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少數民族———蒙古族統一的國家。元代幅員遼闊，國際交往活躍，城市經濟繁榮，蒙漢文化不斷交融，相互影響。這種影響反映在婦女的教育中也是比較典型。本文主要從元代女性受教育的內容，以及受教育的方式探討元代女性的教育問題。

一、教育內容

中國封建社會一直是男尊女卑，女子沒有接受學校教育的權力，但幾乎所有的女子都接受了婦德教育，即三從四德、賢妻良母和禮儀等內容。元代女子也沒能擺脫這一命運。

（一）婦德教育。

元代對女性的教育，首先重視的仍然是婦德教育，“家之興廢，往往系于女德之何如”［1］。除《女教之書》之類的賢行集錦類外，多數仕宦家庭還把一些禮教經典作為重要的學習內容，如《孝經》、《論語》等。仕宦階層尤其重視“女德”的教育，無論是女家擇婿還是男家選婦，女性“通詩書”都是一個非常優越的條件。如張婦，“自劉向、范曄而下，所記烈女事，無所不觀，且雅善鼓琴，喜為詩歌，習之晝夜不倦，如學士大夫。父母以為賢，恒為擇對，不肯嫁凡子”。后見“落落有奇節”的張員，（父）慨然曰：“是可與吾女齊。”［由此可見，元代仕宦階層不但很重視自家女兒的教育，而且要求未來兒媳能知書達理，以期能使家族興旺發達。盡管對女性的各種限制越來越嚴密，“無才便是德”的概念卻似乎并沒有強化。另外，封建家庭主觀上期望女性增進“婦（女）德”的修養與熏陶，同時也在客觀上為女性掌握文字工具，進而打開文化學習的大門提供了機會。

（二）技能教育。

元代平民女子接受的還有百工技藝方面的教育。這種專門的技藝教育，不是為了陶冶情操、培養興趣，而是為了養家糊口。如元代對紡織業做出杰出貢獻的黃道婆，她將海南崖州的植棉、紡織技術帶到內地，使紡織技術有了實質性的改善。從此，棉紡成為農家婦女們重要的家庭技術教育內容。對大多數平民女性來說，紡紗織布可以貼補家用，維持生計，甚至一些女子紡紗織布成為家庭經濟的重要支柱，也是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婦女們的紡織技術通過家庭母教代代相傳，使我國的紡織業從元代開始直至明代中后期，一直非常發達。而江南地區的漢族平民婦女的紡織技巧、女紅素質甚至成了她們社會地位高低、個人終生幸福與否的決定條件。女子學習“女工”是最基本的生存技能教育。仕宦之家的女子還可以學習書畫、琴藝的技能，當然那是一種奢侈行為。以元著名文人趙孟?的夫人管道升為例，她受家庭熏陶與丈夫的影響，不僅長于詩文，還精于書法，尤工畫竹。其姐管道杲說：“夫婦人之事，箕帚中饋刺繡之外，無余事矣。而吾妹則無所不能，得非所謂女丈夫乎?”［3］與一般家庭生產技藝傳承及仕宦階層禮樂培養不同，南方有些家庭對其女兒琴藝、歌舞的培養是著眼于“養女蓄利”，女子長大后多充當職業歌姬或媚富求財，甚至典質于人。如浙江長興“民俗生女則教琴筑歌舞，長利計色，事人取貨。歲滿，則質他室”。［4］元時由于城市的興盛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城市娛樂業對女性的需求增加，再加上“北人酷愛江南技藝之人”［5］的社會風氣，更加刺激了浙江“養女蓄利”的俗尚，個別利欲熏心者“以利誘民家女子，教之歌舞”，以此作為賄賂權貴的資本。［6］總之，元代婦女所接受的教育內容主要的還是三從四德的傳統教育，當然也有一些百工方面的技藝，但那也是為補貼家用，維持生計。

二、教育方式

（一）請師學習。

元代時一些條件比較好的家庭，往往會請有“德行”的女性充當女兒的家庭教師，傳授比較系統的家庭教育。如元宣徽院制使賈公夫人毛氏，曾為武宗皇后女師，“以姆教相之，故恩寵尤異，封絳國夫人”。［7］

（二）拜師求藝。

與文化禮教的傳承不同，技藝類學習往往需要跟從專門的師傅、教師訓練學習。如歌舞、雜技、雜劇等。如教藝妓歌舞的教師也被稱為秋娘，“秋娘教歌舞，聲價傾新豐”。［8］說明由秋娘調教出來的藝妓身價頗高。

（三）家庭教育。

與前幾種方式相比，最常見的教育形式還是家庭的教育與熏陶。元代官學禁止女子入校，家庭便成為女子受教育的主要場所，她們主要是受其父母、兄弟或丈夫知識的熏陶，再加上自身的天賦和勤奮自學獲得一定的知識。這種形式的教育往往要求父母等具有一定的知識水平，所以一般適用于有一定文化背景的家庭。如“學士大夫”的徐氏，便是受父所學。其父徐勉之曾是前朝進士，以文學名于世。［9］一些女性甚至是在兒子的瑯瑯讀書聲中逐步識文斷字的。如劉氏“未嘗入學，子長出外就傅，歸，必聽其課誦，因問以書，遂能通文理，識字畫”。［10］盡管大多數女性的家庭教育只是停留在讀書識字的初級階段，但客觀上也為女性提供了接受知識傳承的手段與機會。

（四）寺院廟學。

元代雖然學校對女子是禁止的，但宗教廟宇對男女是同樣開放的，女性可以參加佛教、道教等各類宗教活動。如佛教僧徒為了爭取民眾，往往利用寺院向世俗民眾舉辦俗講教育，宣教弘法。為擴大宣傳教育效果，佛教僧徒往往在宣講中摻雜一些生動有趣的故事，借以傳播佛法無邊、因果報應的宿命思想，也包括一些粗淺的文化知識。在僧侶通俗布道中，文化知識隨同佛道教思想一起滲透在民間女子的意識中。

元代后，隨著理學思想影響的日益深入，特別是明代“女子無才便是德”思想的興起，女性教育步履維艱，如明溫氏在《溫氏母訓》中說：“婦女只許粗識柴米魚肉數百字，多識字無益反有損也。”［11］清代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如清人鄭觀應在評論當時的社會風氣時也說：朝野上下拘于“女子無才便是德”的俗諺，多不讓女子就學。［12］女性受正常的文化教育的權利和機會喪失殆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