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以及建設世界城市的推進催生了諸多公共問題。例如，社會流動性增強。世界城市成為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等要素高度集聚地。外來流動人口的增加，不僅給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帶來壓力，如交通、環境等問題，也給公共安全帶來潛在危機。此外，貧富差距的增大，不僅會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也不利于實現公平競爭和資源的有效配置， 不利于社會健康發展。學者們的研究表明，高等級的世界城市往往是貧富懸殊最大的區域，全球化使財富與權力集聚于這些節點，也帶來了下層低技術、低收入移民的數量不斷增加，同時，就業結構、福利體制的變化，以及世界城市獨特的全球財富分配系統也加劇了這一問題。有學者將世界城市的社會影響與公共治理概括為兩大層面（屠啟宇）：其一，世界城市中的參與與排斥問題。作為全球化產物的世界城市，受全球化進程的支配，其產業體系都經歷了一個從制造業向金融服務業的結構轉化過程，這個轉化又必然會帶來城市社會結構的變化，使城市中各利益群體的社會影響力與社會參與度發生分化，形成了一個二元社會：一邊是全球化進程的參與者（theinsiders），另一邊則是被排斥出這一進程的局外人(theoutsiders)。國際經驗反映，二者的境遇差異往往表現在就業結構、收入結構、社會結構、社區結構、社會參與等方面；其二，世界城市的發展盲區，給公共治理提出緊迫的課題：營造和諧社會、達成社會共識、防止社會排斥現象泛濫、講求平衡的公共投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