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未來走向越來越成為國際政治領域的重大議題。中國、美國和歐盟三者構成其中的主要行為體。但在貨幣體系、金融體系以及匯率體系這三個最為重要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子領域中, 中美歐三邊關系的利益聚合、互動方式和政策訴求會呈現出不同的變化。中國雖然在國際貨幣金融體系中的力量有了顯著增加, 但把自身的經濟實力轉化為金融影響力還需要一段時間。

關鍵詞：三邊關系; 貨幣體系; 金融體系; 匯率體系

在后金融危機時代, 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未來走向越來越成為國際政治領域中的一個重大議題, 而中國、美國和歐洲構成其中最為關鍵的三大行為者。這不僅是因為此三者的經濟總量及其所具備的全球影響力, 更是因為它們通常在若干重大金融議題上并不存在一致的利益并由此引發了巨大的政策差異乃至沖突。正是這種差異和沖突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未來國

際貨幣金融體系的基本格局。有鑒于此, 本文將對國際貨幣金融體系中的中美歐三邊關系進行研究。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其實包括有多個向度的子領域, 貨幣體系、金融體系以及匯率體系這三個子領域是最為重要的。中美歐三邊關系在這三個不同的子領域呈現出不同的互動模式。只有深入探尋在這些不同子領域的三邊關系, 才可能更好地把握整體上的三邊金融關系發展脈絡, 并因此更好地分析未來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演變方向。

一、中美歐三邊金融關系的簡要回顧

在中國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之前, 中國與西方經濟體系隔絕, 并不存在中美歐三方在金融領域的三邊關系。只是在中國改革開放以后, 隨著中國相繼加入國際金融體系的重要組成機制􀀂 􀀂 􀀂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世界銀行以及國際清算銀行􀀂 􀀂 􀀂 之后, 三方才在金融領域出現了某種程度的互動。 1!然而,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 這種三邊關系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三邊關系, 而是美歐雙邊關系占據了絕對的主導地位, 中國在其中并沒有多少發言權。這種狀況不僅在三邊金融關系中如此, 就是在中美、中歐這兩個雙邊金融關系中也是如此。在上述兩個雙邊金融關系中, 中國處于毫無疑問的弱勢和被動地位。原因在于一方面中國對于美歐主導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規則尚處于學習和適應過程當中, 另一方面,同時也更為重要的是, 中國此一階段的經濟實力以及相應的國際影響力相較于美歐明顯處于劣勢, 沒有能力在貨幣金融領域影響雙邊關系。美歐金融關系仍然在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居主導地位, 中國對其是單方面的依賴。在這一階段, 美歐雙邊關系, 而非中美歐三邊關系, 對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產生決定性的影響。中國無法有效參與, 更不用說塑造當時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重大事件了。廣場協議的達成, 克林頓政府所奉行的強勢美元政策, 歐元的誕生以及美歐在這一領域的博弈, 還有東亞金融危機等數次地區性金融危機構成當時國際金融體系中的主要議題。隨著時間的進一步推移, 特別是在2001 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 中美歐三邊金融關系出現了逐漸成形的趨勢。促成這種趨勢的主要原因是中國的迅速崛起: 根據名義GDP 來衡量, 中國先后超過英國、法國和德國等歐洲強國, 成為世界上僅次于美國和日本的第三大經濟體;2!根據國際貿易額來衡量, 中國現在已經超過德國成為世界第一出口大國, 而且對外貿易總額在未來一段時間也將超過美國; 從外匯儲備來看,中國外匯儲備增長驚人, 在短短幾年內迅速成為世界第一的外匯儲備擁有國。不斷增加的經濟實力必然會提升中國的影響力,進而改變原先那種只由美歐雙方塑造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格局。不過, 雖然中國在國際貨幣金融體系中的影響力相比前一階段已經有了很大提高, 但在中美歐三邊金融關系中仍然無法居于核心和對等的位置。畢竟無論從金融市場的影響力, 還是從貨幣的影響力, 以及國際組織的制度慣性等方面來看, 美國和歐洲依然是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決定性行為者。中國在諸多重要的國際金融議題中, 還僅僅處于活躍參與者的角色。此外, 三邊金融關系也僅僅是逐漸成形, 很難說真正形成。美國和歐洲除了一些確實與中國有關的議題上,比如人民幣匯率問題或者IMF 份額調整, 其他重大議題的通常處理模式或者由美歐單邊決定, 或者雙邊溝通協調。由美國次級貸款危機所引發的全球性金融危機則真正促成了中美歐三邊金融關系的出現。本次金融危機的源頭在美國, 并且迅速蔓延至全球, 包括中國和歐洲在內的世界主要經濟體都被深深卷入其中, 受到嚴重負面影響。要盡早走出危機, 僅僅有美歐之間甚至是西方發達國家之間的傳統協調是遠遠不夠的。如要進行有效的政策應對, 必須有廣泛國際參與的政策合作。美國和歐洲都已經意識到此點。新興經濟體因此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地位大幅提高, 對國際金融事務的發言權也大為增強, 而中國無疑是新興經濟體中最為引人注目的一個成員。非但如此, 這場危機所產生的一個廣泛共識是原有國際金融體系存有若干重大缺陷, 其中包括國際金融體系監管不力和國際金融組織代表性不夠等問題。要防止類似金融危機的再次出現, 彌補金融體系的制度缺陷以及進行相應的改革就刻不容緩。而在改革的過程中, 中國擁有不容忽視的發言權和影響力。這是各方都已經認識到的國際政治現實。至此, 金融危機改變了三邊金融關系的互動圖景, 中美歐三邊金融關系名副其實。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 中美歐三邊金融關系已經形成, 但嚴格來說, 這還不是一個力量對稱、影響力平衡的三邊關系。美國依然最具影響和實力, 歐洲居次,中國位列最后。美國的金融實力和影響力確實因為金融危機而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但在中美歐三邊金融關系中, 仍然是力量最強的主導行為體, 無論歐洲還是中國, 很難說能夠對其主導地位形成真正挑戰; 歐洲不僅沒有抓住金融危機的有利時機縮小與美國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實力差距, 反而遭受這場危機的較大沖擊,暴露了其在區域金融整合以及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等方面的固有軟肋, 無法擴大世界對歐元的信心; 中國應對危機的表現可圈可點, 并且也嘗試著推動人民幣在結算貨幣以及儲備貨幣等方面的地區化和國際化, 但畢竟起步較晚且受到較為嚴重的制度限制, 要想獲得足夠的國際金融地位, 還需要較長時間的努力。

二、中美歐國際貨幣體系的三邊關系

簡單地說, 國際貨幣體系是指在世界范圍內, 各種國家貨幣之間的關系。在金融危機以前, 三邊貨幣關系的特點是美元無論從儲備貨幣、結算貨幣或是投資貨幣角度衡量, 都是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主導貨幣。歐元不能夠對美元形成真正全球挑戰, 更多的只是一種地區性的貨幣。受希臘等地區內國家的主權信用危機沖擊, 其世界地位甚至更加不穩固。中國人民幣僅僅限于國內使用, 無法對美元或者歐元產生實質影響。二戰后美元一直是最為重要的國際貨幣, 事實上充當了世界基準貨幣的角色。 4! 這種基準貨幣的地位具體體現在以下幾方面。作為一種結算貨幣, 美元在全球外匯交易中, 占據了86% 的份額。 5!在國際貿易中, 美元也是最為主要的結算貨幣。作為一種儲備貨幣, 21 世紀以來的絕大多數年份, 美元在全球儲備貨幣當中的比例在63% 左右甚至以上。除了歐元區的周邊地區之外, 世界主要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貨幣也主要和美元掛鉤。盡管歐洲的經濟總量大于美國, 歐元自出現以來確實也取得了不俗的成果, 但迄今為止歐元在全球范圍內并沒有競爭過美元。與美元相比, 歐元的發展有如下幾點弱勢:有限的經濟增長前景。歐盟的經濟總量略強于美國, 但其經濟增長后勁不足, 總量將會被美國趕上; ∃ 缺乏統一的金融體系, 各國金融體系未能深度融合。倫敦、巴黎和法蘭克福三足鼎立, 都是歐洲重要的金融中心, 卻沒有發展出一個真正的中央銀行;% 歐洲經濟整合尚欠火候, 無法形成真正的整個區域的宏觀經濟政策制定機制;不僅歐洲自身, 其他國家在安全領域也大大需要美國。

金融危機嚴重損害了美國的國際地位, 美國經濟步入了二戰結束以來最為嚴重的一次衰退。為了應對危機, 美國政府大舉借債, 形成屢創紀錄的財政赤字以及負債。如此的債務負擔將使美國經濟的未來競爭力和美國政府的債務償付能力遭受質疑, 這直接影響著基于信心基礎的美元國際地位。此外, 金融危機的爆發還促使世人反思把美元作為全球主要貨幣的風險性。邏輯很簡單, 一方面, 危機肇始于美國, 美元由美聯儲發行而流通于全世界。源于美國的危機會迅速傳導到其他地方, 從而帶來巨大風險。另一方面, 美國可以借助受其控制的美元來轉移危機應對成本, 讓其他國家共同承擔。正是金融危機暴露了美元國際主導地位的潛在危害, 無論是歐洲或者是中國都對美元頗有微辭。歐洲的代表是法國。法國總統薩科奇曾公開明確表示他將尋求創造一個不再僅僅圍繞美元的新國際貨幣體系。而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則發表了∋關于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一文, 直指美元作為全球貨幣的弊端。如果在歐洲和中國的共同作用下, 中國選擇放棄美元轉而支持歐元, 那么美元的國際地位很可能會遭受致命的打擊。然而, 盡管中國期待歐元能夠發揮更大的作用, 但并不認為事實會如此。最近歐元區不少國家的主權信用危機的爆發給歐元的前景蒙上了不小的陰影。同樣重要的是, 考慮到中國當前的外匯資產組合, 中國政府即使有意增加歐元儲備和適度減少美元儲備, 也不希望美元國際地位過度受損。這主要是因為美元在現階段喪失國際地位并不符合中國的根本利益。據統計, 中國當前所持有的美元資產在1. 5 萬億美元左右。美元喪失國際地位意味著其將會大幅貶值, 并因此導致中國所持有的巨額美元資產面臨巨額損失。這顯然不是中國愿意看到的。

中國也抓住金融危機的有利時機, 積極采取措施努力推動人民幣地區化和國際化的進程。這不僅是防范美元或者歐元風險的需要, 也是中國經濟實力上升對本國貨幣提出的必然要求。人民幣地區化和國際化的具體政策主要表現在人民幣的儲備功能和結算功能兩方面。在儲備功能上, 中國央行在金融危機爆發后已經與6 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貨幣互換協議, 總額達到6500 億元人民幣。在結算功能上, 中國政府從2009年初開始在國內部分地區與香港、澳門以及東盟國家之間的貿易往來中試行人民幣結算。盡管人民幣初試身手, 但在現階段其對歐元和美元都不構成實際挑戰。一方面, 人民幣國際化現階段仍處于初始的階段, 無論是規模還是重要性尚不具備和歐元以及美元競爭的實力。另一方面, 人民幣目前仍不可兌換, 資本項目沒有開放, 這極大地約束了人民幣的國際吸引力和競爭力。相比于金融危機以前, 金融危機之后中美歐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互動有了一定程度的改變。對美國而言, 要繼續維護美元的國際地位, 不允許有其他貨幣能對其形成真正挑戰, 其主要關注對象是歐元, 而不是人民幣; 歐洲的利益是進一步推進歐元在本地區與周邊地區的使用, 提高其在國際儲備貨幣中的份額, 并不滿意美元的絕對主導地位; 中國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還會繼續推進, 但在短期內無法對歐元以及美元現有的地位產生真正的實質影響。美歐關系仍是三邊貨幣關系中的最重要雙邊關系, 但中國力量上升的趨勢明顯。中國在現階段的重要性不是體現在人民幣對美元和歐元的直接挑戰, 而是其在理論上可以憑借其巨額外匯儲備和經濟實力作為一個關鍵性的平衡角色, 來改變美歐兩方在貨幣體系中的相對力量。不過, 考慮到中國購買巨額美國國債的事實, 中國在政策選擇上不得不偏好美元, 這形成了天然的中美貨幣同盟, 使得歐元處于不利地位。

三、中美歐國際金融體系的三邊關系

和國際貨幣體系主要著眼于各國貨幣之間的關系不同, 國際金融體系的主要關注對象是國際金融組織,比如IMF、世界銀行和國際清算銀行等。此外, 各國中央銀行、金融業以及在國際金融領域活動的各大私人金融機構也包括在內。在國際金融體系中, 中美歐三邊關系最為集中地體現在IMF 的改革上。金融危機爆發以前, IMF 的改革已經被廣泛討論,并對其改革的必要性有了一定的共識。 13! 金融危機的爆發更加凸現了IMF 改革問題的緊迫性和重要性。作為被賦予監管國際金融體系重大責任的IMF, 它既不能就本次危機的爆發發布及時準確的預警, 也不能在應對危機的初期提供有效的政策建議和資源, 從而客觀上導致了危機的進一步全球蔓延。在這種情況下,改革IMF 的呼聲愈發強烈。所以, 問題不是改或者不改, 而是如何改。美國和歐洲從自身在IMF 已經既有的話語權和影響力出發, 希望采取的是強化IMF 的政策改革路徑。問題在于, 在是否強化IMF 作為全球金融體系更有力的監管者方面, 美歐必須得到其他國家, 尤其是在全球經濟版圖中越來越重要的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支持。為此, 美歐借助各種重要場合, 特別是G20 峰會來實現此政策訴求。在美歐的大力推動下, 以布雷頓森林體系為基礎的現有主要國際金融機構在未來的國際金融體系中將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這一點已經在迄今為止的三次G20 峰會中得到了確認。中國同意加強IMF 的作用當然是有合理條件的,即必須增加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在IMF 中的代表性。所以, 與支持IMF 同時推動的, 還有中國在未來國際金融體系中對更多話語權的追求, 特別是在IMF中的份額提高。增加了中國等國家的IMF 份額, 就必然意味著某些國家在其中份額的減少, 特別是美國和歐洲。在當前的IMF 份額中, 美國和歐洲占據絕對主導地位。按照IMF 的統計, 美國的份額為17. 1% , 歐洲國家的份額累計為32. 4% , 而中國只有3. 7% 。 14!如果說按照GDP 的規模來衡量, 美國在IMF 中的份額比重尚可說大致相等的話, 那么歐洲在IMF 中的份額要大大超過其GDP 的比重, 明顯缺乏合理性。而中國的IMF 份額要顯著低于其GDP, 嚴重不合理。所以在邏輯上, IMF 改革確實也要降低美國和歐洲的份額, 提高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份額。這就涉及了IMF 改革的核心問題􀀂 􀀂 􀀂 份額改革問題。作為既得利益者, 美歐并不情愿放棄這種份額方面的優勢。雖然不情愿, 但中國已經和其他重要新興經濟體聯合起來, 就IMF 份額改革問題表達了態度非常鮮明的立場。在2009 年9 月舉行的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 金磚四國∗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 與會國家提出) 國際金融機構改革對于確保全球經濟穩定和平衡發展至關重要。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而言, 影響兩機構合理性的問題主要是份額和股份的不公平分配。在此情況下, 讓渡部分份額是美歐必需的選擇。對美國而言, 由于根據現有IMF 議事規則, 重大事項必須有85% 以上的投票權方能決策實施, 所以美國必須至少要保有15% 以上的份額才可以繼續維持它的一票否決地位。這意味著它的份額放棄幅度十分有限, 因此美國試圖施壓讓歐洲來承受份額的減少。在G20 匹茲堡峰會召開前, 美國政府曾提出過兩個改革IMF 的具體政策建議。第一, 從發達國家轉移5% 的份額到重要的發展中國家。第二, 把現有IMF 董事會的24 席縮減至2012 年的20 席。無論是上述兩個方案中的任何一個, 都會損害歐洲的利益。 16!為了取得歐洲在份額上

的讓步, 美國認可歐洲提出的對金融機構加強監管的倡議。根據計劃, IMF 份額新一輪改革的結果在2011 年

1 月之前應該會水落石出。若不出意外, 中國以及其他一些新興經濟體份額將會在此次調整中獲得較大幅度的提高。雖然這樣的調整無法根本上挑戰美國的15%否決權以及歐盟作為一個整體在IMF 中的最大份額,但這是一個趨勢, 說明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發展, 中國在未來的國際金融體系中的作用將會越來越大。這是一種機制化的承認。值得注意的是, 在新一輪份額調整中, 雖然單憑中國一國仍然無法調整美國和歐盟的否決地位, 但是如果) 金磚四國∗在份額調整之后的總體份額若能由當前的9. 8% 上升至15% 以上, 并且可以形成某種程度的) 份額聯盟∗, 那么將會改變目前IMF 中只有美國和歐盟才可以對重大事項具有否決權的現狀, 從而改善中國在中美歐三邊在IMF 中的地位。

四、中美歐匯率體系中的三邊關系

匯率體系中的三邊關系是指美元、歐元以及人民幣各自的匯率政策及其之間的匯率關系。嚴格來說,它應該屬于貨幣體系的一個組成領域。但考慮到它的重要性以及議題的相對獨立性, 可以把它列為一種單獨金融關系。在三邊匯率關系中, 最為引人注目的當屬人民幣匯率問題。2001 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后, 其對美出口連年迅速增長, 對美貿易順差也不斷擴大, 受此影響, 美國國內對中國政府人民幣匯率政策的指責開始不斷出現, 認為被人為壓低的人民幣匯率是導致美國對華巨額貿易逆差出現的關鍵原因之一, 因此強烈要求人民幣升值。經過慎重權衡, 中國政府不僅決定在2005 年7 月21 日讓人民幣升值2% , 而且以此為起點, 開始了人民幣緩慢的升值過程。問題在于, 人民幣升值的幅度和速度并不讓美國滿意, 美國國內繼續把其對華貿易逆差視為過低人民幣匯率的結果, 希望中國政府加快人民幣升值的步伐。為此, 美國政府此后仍不時采取多邊、雙邊和單邊的各種措施來繼續壓迫人民幣升值。與美國對華的巨大壓力不同, 歐洲在最初階段并沒有加入共同施壓的陣營。這是因為當時最主要的經貿摩擦是中美摩擦而非中歐摩擦。直到2007 年, 中國對歐盟出口才超過對美出口。 17!但隨著中國對歐出口的逐年增加以及對歐貿易順差的不斷擴大, 歐盟也開始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對華提出要求。可以觀察到的是, 在2006 年舉行的中歐領導人第九次會晤上, 人民幣匯率尚不構成重要議題, 但在2007 年, 歐洲對人民幣匯率形成制度以及人民幣匯率本身的關切便急劇上升。造成態度轉變的關鍵原因在于人民幣對歐元匯率的變化。該年, 人民幣對美元、港幣、英鎊和日元都有不同程度的升值, 升幅分別為6. 83% 、7. 07% 、5. 01%

和2. 37% 。然而, 人民幣對歐元卻有貶值, 貶幅為2. 85% 。在2007 年11 月份, 由于美元大幅度貶值, 人民幣對歐元貶值一度接近7% 。 在歐盟看來, 其對中國貿易逆差急劇增加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為中國政府制定了事實上的人民幣緊盯美元的匯率政策, 由于當時美元對歐元大幅貶值, 變相使得人民幣對歐元也大幅貶值。人民幣對歐元的貶值在阻礙了歐盟產品對華出口的同時, 還增加了中國產品對歐盟的出口, 導致歐盟對華貿易順差急劇擴大。正是基于這種考慮, 歐洲央行行長特里謝曾在2008 年年初表示, ) 人民幣匯率的靈活性得到了提高, 人民幣對美元不斷升值。但同時我們也看到人民幣對歐元出現了貶值。對此, 我們希望人民幣匯率的靈活性能進一步加大, 要加快人民幣升值的步伐。∗ 19!這是歐盟高層在人民幣匯率上發出的清晰信號, 希望人民幣對歐元和美元能夠一視同仁, 放棄只對美元升值、對歐元貶值的策略。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 美歐不僅通過雙邊機制分別對中國施加影響, 而且聯合起來, 希望集兩家之力共同采取措施來塑造人民幣政策。G7 是美歐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對華施壓的主要平臺。自2007 年之后, 美歐在人民幣問題上形成了較為一致的態度, 即要求中國政府加速調整人民幣匯率機制, 使人民幣匯率更具彈性。2007 年2 月10 日在德國埃森落幕的G7 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發表公報中, 甚至公開點名中國, 表示) 對于那些有著巨大且不斷增長的經常帳戶盈余的新興經濟體, 特別是中國來說, 我們希望其有效匯率加大波動, 以促成必要的調整。金融危機爆發后, 一方面由于全球經濟的重點在于應對危機, 人民幣匯率問題在美歐的對外經濟議程中不具備以往那種議題重要性, 另一方面由于在此過程中美國特別需要中國的合作, 而中國擔心人民幣繼續升值會嚴重損害中國經濟, 因此堅決反對在人民幣匯率上做出讓步, 所以美國和歐洲在金融危機期間并沒有把人民幣匯率問題作為對華政策重點。隨著全球經濟逐步走出金融危機, 匯率問題在中美歐三邊金融關系中的重要性和敏感性重新增加。首先, 經濟復蘇前景總體看好, 美歐對中國在宏觀經濟領域的政策需求開始下降, 因此可以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敲打中國。其次, 在金融危機爆發的諸多原因中, 美歐很多專家認定中國政府的人民幣政策要承擔很大一部分責任: 人民幣匯率過低確保了中國出口的優勢, 進而造成相關國家貿易逆差增加, 導致了全球經濟失衡的出現。所以, 要實現全球經濟平衡增長, 避免未來類似危機的爆發, 中國人民幣匯率政策應該要調整。最后, 美國政府出臺的若干經濟刺激方案盡管推動了經濟增長, 但就業率并沒有顯著提高。因此, 美國政府力圖通過推動本國產品出口來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這在政策邏輯上就希望人民幣對美元升值。這意味著中國政府將來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將面臨美歐更加大的壓力。事實上, 進入2010 年以來, 美國政府已經開始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重拾施壓態勢。美國國會也提出了嚴厲的人民幣匯率議案。與反補貼和反傾銷等貿易救濟措施相比, 人民幣匯率的升值顯得一勞永逸。只有在這種人民幣升值、美元相對貶值的匯率變化下, 美國產品才會有機會更為容易和更多地出口到中國。所以, 中國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所面臨的壓力, 將會長期

存在。中美歐三邊在匯率問題上, 人民幣匯率問題貫穿始終。在該領域的三邊關系中, 美歐構成較為一致的利益和政策結盟, 中國是被施壓的第三方, 處于被動和防御的位置, 美歐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進行合作, 期待對中國的人民幣匯率政策產生有實質效果的影響。中國從實際情況和自身利益出發, 在該問題上不會輕易妥協, 還會和歐美兩方進行長時間的博弈。

五、結論

以差異和沖突為顯著特征的三邊金融關系并不是固化的, 而往往以變化著的形式出現。在所有可能引發變化的諸多因素中, 議題的變化最為關鍵。三邊金融關系的利益聚合、聯盟對抗、表現形式和互動方式明顯隨著議題的變化而發生重大變化。在中美歐三邊金融關系的主要領域中, 美歐仍然是其中的主導者, 此兩者的利益、立場和政策能夠更多地塑造某一金融議題的走向。而在美歐雙邊金融關系中, 美國又比歐洲更為強勢。這是因為無論是從貨幣影響力, 還是綜合實力來看, 美國都要超過歐洲。美歐兩國之間雖然有矛盾, 但正常情況下這些矛盾能夠在一定的機制下得到協商和解決。金融危機的出現凸顯了中國的重要性, 中國的相對實力確實在迅速上升, 影響力也在迅速擴大, 甚至在某些領域能夠維護自身利益, 抵制歐美的壓力和訴求。但客觀地說, 無論是與美國或者歐洲相比, 中國在國際金融三邊關系中并不是對等的一員。即便隨著經濟的發展中國的經濟實力和美歐差距越來越縮小, 但在國際金融體系自身運作􀀂 􀀂 􀀂 國際機制由美歐掌握的制度慣性之下, 中國政府把自身的經濟實力轉化為金融影響力還需要一段時間。與中歐金融關系相比, 中國和美國的金融關系要更為密切, 利益也更為攸關。這主要是因為中國在改革開放初期就和美國而非歐洲形成了更為密切的經貿

聯系。美國不僅在很長時間內曾是中國的第一大貿易伙伴, 而且至今仍是中國最大的貿易順差來源國。在一定程度上這種密切的貿易關系引發了密切的金融關系。另外, 在歐元出現以前, 中國的人民幣沒有其他更好的選擇, 只能與美元掛鉤。這種情形延續至今日, 進一步產生了中國大量購買美國國債的金融關系。但是, 隨著中國對美國出口在中國對外貿易中比重的下降, 以及歐盟在中國出口中的比重的增加, 貨幣跟著貿易走, 中國和歐盟的金融關系會比以前更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