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教育的核心就是對法律人才的培養，就是整個法律人培養的教育教學理念與方法。［1］

高師院校法學專業教育能不能適應高等教育發展的要求，辦出自己的特色，重要的一點是要看是否有面向社會發展的辦學理念，準確的人才培養目標定位，創新的人才培養模式。我國的法學教育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有關人才的知識結構、實際能力等方面都有了較高的要求，科技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也不斷影響法學教育。作為高等教育的重要陣地的高師院校在培養法學人才方面起著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因為在尚未有完善的司法人才選用制度、法律職業相關制度的背景下，高師院校法學教育不僅要為我國立法、司法和法律服務等法律部門提供法律人才來源，而且要為社會進步和國家建設培養多方面、多途徑的法律教育人才，以適應《中國法學教育研究報告》所指出的培養“適應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寬口徑、厚基礎、高素質、強能力的法律專門人才”的目標。當前，法學教育在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中具有基礎性、全局性和先導性的戰略地位，再加上法學學科的實踐性、社會性等應用型特征，決定了高師院校法學教育必須樹立創新的辦學理念、創新的培養目標以及創新的辦學模式，以滿足建設法治國家對法律人才在知識、素養和能力上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

一、辦學理念創新:面向社會發展

辦學理念是對“辦怎樣的學，怎樣辦學”的深層次思考的結晶。辦學理念作為一所高校辦學的總體指導思想，對培養目標和辦學模式具有先導性作用。

隨著我國社會的轉型以及高等教育的跨越式發展，高校法學教育也蓬勃發展，除專門的政法院校和綜合性大學法學院之外，理工科、醫科、農林、水利、財經和師范院校也大都辦有法學院系。法學專業招生規模不斷擴大，法學院系不斷遞增。據《中國法治發展報告NO．7(2009)》所示:目前，全國共設立法學院系600余所，改革開放30年增長了100多倍;法學本科在校生30萬左右，法律專科在校生達22萬多人，30年增長了200多倍;在校法學碩士研究生達6萬多人，30年增長了260多倍;法學博士在校生8000余人。在如此的背景下，高師院校為了拓寬生存和發展空間，也積極申辦法學等非師范類專業。面對這樣的形勢，面對社會和大學教育的轉型，高師院校法學專業教育的辦學理念必須與時俱進，面向社會發展，方能謀取足夠的生存和發展空間。

面向社會發展和以市場為導向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在筆者看來，人才培養強調市場需求是必要的，但簡單地過度地強調以市場為導向的辦學理念，則極具功利性，是一種短期行為。雖然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具有一定的優勢，但其盲目性和滯后性亦不容忽視。市場需要什么樣的人才，高校即完全培養適應市場需要的人才，這一方面容易造成人才的過度培養和教育資源的浪費;另一方面市場對于適應社會長遠發展所必須的人才卻難以顧及。例如，隨著我國加入WTO，涉外訴訟與日俱增，然而在中國大陸熟悉WTO規則和精通外語的法律人才卻少之又少，這已成為制約中國企業勝訴的瓶頸。從中國申請復關到入世的十多年，中國大陸法學教育未能培養適應中國加入WTO后所需的法律人才與高校的辦學理念不無關聯。簡而言之，缺乏前瞻性和可預見性是我國高等院校法學教育辦學理念的通病，這也說明了以過度強調以市場為導向的辦學理念有其致命的不足。面向社會發展的辦學理念不光要著眼于短期，也要放眼于長遠。它是對以市場為導向的辦學理念的一種升華，在某種程度上也能避免以市場為導向的辦學理念的缺陷。因為，根據面向社會發展的辦學理念，高等院校法學教育不光要培養適應市場需要的高素質復合型法律人才，還要培養適應未來社會發展所需要的復合型儲備性法律人才，所謂一身兼二任焉。在此，所謂復合型儲備性法律人才，顧名思義兼具兩種屬性。復合型即是市場所需要的法律人才，儲備性則是能適應未來社會發展之急需的法律人才，儲備性并不意味著是浪費法律人才資源。總之，復合型儲備性法律人才不僅能契合市場需要，也能適合未來社會發展的需要。高師院校法學專業要想在激烈的法學教育競爭中立于不敗之地，必須認清時發表展的趨勢，利用自身的優勢辦出自己的特色;必須以面向社會發展的辦學理念為指導，在培養目標和辦學模式上有所創新。這是迎接和應對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和必然趨勢，也是高師院校法學教育的必然選擇。

二、培養目標創新:具有高師特色的綜合性人才

培養目標是基于培養什么樣的人才的一種價值取向，一個科學可行適應社會發展的培養目標能增強人才培養行為的自覺性和目的性，培養目標的設定不光要立足現實，更要放眼長遠。在當下中國大陸，法學教育事實上已經走上了大眾化的路徑，但是法學教育培養目標作為一種價值取向必須且理應具有戰略性、長期性和前瞻性。這就要求我們運用保守性和逆向性思維，以目標來審視、檢驗和評判現實。關于我國法學教育的培養目標，學界向來有“精英教育說”、“通識教育說”、“職業教育說”和“學歷教育說”的爭論，但在培養復合型和應用型法律人才方面基本已達成共識。然而在爭論和共識之虞，我國法學專業畢業生的就業率低是不爭的事實。

這與“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所需要的大量復合型法律人才形成鮮明的對比，“只要法治是一門技術，同時也是治國的藝術，則它的專業性、專門性和綜合性就只有相關的精英才能勝任。”［2］6只要有構建法治國家的欲求，法學教育培養專業性、專門性和綜合性法律人才的目標定位就不能隨著我國高等法學教育步入大眾化而弱化。從某種意義上說，大眾化和精英化并非不能找到均衡點，我們可以換一種角度和思維來理解:即大眾化針對法學教育的招生規模，精英化則針對法學教育的培養目標。

就當前我國法學教育問題來說，大眾化導致了師資的嚴重不足、法律圖書館資源的緊缺，從而影響了精英化的培養目標的實現。但是在主客觀條件具備的情況下，實現精英化的培養目標絕非天方夜譚。大眾化和精英化是一種既對立又統一的關系。所幸的是，有論者已經提出了在民主化的時代下，精英與大眾、精英教育與大眾教育這些提法本身的正當性或合法性的論題，［3］28這個論題值得學界深入思考和研究。