青瓷的審美態度，通過供不應求的熱銷狀況反饋到國內，更加堅定了龍泉藝工的信心。于是，他們又擴大生產，增大規模，最終使龍泉窯發展成為當時全國最大的窯業中心。

本文作者：王澤玖 單位：麗水學院教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