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杜氏”警匪電影中的宿命與悲觀

傳統英雄主義的表征不復存在，類似于吳宇森電影中“正必壓邪”大團圓式的結局在杜氏警匪片中不再可見。英雄的漂泊及命運走向的不確定為英雄主義的表述籠上一層滄桑的浮塵。

1.社會變遷的淵源。即便是英雄也同樣背負著歸屬感的失去和對自我身份指認的困惑。“九七情結”改變了杜氏警匪片原有的敘事。在香港因其特殊的歷史背景，回歸之前始終被夾雜在殖民文化和大陸文化的困頓中。一直以來，港人希冀這種無限漂泊感的終結，迫切需要得到世界的認同與尊重。這一時期港人需要英雄，于是銀幕上各種英雄形象鱗次櫛比出現———他們是港人集體無意識的代言。電影導演“把香港在國際風云變幻中的地位和處境設計為電影中錯綜復雜的情景，設定一個形象作為香港化身，通過他的性格、思想、感情、情緒表達香港人的愿望，也通過這個形象直觀自身，理解自己在國際社會中的處境”。③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祖國，最終得以實現歸屬的愿望，中華文化漸已融入港人的生活，之前香港制造的“集體英雄神話”不再有用武之地。在杜琪峰的警匪電影中從《無味神探》到《奪命金》，警察已不再純粹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英雄形象，而是側重表現警員的普通公民身份。

2.濃重的存在主義色彩。存在主義哲學大師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說“只有死才排除任何偶然的和暫時的訣擇,只有自由地就死,才能賦于存在以至上目標。”④杜琪峰警匪電影充滿各種偶然性，英雄角色難逃宿命的安排和孤獨荒涼的結局，英雄與死亡之間往往有必然的聯系。《放逐》中的五位殺手因為情義再次聚首一起對付大飛，卻因種種偶然沒能逃出命運的擺布。阿和死后，其余四人行走在荒蕪的郊外，昏黃的影調映射出四人濃重的宿命感和悲壯的生命底色。槍手只將前途命運交給手中的硬幣，并且聽之信之。槍戰在杜琪峰的鏡語中是偶然的游戲，英雄的命運也在游戲中左右搖擺。“任何偶然不是一種假象，不是一種可以被人消除的外衣；它就是絕對，因而也是完全沒有根據的。”⑤在大命運前所有人都是過客：押運警察棄明投暗，槍手患得患失，一切都像無垠的浮萍，時而荒謬時而又在情理之中；影片中多次出現的簡單的問題：“去哪兒？”“往哪走？”實際上是英雄宿命論的一種表現。同時，從另外角度看，這種表達也映射了現代人的迷茫。此種問題在世紀末情緒中顯得尤為突出。

二.英雄形象的重構

杜琪峰警匪片中的英雄是宿命的、漂泊的、孤寂的，新形勢下的英雄主義被解構打碎，闡釋較為消極悲觀。影片中表現出對傳統英雄主義反叛的姿態，消解英雄主義的宏大敘事，英雄主義意識形態神化逐漸解體，呈現出去英雄化的傾向。然而，杜氏并不否認英雄的存在，而是以平民化的路線讓傳統“被神化的英雄”回到生活中，并以社會變遷為背景，重構現實中的英雄形象。

1.英雄概念屬性的轉向：去英雄化杜琪峰警匪電影大有“江湖不在，英雄破落”之勢，去英雄化是反英雄主義的核心。影片將傳統警匪片構建起的“英雄崇拜體制”完全打破：警察并不總是正義和勝利的代表，匪徒并不總是純粹邪惡的化身，警匪之間往往是一種貓捉老鼠的游戲；破落英雄隨波逐流，茍活在現代文明中難以實現自身價值；“杜琪峰迷戀的永遠是在現代文明中茍活的，現實中無足輕重但關鍵時刻能爆發出英雄本質的小人物。比較扭曲，有朦朧的道德觀，對工作執著，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正義感。”⑥《PTU》中警察英雄已不再，反是被塑造成正邪不分的暴力分子，傳統價值觀中對警察的正義形象被顛覆。《大事件》中警察又一次受到公眾質疑，警方努力希冀通過媒體維護集體形象，暴露出傳統英雄形象被建構假象。在《暗戰》中，英雄特質在警察與匪徒身上出現換位，英雄沒有黑白之分，影片只在乎他們身上反映出的英雄特質。

2.平民化路線：對家庭、情感的皈依。在杜琪峰個別警匪片中表現出英雄對家庭的向往，而不是依靠暴力渲染英雄氣質。英雄形象走下不食人間煙火的神壇，顛覆了觀眾對英雄原有的期待。“與現代城市社會相適應的是夫婦平權的家庭制度，家庭的核心功能是滿足感情的功能”⑦，杜琪峰警匪電影中的英雄多半表現出對家庭和情感的皈依。電影《放逐》中的槍手阿和逃離混沌的黑道生涯，有了自己的老婆孩子。曾經的槍手只將子彈零星散落在抽屜里，脖子上搭條破舊的手巾開著破舊的貨車置辦生活用品。阿和為了妻兒的安寧重操舊業，而每當同伴們不知去哪里的時候他都會說“回家”，對家的渴望是英雄內心的呼聲。照顧家庭中的妻兒勇于承擔家庭責任成為英雄的另一種闡釋，這種表達和傳統英雄主義倡導的黑色暴力美學大相徑庭。回歸后的香港人似乎更樂意接受完整的家庭和平靜的生活，更樂意接受生活中的英雄，而非雙手持刀打打殺殺的莽夫。電影正迎合了受眾的接受心理：人們更向往平靜的生活！這也是近年來香港電影不再出現類似于《古惑仔》之類電影的原因。

三.英雄與社會現實

現代社會多元價值觀也促成杜氏電影“反英雄主義”的表達。這是一個各方以利益訴求為目的的年代，江湖道義、英雄崇拜黯然失色，英雄深化成為過去式。這些草根英雄的在新的環境下出現信仰危機，且備受社會中各種現實問題的困擾。

1.對新秩序下社會問題的觀照。杜琪峰是個造夢者，但他并不總是徜徉在“黑色美學”的世界里。作為香港電影的堅守者，杜琪峰事業的發展和香港社會的發展緊密聯系在一起。從對九七回歸的隱憂，到新秩序建立后警匪類型電影的整體走向都有獨到的思考與見解，新時期杜氏警匪電影也將香港社會發展的大環境囊括其中。以《槍火》、《PTU》、《奪命金》為例，電影從側面揭露出香港警匪關系的復雜性。電影中黑白兩道爾虞我詐，時而立場涇渭分明時而又含糊不清。警匪關系好似貓鼠游戲，既有沉淪的警察，也有正義感強烈的匪徒。影片《奪命金》又將警匪關系構置在一場經融風暴中，通過復雜合理的情節設置，突出股市跌漲、金融風暴對香港各階層百姓的影響。警匪關系只占到部分篇幅，更多的是通過諸多個體的遭遇投射經濟社會宏觀語境。《黑社會》也描述了黑道群體的新秩序：黑幫分子不在靠打殺謀生，現在是生意的年代，先前情意深重的江湖道義已然落后過時了。

2.女性意識覺醒。在傳統警匪電影中女性角色基本處于從屬地位，并非英雄主義必須囊括的范疇，多數時候是以角色符號屬性出現。而在“反英雄主義”語境的表達中，女性角色成為影響男性做出英雄行為的重要動因。“女人不僅被文化生產，而且是新的文化的生產者，這一從文化客體向文化主體的轉化，是女性主體意識覺醒的高度概括。”⑧女性因其特有的陰柔之美在關鍵時刻亦能爆發出英雄氣質，這一點和杜琪峰英雄角色屬性的不確定性一脈相承。電影以此側面表現出現代社會對女性的尊重以及女性意識的覺醒。《無味神探》屬于此類最典型的影片，男主人公最后不但原諒妻子所犯的錯誤，更能反思自己身上的問題，接納妻子的一切。《奪命金》中警員張正方面對巨大的工作壓力和生存壓力，妻子Connie想盡快置業擁有穩定的家庭生活。張正方突然多出一個同父異母的妹妹，兩人的情感走向崩潰的邊緣。關鍵時刻Connie寬容地留下小妹，為張正方構筑穩定的家庭保障。上述影片均是在探索普通女性之于男性英雄的影響。

3.自由民主精神的探索。香港因其特殊的制度有著特殊的社會屬性。杜琪峰警匪電影從某種角度投射出對自由精神的向往和對民主秩序的追求。“有些學者把香港的社會意識形態屬性概括為：‘以自由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為主體，具有中國傳統文化和殖民文化深刻烙印的，多元化混合性意識形態’。”⑨“‘一國兩制’政策，更在理論上明確了香港資本主義與內地社會主義可以并存。”港人治港，正是基于這些理論得以實現。香港對自由民主精神的探索在杜琪峰的電影中有所體現。無論是漂泊的英雄還是灑脫的警察，這些英雄角色同樣有相對自由的價值觀追求。電影《大事件》更將香港媒介的社會影響功能大膽渲染出來。這部影片看似一場警匪搶奪戰，實則是對香港媒介“話語權”的質疑。“它所引發的探討是掌握了話語權的媒體如何異化自己的責任，如何在玩弄話語權力的過程中實現社會引導和商業利潤”⑩，同時更對警察的違背社會職責的“作秀”行為提出批判，警察的英雄形象再次顛覆。

本文作者：徐曉 單位：南京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